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第三條道路──東盟如何在大國競爭中生存和發展|海外通訊
本文闡述東南亞這個世界上文明交彙最複雜的地區,如何在中美兩大國激烈競爭中生存和發展,東盟所走的第三條道路對全球南方所帶來的啟迪。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高級研究員馬凱碩,由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摘譯。
【摘譯編按】
曾任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輪值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教授繼2017年出版《東盟奇蹟—和平的催化劑》(The ASEAN Miracle—A Catalyst for Peace)之後,又在2023年3/4月份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發表題為《亞洲的第三條道路—東盟如何在大國競爭中生存和發展》(Asia’s Third Way—How ASEAN Survives-and Thrives-Amid Great-Power Competition)一文,闡述東南亞這個世界上文明交彙最複雜的地區,如何在中美兩大國激烈競爭中生存和發展,東盟所走的第三條道路對全球南方所帶來的啟迪。現摘譯如下,以饗讀者。(犇報注:本文小標為犇報所編)
亞洲的第三條道路──東盟如何在大國競爭中生存和發展
◎作者|馬凱碩;◎摘譯|花俊雄
30年前,許多分析家認為亞洲終必發生衝突。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事務教授亞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認為亞洲比歐洲更可能成為「大國的格鬥場」,他預言長期來講,「歐洲的過去就是亞洲的未來」,但現今亞洲已經享有50年的相對和平,而歐洲則戰火重燃。儘管存在顯著的種族和宗教多樣性,但亞洲保持非常和平,避免發生國家間衝突。
過去20年來美國人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萎靡不振,而東南亞人民卻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從2010年至2020年,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總的GDP達3兆美元,而歐盟總的GDP達15兆美元,但東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卻超過歐盟。
亞洲這段特殊的增長與和諧的時期並非歷史的偶然,這主要歸因於東盟基於務實和包容的文化建立了一個區域合作秩序。該秩序彌合了該地區深刻的政治分歧,並使得大多數東南亞國家聚焦經濟增長和發展。自相矛盾的是東盟的最大優勢在於其相對的弱小和異質性。這確保沒有任何國家將其視為威脅。
東盟管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細致而務實的方法,越來越多地被視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榜樣。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口居住在全球南方,其中大多數的政府主要關注的是經濟發展,它們不希望在北京和華盛頓競爭之間選邊站。中國已經深入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如果美國想保持和深化與這些地區國家的關係,它應該學習東盟的成功故事。與旨在將世界劃分為對立陣營的零和作法相比,全球南方將熱烈接受一種超越政治分歧並願意與所有人合作的務實、積極作法。
和平與務實
1967年在美國大力支持下建立的東盟,最初被中國和蘇聯視為是美國新帝國主義的產物。但是,最近幾十年來,隨著中國開放其龐大的經濟,北京已經融入整個區域。2002年東盟與中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導致貿易急劇擴張。2000年東盟與中國的貿易僅有290億美元,約等於美國與該區域貿易的四分之一。但到2021年東盟與中國的貿易擴展到6690億美元,而與美國的貿易僅增加到3640億美元。
與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幫助推動了東盟的經濟崛起。2000年區域總的GDP僅有6200億美元,是日本的八分之一。但是到2021年GDP總額達到3兆美元,而日本則為5兆美元。預計到2030年東盟的經濟將大於日本。居住在東盟的6.8億人口與中國的14億人口之間更緊密的經濟聯繫,給東盟帶來了極大的益處。2022年1月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在未來10年可能會刺激經濟增長更顯著的躍升。
儘管與中國培養更密切的關係,但是東盟也決心與美國保持相等的密切聯繫,因此美國對華政策不免會影響到東盟與中國的關係。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不斷地攪局,特別是挑撥離間東盟的四個南海聲索國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經常挑事,但是由於中國的克制以及這幾個國家仍然願意增進它們與中國的經濟接觸,美國無法煽起重大的衝突。
同樣,在美國圍剿華為的行動上,東盟各國也沒有一致響應,而是根據各國自身的利益採取不同的立場。印尼和菲律賓與華為簽約建立5G網絡,而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則否。
美國也同樣堅決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但是這種舉動基本上失敗了:東盟10個國家都參與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各種項目,該地區作為一個整體一直是最能接受中國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的地區之一。截至2020年,東盟各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至少啟動了53個項目。寮國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是,多虧了「一帶一路倡議」它現在擁有高速列車連接首都萬象(犇報注:台灣稱「永珍」)到中國雲南省的昆明。印尼也向中國求助建造從雅加達到萬隆的高鐵。美國根本沒有提出取代「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行方案,因此選擇接受中國的倡議而不顧美國的反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全球南方國家的領頭羊
東盟管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方法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隨著中國深化與全球南方各國的貿易和發展關係,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採取類似的務實方式來平衡北京和華盛頓的憂慮。許多發展中國家尊重和讚揚東盟的成就並且以該區域的經驗為指導。
像在東南亞那樣,中國與非洲建立了更深層次的經濟關係。西方國家,包括美國,都警告非洲各國政府要小心中國人的剝削,但是這樣的告誡遭到質疑,尤其是因為西方有長期剝削非洲的痛苦紀錄。此外,經驗證據表明,中國的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並在就業機會稀缺的非洲大陸上創造了新的工作崗位。
自2000年以來,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年增長率達到25%。在2017年至2020年之間,中國投資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任何其他一個外國投資來源,並且占非洲流入資金的20%。中國的公司並不像一些批評者說的那樣只雇傭自己的人。在中國人的公司,非洲雇員平均占到全部勞動力的70%到95%。
相比之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提供的大多是空洞的承諾,並且無所作為。在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在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落後於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約一半左右,並且美國給非洲大陸的發展援助,像西方一般的許多援助那樣,大部分最終都落到西方的顧問和公司手中。美國的發展援助越來越小氣也越來越輕蔑,同時,中國已雙腳踏入全球公共產品博弈。
關於氣候變化、腐敗和人權的虛偽說教也損害了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地位。美國和許多歐洲大國長期以來一直就轉移石化燃料對非洲人說教,但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因為他們需要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氣,這種說教戛然而止。對比之下,中國就沒有擺出高姿態的說教,中國提供的援助和投資都沒有西方的援助那樣附加許多繁重的條件。2022年1月,肯尼亞總統烏胡魯·肯雅塔(Uhuru Kenyatta)說:「我們與中國的伙伴關係不是基於中國告訴我們該做什麼的那種關係。這是朋友的伙伴關係,共同努力實現肯尼亞的社會經濟議程……我們不需要關於我們需要什麼的說教,我們需要合作伙伴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要求」
中國在深化與拉丁美洲的關係方面,也取得了類似的成功。2002年至2019年之間,中國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貿易總額從180億美元增加到超過3150億美元。到2021年,中國與該區域的貿易將上升到4480億美元。這個數額仍然少於美國與拉丁美洲貿易的一半,但是,美國與拉丁美洲的貿易71%是與墨西哥的貿易,在該區域的其他地方,中國的貿易超過美國約730億美元。
中國與拉丁美洲最大的經濟體巴西的貿易增長特別引人注目。2000年巴西出口到中國每年約10億美元。現在巴西出口到中國的貨物和服務每四天就達到10億美元。這種增長發生在賈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總統任內,他與川普的關係遠超過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使在川普與博爾索納羅任期重疊的兩年期間,巴西也繼續深化其與中國的經濟一體化,這顯示了像東盟那樣的務實文化在巴西利亞站穩腳跟。
海灣是中國正在取得進展的另一個區域。傳統上,海灣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向美國尋求保護。但是與美國密切的政治和安全聯繫,並沒有阻止海灣各國深化它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2000年,海灣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與中國的貿易僅約200億美元以下。到2020年,增長到1610億美元,中國已經取代歐盟成為海合會最大的貿易伙伴。同一時期,美國與海合會的貿易僅有些微的增長,從近400億美元增加到490億美元。2021年,海合會與中國的貿易達到1800億美元,超過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總和。
海合會國家擁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它們決定在哪裡投資並不是出於對政治的考慮或友誼的概念,而是出於哪個區域可能獲得最大的增長的冷靜算計。2000年,海合會的主權財富基金幾乎完全投資在西方。該年海合會各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只有少於0.1%投資到中國。但是,到2020年,大多數海合會主權財富基金都大大加強它們對中國的投資,但是準確的投資數額並不知道,因為這些基金大多數都不公開他們的持股。
槍炮與牛油
鑒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開始採用東盟的作法來管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華盛頓最好學習東盟的經驗。東盟用來平衡中國和美國(以及其他大國如印度、日本和歐盟)的關切和敏感性的戰略,也可以使得全球南方其他國家這樣做。中國已將在追求進一步深化與整個發展中世界的貿易和投資關係。美國必須決定是務實地與這些區域打交道,還是繼續以零和博弈方式與中國競爭並冒著將它們趕走的風險。
更務實的美國作法會是什麼樣子?考慮在與東盟及推而廣之與全球南方其他國家打交道時要遵循的三條簡單規則。第一是不要要求任何國家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選邊站。這是有實際原因的:與中國相比,美國對東盟無能為力。財政緊張和國會對擴大對外援助的抵制,意味著華盛頓只提供了北京向該區域提供的援助的一小部分。例如在2022年5月美國-東盟峰會上,拜登只承諾在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安全、防疫和其他方面花費1.5億美元。與中國相比,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11月承諾在未來的三年,提供15億美元幫助東盟各國抗疫和經濟重建。
在國防和武器銷售這些方面,華盛頓的確可以提供更多的幫助。但是,太依賴軍事而非民間合作的結果可能傷害華盛頓。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保羅·哈恩勒(Paul Haenle)對《金融時報》說的,「風險在於,該區域的選擇變成是美國帶著槍炮和彈藥來到談判桌前,而中國則處理麵包和牛油的貿易和經濟問題。」如果將華盛頓與槍炮聯想在一起,而將北京與牛油聯想在一起,那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對於全球南方的大多數人來說,首要任務是經濟發展。
美國對抗中國在全球南方影響力的任何努力注定將遭到失敗。
這有充分的理由。我於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新加坡成長,那時新加坡的人均收入與加納一樣低,我明白貧窮會在心理上使人衰弱。我也明白,一個貧窮國家的人民在體驗到發展成功時心理上是如何的振奮。在我家購買了抽水馬桶、電冰箱和黑白電視時,我能感覺到我的生活品質獲得改善的喜悅。
這就是為何美國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錯誤的。西方國家政府和媒體將「一帶一路倡議」描繪成誘使各國陷入債務陷阱外交的一個惡毒計劃。但是聯合國193個成員國有140個否決了這種解釋,並且簽署協定加入「一帶一路倡議」。許多人從中獲得的好處凸顯了要求各國選邊站隊的愚蠢行為。
第二條規則就是避免對各國的國內政治制度做出判斷。東盟證明了為什麼這條規則很重要。東盟的10個成員國包括民主體制、專制體制、共產主義政權和一個絕對王權體制。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權體制更是多種多樣。因此,拜登決定將世界政治定義為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的鬥爭是錯誤的。實際上,拜登了解世界是更複雜的,這就是為何2022年7月他去中東會見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儘管他之前稱沙烏地阿拉伯為「賤民」。
通過按政權類型瓜分世界,華盛頓只是在暴露自己的雙重標準,同時許多其他國家的政治判斷正變得更加成熟和微妙。
與東盟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打交道的第三條規則就是,願意與任何國家合作應對諸如氣候變化等共同的全球挑戰。即使華盛頓對於北京日益增長的全球經濟影響力感到不安,它也應該接受中國崛起,作為清潔能源和可再生技術的領導者。中國是溫室氣體最大的排放者,並且今日仍然是煤炭的最大使用者,但是,它在綠色技術的投資對於對抗氣候變遷至關重要。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和消費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和電動汽車電池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簡而言之,如果沒有中國及其全球經濟伙伴的參與就不可能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行計劃。
中國的投資對於其他國家在滿足它們的發展和基礎設施需求時,同時能夠履行它們的氣候義務方面至關重要。中國進出口銀行為全世界主要的太陽能和風力項目,提供資金,其中包括在阿根廷胡胡伊的拉丁美洲最大太陽能發電廠,以及智利科金博的大型風力發電廠。中國也採取各種步驟使「一帶一路倡議」對氣候變化更有利。
簡而言之,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至少應該私下承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在解決共同的全球問題方面可能是一項資產。此外,通過美國和中國更進一步的合作,可能能夠更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減貧和抗疫。然而,這種合作將仍然是難以捉摸的,除非華盛頓停止視任何中國的得是它的失,反之亦然。
這三條規則反映了美國必須適應的新興現實: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成熟,更能夠做出自主的決定。美國犯了一個大錯,就是硬用二分法框定世界,如善良對罪惡、民主對專制。如果華盛頓只能與志同道合的政府有效合作,它將被全球南方拒之門外,全球南方的多數人對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很清楚都願意與中國合作。因此,美國為削減或對抗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所採取的任何舉措,注定終將失敗。美國應該停止試圖切斷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並且開始嘗試確定兩個大國可以合作的領域。至於希望與北京和華盛頓合作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應該向東盟尋求指引。東盟務實平衡的行為或類似的做法,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未來必須效仿的。
◎作者|馬凱碩(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高級研究員)
◎摘譯|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本文摘譯自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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