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在本文指出，近段時間，一些美西方政客、媒體和智庫約好似的，齊聲合唱「中國經濟崩潰論」。歸結起來，這些文章都表示，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地緣政治動蕩及美國對華科技打壓等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未來也難以超越美國。

改革開放45年的發展歷史證明，中國經濟發展不僅從未受「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干擾，而且巧妙地將其轉變為自我糾錯的動力，如今的中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對外開放；擁有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具有超大規模市場需求；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日新月異；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

「中國崩潰論」屢唱屢敗的原因是：第一，鼓吹者內心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期待以此動搖全球對中國的信心；第二，美西方固有的偏見相信中國會步蘇聯後塵，分崩離析；第三，缺乏對中國真實情況的了解，無法以宏觀、哲學與歷史的視野認識中國崛起的必然性。

歸根結柢，唱衰中國的「經濟崩潰論」對美西方的政客、智庫、媒體而言，是政治正確的「認知戰」，與經濟無涉，所以儘管他們的調子失準，他們仍然樂此不疲。

圖源：網路圖片

屢唱屢敗的「中國經濟崩潰論」沉渣再度泛起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近段時間，一些美西方政客、媒體和智庫跟約好似的，齊聲合唱「中國經濟崩潰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和英國《經濟學人》周刊（The Economist）。

《外交事務》2023年9／10月和11／12月兩期連續刊載兩篇文章，其一是〈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北京的困境如何成為華盛頓的機遇〉（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How Beijing’s Struggles Could Be an Opportunity for Washington），作者為「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亞當·波森（Adam S. Posen）；其二是〈誰殺死了中國經濟？—有爭議的停滯原因〉（Who Killed the Chinese Economy? — The Contested Causes of Stagnation），作者為「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劉宗元（Zongyuan Zoe Li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資深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亞當·波森。

2023年5月13-19日的《經濟學人》周刊以巨龍為封面，標題驚呼「中國經濟見頂了！」（Peak China?），這不是該雜誌第一次以巨龍為封面，唱衰中國，2002年6月15日那一期特別增刊也是以巨龍為封面，標題是「喘不過氣來的中國龍」（Out of Puff — A Survey of China）。

2023年5月13-19日的《經濟學人》封面

《經濟學人》2002年6月15日該期封面，標題是「喘不過氣來的中國龍」。圖源：經濟學人

媒體方面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為例，其中文官網推出「中國經濟放緩」專題欄目，從2023年8月至2024年元旦，已發表160餘篇文章，包括〈中國40年經濟繁榮落幕，接下來會怎樣？〉、〈中國青年就業市場宛如夢魘，國家面貌正在改變〉、〈中國經濟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中國經濟惡化背後根源：民眾對政府政策沒有信心〉等在海內外輿論引起共振。

歸結起來，這些文章都表示，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地緣政治動蕩及美國對華科技打壓等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未來也難以超越美國。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確實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2023年7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將之概括為：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外部環境複雜嚴峻。會議還作出總體判斷，認為「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後，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在這個過程中難免出現的波浪和曲折，可能會讓中國這艘經濟巨輪有一些顛簸，但決不可能產生顛覆性的後果，也不會扭轉前行的方向。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體量決定著中國經濟的陰晴變化，牽繫著全球經濟，因此引發國際社會關注與討論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University of Wurzburg）中國經濟研究資深教授費多麗（Doris Fischer）說，全世界的眼光都十分關注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的數據，這是因為世界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抑制了西方經濟的全面衰退。因此當一些人看到中國經濟指標下降時就驚呼出了大問題，但這種唱衰中國的論調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首先人們要問：中國的增長速度達到多少才合適，才能反映中國的經濟形勢？中國當年採取龐大的振興經濟計劃和一系列配套計劃，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一致好評。誰都懂得，經濟規模越大，越難使經濟長期保持二位數位的增長。所以，現在不再確定一個最低增長率，或者就算有，也是比以前更低的增長率作為底線，這是很正常和明智的。

談到目前國外一些輿論又一次唱衰中國經濟時，費多麗教授表示：「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研究中國經濟30多年了，每過一段時期，就會聽到有人散布中國經濟不行了，中國經濟要崩潰了，現在又聽到唱衰中國經濟，我真感到很可笑。當然，中國處在改革和調整時期，要妥善解決當前面臨的社會和環保等諸多問題會遇到很多困難。但是，對『崩潰論』我無論如何是不贊成的。」

唱衰中國論並不新鮮。「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已有30多年歷史。改革開放45年來，中國經濟與三次經濟危機（1997年、2008年和2016年）擦肩而過，與之相伴的三次唱衰中國論的高潮恰與中國經濟的下行周期重合，唱衰論者認為中國經濟的下行周期是直線下跌，是衰退與崩潰，而實際上中國經濟的走勢只是下跌而不是下瀉。如同每次跳高前最後的動作是下蹲，中國經濟在每次「下蹲」之後，總是迎來更長期的持續增長。改革開放45年的發展歷史證明，中國經濟發展不僅從未受「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干擾，而且巧妙地將其轉變為自我糾錯的動力，始終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始終堅持「改革開放走大路」，中國經濟既沒有崩潰，也沒有造成威脅。唱衰中國的言論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中國1978年到2018年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圖源：世界銀行

中國未來發展仍存在許多重要機遇與挑戰，由於勞動力是「中國見頂論」的焦點，因此讓我們首先分析這一問題。

一、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和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儘管數量型「人口紅利」（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減少，從2010年的74.5%的高峰下降至2020年的68.3%，使得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不斷減弱，但是人口結構變化中勞動力的質量（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總人口比重不斷上升，這將進一步釋放新的紅利，即形成質量型的「人力資本紅利」或「人才紅利」。

圖源：大公文匯網

從人力資本存量看，中國大專及以上人口從2010年的11,964萬人提高至2020年的21,836萬人，年均增速高達6.2%。截至2021年，全國共有高等院校3012所，高等教育專任教師188.52萬人，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4,43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7.8%。其中，在學碩士研究生282.29萬人，在學博士研究生50.95萬人。更高技能和知識的人力資本具有更高的學習能力和管理能力，從而實現內生經濟增長。

預計中國大陸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2020年的10.8年到2035年提高至12.3年，年均增速為0.87%，總人力資本（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勞動年齡人口之乘積）從104.4億人年提高至113.6億人年，形成超大規模的人力資本紅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對衝人口紅利下降的不利影響，助力中國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也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人力資本既是知識和技術的創造者，同時也是主要傳播應用載體。人力資本作為技術研發、吸收與擴散的必要條件，其質量和數量狀況決定一個經濟系統的運行效率。人力資本需要物質資本投資尤其是技術投資的配合才能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網路信息技術為這種結合尤其是實現跨區域合作創造了條件，拓展了合作空間。當前由精英創新到大眾創新，人力資本對創新發展的積極作用進一步凸顯。

此外，人力資本不斷積累提高有助於促進中國城鄉就業結構轉變，而城鄉就業結構轉變是重建全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重要要素之一。隨著農業機械化、信息化、數位化大發展，農業勞動力人力資本提升使得農業勞動力數量及其占總就業比重持續下降，已經從2010年的36.7%下降到2021年的22.9%，平均每年下降1.25個百分點，預計到2035年下降至10%左右，農業勞動力將持續轉移到非農業，由此持續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同時，隨著城鎮化加速深化不斷吸收農業轉移過來的勞動力，使得農村勞動力總數及占總就業比重不斷下降，已經從2010年的55.4%下降至2021年的37.3%，平均每年下降1.65個百分點，預計到2035年下降至20%左右，很多農村勞動力將持續轉移到城鎮地區，既有利於提高農村勞動力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村人均收入及消費水平，也有助於持續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收入水平及消費水平。

二、中國擁有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

中國已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到目前為止中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和666個小類。工業增加值從1952年到2021年增長超過1000倍，年均增長率超過10%。工業的長期高速度增長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產業支撐，為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共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的中國式經濟現代化強國目標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路強國、數位強國。」從工業化發展規模看，中國已位居世界首位。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0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標誌著自19世紀中葉以來，經過一個半世紀後中國重新取得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的地位。2020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美元現價）占全球比重達到28.3%，相當於美國、德國、日本三國總和的0.96倍。中國製造業綜合實力持續提升，按照國民經濟統計分類，中國製造業有31個大類、179個中類和609個小類，是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體系最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鏈配套能力全球領先，具有強大的韌性和發展潛力。

從發展質量看，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中國重大科技成果競相湧現，工業創新能力顯著提升。中國自主研製的「復興號」高速列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5G標準專利數量全球第一，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晶片實現商業化應用，「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相繼實現突破。經過長期努力，中國在一些領域已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越來越多領域正由「跟跑者」向「並行者」進而向「領跑者」轉變，完全有能力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更大跨越。中國完全有底氣抗衡美國發動的科技戰。

從發展方式看，中國通過新技術新理念的推廣應用，向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轉型步伐加快，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在智能製造方面，實施智能製造工程，突破關鍵技術裝備8000餘台套，協同研發製造在汽車、航空、航天等領域日益興起，工業互聯網開始應用於能源、機械、家電等行業。

截至2019年6月，中國企業數位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分別達到69.3%和49.5%。綠色製造方面，節能環保、清潔生產等綠色工藝和技術裝備水平穩步提升，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明顯下降，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十二五」「十三五」分別下降28%和16%，2021年又進一步下降5.6%。服務型製造方面，服裝大規模個性化訂製、工程機械全生命周期管理、軌道交通總集成總承包等快速發展，從過去「單純提供產品」向「提供產品和服務」轉變。

總之，中國已經擁有非常完備的工業體系，這為未來經濟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也是未來中國長期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重要基礎。

左上圖為1991年，拉薩市學前班孩子書寫藏文字母；左下圖為2019年，拉薩市小學生上電腦課；右上圖為1958年拍攝的第一汽車製造廠；上下圖為2019年，第一汽車廠紅旗總裝車間。圖源：新華社

三、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需求

中國擁有的超大規模市場需求，能夠發揮要素集聚效應、經濟穩定效應以及競爭優勢效應。

（1）人口龐大的規模效應。2020年中國擁有14.12億人口、5.39億戶家庭，相比於2000年的3.68億戶家庭，增加了1.71億戶，平均每年增加1710萬戶，到2030年以後，全國家庭戶數將超過6億戶，產生巨大的人口規模效應。

（2）要素集聚效應。超大規模經濟體具有規模龐大、供求多元、創新活躍、拉動力強等特徵的國內需求市場，這個巨大市場也是一種與其他投入要素同等重要的稀缺資源，且這種資源能夠像其他要素一樣在國際競爭中成為一種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比較優勢。一個國家的市場規模越大，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消費部門的總價值就越強，越能形成對各類資源和要素的虹吸效應，從而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帶來強大的需求激勵。實際上中國已經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投資市場、第二大國內消費市場，國內投資消費需求潛力巨大，這就使得中國在應對各種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外部衝擊時往往具有獨特的優勢，總是能夠率先走出經濟金融危機。

（3）宏觀經濟穩定效應。超大規模經濟體相對於中小型經濟體而言，具有更強的內部或外部穩定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不確定性帶來的跨區域或跨產業的衝擊效應，因此，更具韌性，更能夠有效抑制經濟下行。超大規模市場需求帶來的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源泉。超大規模經濟體形成的快速大規模需求信息和需求網絡能夠推動重大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變遷，形成新的比較優勢，這也成為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4）市場規模與競爭優勢效應。中國已經形成了世界超大規模的市場主體，2021年底已經突破1.5億戶，占全國就業總人數比重的20%，即每5個就業者中就有1人為創業者，其中個體工商戶突破1億戶，為此創造了世界最大規模就業。同時，中國已經形成了世界超大規模市場需求，既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保障和動力源泉，又可以通過基於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驅動全球消費創新。這種優勢體現在通過國內市場引領全球消費市場的發展。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2020年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5.07兆美元（現價），超過美國的4.89兆美元（現價）。同時，中國已經連續10年保持世界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的地位，隨著中國不斷降低關稅稅率，到2035年，關稅稅率可逐步降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水平（接近零關稅）。中國貨物進口總額力爭再上一個新台階，按人民幣計價，2035年將達到2021年的2.5～3.0倍（年均增速為6.3%～7.6%），從世界第二大貨物進口國晉升為第一大貨物進口國，使14億消費者、5.4億戶家庭消費福利最大化，也成為世界各國最大的買家（進口國）。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已調整價格因素）。圖源：大陸國家統計局，人民銀行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已調整價格因素）。圖源：大陸國家統計局，人民銀行

中國在具有超大規模市場需求的同時，需求結構也在不斷升級，這體現在消費品類別和消費品質量上。

（1）消費品類進一步豐富。隨著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消費者對產品的消費需求越來越轉向個性化、創意化消費。2019年淘寶發布的統計數據和分析報告顯示，在淘寶上個性消費、創意經濟已經成為一股席卷各個年齡層的消費大勢。要適應這一消費需求的轉向，就必須推進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推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訂製化產品，提升產品的豐富程度。

（2）消費品質量進一步提升。隨著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消費者對產品品質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據大陸商務部發布的《主要消費品供需狀況統計調查分析報告》，已有超過70%的消費者認為，品質是購買進口文教體育休閒用品、化妝品、家居和家裝用品的主要考慮因素。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追求，倒逼企業運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並通過技術創新創造新供給，為消費者提供更高品質的產品，推動中國製造業的品質革命。

當前，消費者對中國製造和中國品牌的認可度不斷提升。隨著2019年，在阿里巴巴零售平台銷售的16個大類的消費品中，中國品牌的市場占有率高達72%。根據麥肯錫（McKinsey&Company）《2020年消費者調查報告》，在乳製品、數碼產品等品類中，近1/3的消費者在高端產品上選擇中國品牌，中國企業已經不僅著眼於生產低價產品，而是努力升級產品的品質、性能和價值。

根據英國品牌評估咨詢公司品牌金融（BrandFinance）發布的《2022年全球品牌價值500強榜單》，中國有84個品牌上榜，品牌價值高達1.6兆美元，排在美國（3.9兆美元）之後位列世界第二位。力爭到2035年品牌數和品牌價值再翻一番以上。

總之，要依托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將中國超大規模人口優勢轉變為世界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優勢。從中國貨物出口占世界比重看，2021年已經達到15.1%。中國出口潛力已經很高，但是進口潛力還非常巨大，為此就需要從出口導向增長轉變為進口導向增長，不僅使14億多人口消費福利最大化，而且使全球商品服務貿易市場規模最大化；不僅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發動機，而且成為世界貿易、市場銷售額增長最大的發動機，從而改變當前的進口市場世界格局。

圖為在中國不為人知，卻在非洲家喻戶曉的手機品牌TECNO。圖源：新華社

四、中國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日新月異

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新技術不斷出現，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發展，新的信息平台不斷改變人們的信息獲取和交流方式。這些新技術的不斷發展，促使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也稱為工業革命4.0、新技術革命或新一輪技術革命。新技術革命是以新型信息通信技術為核心，以新能源技術為動力支撐，以新型製造技術為標誌的技術創新集群，對現有的生產組織進行改進，資本循環階段的成本降低，資本的總周轉時間大大縮短，實現了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大規模訂製生產。同時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創新使得物理空間、網路空間和生物空間三者融合更加充分。

根據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1》，中國數位產業化規模達到7.5兆元，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向全球高端產業鏈邁進；產業數位化進程持續加快，規模達到31.7兆元，工業、農業、服務業數位化水平不斷提升。2021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42.3兆元，同比增長19.6%，全國網上零售額達到13.09兆元，同比增長14.1%。電子商務服務業營業收入規模達到5.45兆元，同比增長21.9%。同時，數位經濟的蓬勃發展促進了新增市場主體的快速增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成為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的重要渠道。

對中國而言，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促使中國經濟轉型大大提速，數位經濟在國家經濟結構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位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1年中國數位經濟規模達到45.5兆元，占GDP的比重達到39.8%。新技術革命主要聚焦在交互、數位化、智能決策、區塊鏈、3D打印技術應用等方面，這些技術快速應用於生產生活中，尤其是數位化給經濟帶來了新的增長動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新技術革命提升了產業效率，大大解放了勞動力及勞動強度，既有效緩解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又能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

中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科技人力資本，中國研發人員總量連續8年穩居世界首位，2021年中國研發經費支出與GDP之比達到2.44%，按2017國際元計算已經躍居世界首位，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供的信息，中國科技期刊論文數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科技期刊論文數的比重從2000年的5.0%提高至2019年的20.7%，已經超過美國的比重（16.6%）。中國國際專利申請數先後超過日本、美國，占世界總數的比重從2010年的16%提高至2020年的49%，連續三年居世界首位。2021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達到9423億美元，相當於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1692億美元）的5.6倍。

總之，「中國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科技創新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正在加快進入世界創新型國家前列。

五、中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了發展中的一系列難題。同時，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制度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改革和黨的建設改革緊密聯繫、相互交融，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牽動其他領域，同時也需要其他領域改革密切配合。

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此，中國推出1600多項改革方案。對於當前和今後一個階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強調將各個不同領域改革作為一個整體，「深化」強調針對新階段改革呈現出新特徵，推進改革就必須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為標尺持續不斷推進改革。

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前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後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2021年7月1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為慶祝大會現場和平鴿展翅高飛。圖片來源：新華社，記者孫非攝

有以上積極因素的推進，中國經濟將繼續崛起，GDP將於2030年超過美國。在科技躍進、結構升級、城市群/都市圈崛起和進一步改革開放等四大引擎的驅動下，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將中高速增長，繼續明顯地快於全球和美國經濟。其結果將是，中國GDP的全球占比進一步上升，同時，經濟質量也不斷提升，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

「中國崩潰論」屢唱屢敗的原因是：第一，鼓吹者內心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期待以此動搖全球對中國的信心；第二，美西方固有的偏見相信中國會步蘇聯後塵，分崩離析，1998年10月24日《經濟學人》以即將沉沒的插著五星紅旗的船隻為封面，標題為「中國會是下一個嗎？」就是這種晦暗心理的具體表現；第三，缺乏對中國真實情況的了解，無法以宏觀、哲學與歷史的視野認識中國崛起的必然性。

美西方無視一系列長期積極因素主要包括：中國具有有為的政府和有效市場雙引擎的驅動，促使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具有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共同富裕、保證經濟高質量運行的優越性。這些積極因素構成了持久有力的支撐。而最根本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具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有它的把舵，中國這艘巨輪定能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歸根結柢，唱衰中國的「經濟崩潰論」對美西方的政客、智庫、媒體而言，是政治正確的「認知戰」，與經濟無涉，所以儘管他們的調子失準，他們仍然樂此不疲。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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