◎原文刊於《兩岸犇報》第146期，2017年3月29日發行

陳明忠（1929-2019）2017年在台北參加「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親歷者座談會。

犇報：解嚴30年來，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和討論雖然不再有禁忌，但卻存在著許多「政治誤區」，亟待澄清。一般來說，綠營的支持者都傾向認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官逼民反」，是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對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殺」，因此將「二二八」定性為「台獨建國運動」的開始。

您作為「二二八」人民起義的歷史見證者，特別是謝雪紅二七部隊武裝鬥爭少數目前還在世的親身參與者，我們想聽聽您對上述說法的評價。

陳明忠：一般的說法，「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官逼民反」，我不太贊成這個說法。我們是因為不滿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貪污、無能和普遍存在的族群優越感，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台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但他並沒有逼你！主要是對腐敗和無能的不滿。我們是反對腐敗，反對貪污，反對專制政府，覺得那不是兵，是土匪，我們討厭的是國民黨竟然比日本還不如。

當時台灣人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對祖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不是很瞭解，由於期待過高，所以產生極大的落差。行政長官制度確實有很多疏失，加上接收官員腐敗，軍紀欠佳，對本省人的參政待遇也不公平，同時為了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的管制政策造成百業蕭條、物價飛漲和失業嚴重的問題，導致台灣人對祖國的態度，從期待、失望到憤怒，認為祖國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

其實，當時台灣人的遭遇，跟抗戰後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的接管工作大同小異，只是台灣人受到異族統治50年，不了解當時的祖國是什麼一個樣子。更由於受到日本的壓迫，對祖國的期待就特別大，反差就越大。當時，我們透過大陸來的雜誌如《觀察》等刊物知道︰國民黨的接收人員不僅對台灣如此，對其他包括東北在內的淪陷區的人民也都是如此的，他們把曾經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都當成漢奸，不分官方的或民方的財產，拚命接收，因此人民把這些貪婪、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的行為謔稱為「五子登科」。這不是台灣個別的現象，我們認為「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只不過因為當官的大多是外省人，所以才被扭曲為省籍矛盾。

我認為，「二二八」之所以發生，主要是與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存在著差距有關。當時台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有了初步的法制建設，相對而言，大陸還停留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衝突。我們想想，國民黨接收官員為什麼貪污？主要是中國太落後，太貧窮，見到什麼都想要。但是中國為什麼會落後貧窮？是因為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外患使然，主要還是日本侵略。現在很多人在說要「轉型正義」，要鬥爭國民黨，應該要考慮當時的中國為什麼會那麼慘，那麼腐化？那些兵看起來像土匪，是因為太窮。為什麼會窮？就是因為內亂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帳，日本也有責任，他們不找日本，只會追究國民黨。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是當年將事件廣播出去的地方。

二戰後，因為戰敗而遭到接收的地區與國家不在少數，而在台灣或是大陸其他比較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類似國民黨這種「劫收大員」的行徑也絕非特例。像日本戰敗後，美軍派員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與國民黨軍隊同樣的行徑，甚至強姦婦女揚長而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什麼在日本不會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而在台灣卻是一發不可收拾。主要是兩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樣：就台灣人而言，以為日本戰敗，就可以揚眉吐氣，不需再做異國奴；反之，日本人則早有做「亡國奴」的心理準備，只能逆來順受。

更重要的是，相較之下，大陸內地的社經、文化水平和台灣還有所差距，但美國則是遠遠高於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軍的裝備、武器和服裝…等等都優於日本，自然對美軍產生好感，甚至進一步產生自卑感，開始崇拜美國文化。同時，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優於日本，美軍接收日本之後，也沒有什麼強奪強取豪奪的事情發生。再加上，韓戰爆發，美國的東亞戰略轉移，不但強迫各國放棄對日本的實物補償，還大力援助日本振興計劃，日本人普遍對美國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會發生類似二二八事件。

反觀台灣人，由於對國民黨、國軍和外省人的惡劣印象，加上人為的政治打造，進而變成省籍對立的情緒，形成今日難解的仇視中國情結。所以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來自於台灣與內地接收官員、軍隊在文化和社經發展階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釋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始點，其實是經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單單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還爭論不休。根據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統計，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不到一千人，而且當中還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另外，用最寬鬆的標準，出面領取補償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然而在民間被打造出來的集體記憶裡，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高達數萬人，甚至是數十萬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醫之後，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國演講，報告了上述的數字，就被海外台獨人是罵我沒有良心，說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萬人。我就告訴他，光復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萬，難道是全殺光了，還到外縣市拉15萬人來殺？歷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見一斑。

四川人黃榮燦的版畫《恐怖的檢查》發表在上海的報紙上，向民眾揭露國民黨在台灣的罪行，卻成為台獨論者「外省人殺本省人」的罪證。

犇報：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定性，還有另一個說法，主要是泛藍學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官逼民反」，其實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台灣人，因為不要大陸來統治，利用二二八來造反，殺外省人，最後才造成國民黨對他的鎮壓。這種「皇民造反論」，近年來隨著民進黨二度執政所產生的焦慮感，表現得非常高亢。

陳明忠：首先我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台灣人，並不是同「質」的。台灣人當中，有欺負人的，也有被欺負的人；有富人，也有窮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台灣人分為「有財有權」、「有財無權」和「無財無權」的三種。這三種人之間，由於利害關係不同，互相之間並不是和諧的，甚至有時候還是相當敵對的。也由於有這種利害關係的不同，同樣是台灣人，對光復的反應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據時代屬於「有財有權」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為貴族院議員的許丙、簡朗山等人自然反對光復，因此他們和日本軍官勾結，搞台灣獨立。

又如林獻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紳，本來是屬於「有財無權」的人。他們為了爭取分享政「權」而抗日，組織文化協會。但後來受到「無財無權」的中下層台灣人的要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壓力之後，逐漸走向妥協之路，在「地方自治聯盟」時期已顯然變質，最後在日據時代後期則積極參與「皇民化運動」。所以這些人對光復是心存觀望的，看看是否能夠光復後得到利益。

至於「無財無權」的大多數台灣人民，則因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壓，因此這些人是絕對歡迎光復的。所以，整體看來，台灣人民因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對光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

台灣光復初期，確實有一批「有財無權」的地主士紳對陳儀非常不滿，但是並沒有參加活動。日本宣布投降之後，陳炘與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蔡培火及蘇維梁赴南京參加受降典禮，在大陸地區見識到江浙財團及國民黨官僚對當地的橫徵暴斂，回台之後決定要接收日產（主要是糖業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紳募資5000萬元成立「大公企業公司」，規定1人10股。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一年，台灣的報紙已經開始報導光復後社會混亂的情況。

台糖是賺錢的公司，每個人都想投資，以我們岡山來說，很多人賣掉二層樓房參加集資。問題是，陳儀怎麼會賣呢？陳儀的思想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他有點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一定要收歸國有。錢是收了，兩三年後錢也有還你，但還你多少？一棟樓房還你一條毛巾。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炘雖曾短暫的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因為身患瘧疾而無法參加開會，但在3月11日晚上，陳儀以約見陳炘為由將他逮捕，從此以後便下落不明。

總的來說，二二八事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悲情，而是台灣人民繼承日據時期「抗暴、回歸祖國」愛國主義傳統的表現，許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據時期參加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和30年代以後的赤色救援會的積極分子。皇民化份子基本上沒有參加，甚至還在旁邊看好戲，嘲笑統左派說「你看，這就是你們熱烈迎接的祖國！」

舉例來說，日本戰敗投降，我從高雄回到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讀書。當時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風琴在教民眾唱國歌（中華民國）、教國語。當時我很感動，覺得他們很進步。二二八的時候，我到埔里參加武裝起義，看到這些人竟然都圍在謝雪紅身邊，聽謝雪紅指揮。再經過兩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獄，在保安司令部軍事看守所我又見到他們，看到他們被槍決的最後一幕。現在台獨起來，和二二八沒有直接關係，參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時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時代反日的都對祖國嚮往的，看到這種腐敗轉成絕望，才會想要把這種腐敗的政府推翻，才會參加共產黨。後來這些人都死了，但日本時代的三腳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沒事，因為他們都沒參加。他們還冷笑著，覺得你們希望的祖國就是這樣。

1944年謝雪紅攝於台中「三美堂」前。

另外，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確實也有些地痞流氓和從南洋復員回來的高砂義勇隊日本軍夫藉機鬧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贏的時候就說有很多人，輸的時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會館的時候，據說有兩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烏牛欄橋戰役的時候，就剩下一兩百人而已。剩下的都是什麼人？當時留在謝雪紅身邊的都是共產黨員，像後來跑到大陸去的、台中商業學校的何其懷，他是陳文茜的七舅公。還有武裝基地第三隊隊長，台中師範學校的呂煥章。還有就是嘉義自治聯軍的那些人，張志忠是省工委會武工部部長，簡吉是政委。二二八事件後，很多共產黨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復前很多鄉長鎮長都是反日的，都是農民組合或是文化協會的成員，像率領民眾進攻埔心機場奪取槍械彈藥的蘆竹鄉（今路竹鄉）鄉長林元枝。還有後來和黃順興一起去大陸的陳逸松（當過第一屆台北市議員）和王世堅的外公，嘉義朴子的張榮宗等等，都是日據時代赤色救援會成員。

日據時期反日的人，因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復後很多都當鄉長。這些人在二二八的時候參加起義，二二八之後都變成共產黨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都被消滅了。所以，所謂的「皇民造反論」是毫無根據的。日本總督後藤新平說：「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也確實是這樣的。他們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過因為抗日的左派幾乎在白色恐怖時期都被肅清，現在就輪到他們發言。很多人在參加二二八之後變成共產黨，共產黨被消滅之後，換三腳仔起來，當日本的代理商，成為日後黨外民主運動的主流。所以整個歷史的解釋是錯的，因為參加的這些人都已經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所以他們會說日本有多好。（未完）

◎採訪｜陳福裕
◎錄音整理｜史學敏

二二八親歷者證言：專訪陳明忠（上）
二二八親歷者證言：專訪陳明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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