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圖為第二屆林書揚文論與實踐研討會手冊，主題為「統與左的辯證」。圖源：兩岸犇報

一

二十四歲入獄，被殘暴的白色恐怖政權判處無期徒刑。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者、革命者來說，這意味著什麼？——不僅僅是自由和實踐的剝奪，正常家庭和事業的毀棄，人生意義的重壓與折磨，更意味著在漫漫無盡的鐵窗桎梏中，因為信息和知識的封閉，而時時來襲的知識與思想的枯澀、以及心靈的窒息吧？

對於林書揚先生這樣熱愛閱讀和學習，不斷深入思考的人來說，這應當是一個大問題。關於林書揚的回憶，具有傳奇性、也最令我感興趣的，就是他在獄中以一個左翼理論家的深厚修養，幫助獄中難友深化左翼知識、建立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理想信仰的故事。出生於1948年，於1972年因「成大共產黨案」被捕入獄十年的吳俊宏的回憶，頗有代表性。他曾回憶，在獄中他已有一定的左翼知識積累，但有一天看到林書揚秘密書寫的文章，發現「怎麼跟我讀的不太一樣？」，大感興趣，開始了思考和追問：

於是我就找一些問題問林書揚，譬如我問，「何謂世界觀」、「何謂意識形態」、「何謂自由主義」……等等，他皆一一以長文回覆。我想奇怪，這個人在這邊已經關二十多年了，沒有信息也沒有數據，怎麼寫得出這些東西，他對哲學的造詣也很深，尼采、康德、黑格爾……他都知道，還能寫一大堆。看了他所寫的東西，最令我感觸的是，我突然覺得，我以前所讀的知識，都是些無根的、漂浮的東西。而看了他所寫的東西之後，我的這些知識，才一一找到它的定位。（原來就是這樣！）這是我當時最大的感受。（《綠島歸來文集》）

吳俊宏的回憶，恐怕也是一般人覺得好奇之處，「這個人在這邊已經關二十多年了，沒有信息也沒有數據，怎麼寫得出這些東西」？而且，吳俊宏也深刻地感覺到，林書揚的思想既有廣度，也有深度，是非常透徹的，融會貫通成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因此，才能讓吳俊宏反思到自己此前的閱讀和思考，不過是東鱗西爪，「都是些無根的、漂浮的東西」，以至於吳俊宏等人給林書揚起了一個外號：「字典」。在林書揚較為徹底和系統地解讀中，吳俊宏恍然大悟，重建自己的思想體系，「我的這些知識，才一一找到它的定位。」

吳俊宏的回憶並非個例。1984年陳映真撰文聲援尚在獄中的林書揚，曾回憶當年在囚牢中遇上已經繫獄二十餘年的林先生，感嘆「他可真說是一個手不釋卷的人」，「以無形的、嚴苛的原則要求著自己」，「日語固無論矣」、「他自修得來的英語，也令我這正式受過長時期英語教育的人嘆服」，是「老終身犯中少數幾個能寫一手流暢、深刻的中文的人之一」。以「深刻」來形容林書揚的中文造詣，大概陳映真也讀過林書揚在獄中冒險寫下的理論長文。事實上，在統左派內部，在當年入獄的老同學中，林書揚的理論修養算是有口皆碑，他出獄後仍能撰寫《林書揚文集》五卷，也絕非偶然之事。

然而，我們由此推斷的是，既然林書揚在50、60年代的監獄中，很難接觸到廣泛的左翼思想資料，那麼，他的人文素養和理論修養的真正奠基，必然來自他入獄前的24年的時光。也就是說，林書揚在24歲入獄時，已經打下了他一生思想和學問的根基，獲得了初步的思想的成熟。

以一個24歲的青澀的青年人，為什麼會有如此豐富的知識儲備和理論思辨？這如何為他一生的信仰、實踐乃至最終的信仰之超越奠下根基？這恰恰是此文要追問的。

林書揚文集。圖源：馬振衣的書房

二

翻讀《林書揚文集》，會敏感於「學習」一詞出現的頻率很高，這似乎與其他左翼的革命者略有不同。而林書揚本人也絕不是一般印象裡乾巴巴的革命者或理論工作者，他有著對閱讀和思考的熱愛，以及由此而來的豐富的人文素養和趣味。雖然他的文集中幾乎沒有專門回憶過自己的青年生涯，但是在他懷念故人的少部分篇章中，常常提及書店和書籍，我們還是能感受到他少年時代以來對博學深思的熱情，那是一個人融化在血脈裡的對於「學習」的熱愛。

例如他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身影》一文中回憶丁名楠，曾提及在1946年10月中旬，自己與丁名楠在書店門口不期而遇，「在那幾年間，我常到那兒去找些曾經以日文譯介過的中文作品。有時候買回家和日譯本對照著看，也算是一種學習中文的方法」，這一次他「買的是沈從文的《邊城》和巴金的《海底夢》」，他和丁名楠之間的交往，也大多是關於知識、思想、文化的討論。他在《鬥士未歸》中回憶蘇新，開篇即提到「太平洋戰爭中的某一年，筆者還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市內一家書店去閒逛。無意之間看到一本書，書名是《家兔飼養法》（原著日文），著者的名字是蘇新」。又如，他在《美夢與悲劇》中回憶王育德，提及自己中學時代與當時的大學高材生王育德辯論孔子之是非。在《曾文溪畔的鬥魂》中，他回憶青少年時代對他影響頗深的莊孟侯與莊孟倫，「順便一提：孟侯還是一位讀書家」，對莊孟侯的藏書，他在回憶中充滿了感情：

我寄宿在他家時，會客室的壁櫥就是書架。我發現他的藏書相當多，大概有數千冊。內容多半是日文的社會科學之類。還有世界文學名著，百科全書，和屬於時事評論的專書等。記得有三冊一套的「滿洲研究」。相當的學院派。但有一次在偶然的機會，在整齊排放的百科全書和世界宗教大全等套書的後面，發現塞著一些頁數不多的小冊子。其中有數本上海書局出版的中文小說類；戴季陶的有關三民主義的論著；克魯泡特金的「麵包與自由」中文本；還有一本日文的托洛斯基著作，書名已忘記。

時隔五十年之久，卻對書架上的書籍及其內容記憶猶新，可見林書揚當年對廣收博取的閱讀趣味，以及對這些書籍的了解與熟稔。這不僅在他青年時代表現很突出，而且，如果我們細讀《林書揚文集》，會發現，他的知識面很廣泛，閱讀和思索的趣味非常豐富，有著深厚的人文素養。雖然他晚年出獄之後才有寫作的可能性，而又因為台灣政治鬥爭的劇烈和實踐的緊張，使得他自己一直沒有時間和心情，來撰寫一些理論和時政之外的文章，因之他的《文集》顯得很「硬」，有點「枯燥」。但是，我們常常能在他筆下歷史分析、時政點評的某些空隙處，看到一閃而過的靈光，感受到他的閱讀趣味的豐潤和實在。比如，他的少數幾篇對於左翼文學的評論文章；比如，在點評李登輝的一篇文章中，他由此談及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以及其他相關的日本作家：

我讀過不少他的作品。印象中還是屬於東方式的，偏於人物史觀的寫法。看不出戰後新銳派的剖理筆力。不過娛樂效果的確不錯。結構嚴密，格局相當壯觀。但除此外，我對他的解釋方式就不怎麼共鳴了。即使是大眾文藝，既然以真實的，或憑空的歷史人物為主角，對各時代的歷史條件或背景的批判力應該是首要的 可惜在他的作品裡我沒有受到這方面的震撼。西鄉隆盛如此，阪本龍馬如此，齊藤道三如此。都是被嵌進一套人物公式中，顯不出個性與時代性之間的活生生的關係。這次他見李登輝，顯然也把他攝入既成的人物表裡。像是，日本學塑造下的「雄才大略，淡泊名利」等等之類。（《令台灣人悲哀的一場對談──評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

又比如，他在談及「創新」時，突然有一小段對於中國古代傳統的「創新」觀的點評，短小而犀利，也可以看出平時的積累：

當某一階級取得了隨制利益的占先權後，往往視革新為反社會行為。於是古代先民的「日新」的衝動，至後世難免被淡化為「變動不居」的平面運動觀。如馮友蘭新理學中「道體之日新」，也以「日新」內涵歸結為循環、進退、損益、變通的四層意義，似乎末見本質躍升的發展觀。我國傳統觀念中的進步觀的偏限性，不僅在於偏重循環甚於發展，在「治術」方面也有偏重分配甚於生產的傾向。如《四書正誤》，《論語》下：「均無貧，是聖人富國法；和無寡，是聖人強國法；安無傾，是聖人定國法」，雖然分配的合理公正是國家安定的大計，無人能否定；但古籍中似乎看不到同等量的鼓吹激勵開發生產的文字也是事實。（《愛國主義與現代化》）

這些偶然閃現在他的論析文章中的片段，所在多有，常常讓我感嘆林書揚一生其實有著很好的閱讀功底、思辨能力，同時有著豐富廣博的閱讀趣味，然而他的一生，先是被34年7個月的牢獄所死死禁錮，後又被台灣劇烈變動的現實鬥爭所牢牢牽扯和壓抑，以至於無沒有空間來展現一個讀書人和思想者的更為豐潤的那一面，表達出更多的知識和思想魅力。世人讀《文集》，至多能看出林書揚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卻很難了解到他的骨子裡，是一個了不起的讀書人。

台灣勞動黨內，與林書揚接觸較多的唐曙，曾撰有《狂風•清晨•林書揚》一文，記載了一個富有象徵意義的細節。1993年，林先生與國際友人推動成立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論壇，在一次首爾的電車上，唐曙問林先生，「盡管這幾年有關白色恐怖平反賠償運動中對白色恐怖的史實介紹已經很豐富，但我總覺得自己在參與平反運動的過程中只能心追手摩，在情感上總隔了一層，無法真正體會政治犯先生們在牢裡的心境」，而林先生在吵雜的電車裡只問了唐曙一句：「你讀過《Spark of Life》嗎？」唐曙後來因此閱讀了這本書，得到不少啟發，但卻沒有了與林書揚再次討論這本書的機會。

僅僅這一句，也可以看出林書揚的閱讀視野和趣味於一斑。然而林書揚只給後來人留下了一句反問，就倉促地被淹沒在時代的嘈雜中。

林書揚與時任勞動黨秘書長的唐曙在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合影。圖源：林書揚同志紀念專頁，關立衡攝

三

在林書揚不多的回憶中，文史哲等各類書籍都有，可見他的閱讀不限於一隅，可稱為「博學精思」，這應當是他閱讀的第一個特點。

不過，僅僅是有閱讀和思考的熱情，僅僅是一般性的努力廣泛閱讀，還不足以讓林書揚形成自己獨特的思維習慣和較完整的思想架構。在閱讀和思考的過程中，他有自己獨特的方法，也是他的第二個特點「避易就難」：

那時我是中學三年級。對上述的著作（在當年可能都是禁書）自然理解力不足。不過我有一項與別人不同的讀書習慣。易懂的書覺得沒有甚麼，難懂的書覺得有意思。一天之內必得要求自己看一兩個小時的難懂的書。

這種習慣，粗看來好像沒有什麼奇特。但是細細品味，就會發現，林書揚在少年時代以來就有強烈的「學習」和「思考」的內在動力，而且這種動力是不斷指向新的知識思想的挑戰與獲取，而非平面的重復和累積。所以，他說「易懂的書覺得沒有甚麼，難懂的書覺得有意思」，而且，「一天之內必得要求自己看一兩個小時的難懂的書」，這種學習方法，使得自我的知識和思想的更新與突破，會大大高於一般人。

他的第三個特點，則是他非常喜歡「閱讀辭典」。這個習慣據回憶是莊孟侯建議他的：「我不是叫你天天翻。那維持不了幾個星期便厭了。有時候隨手翻一下，似懂非懂也行。總是有用的。」在長期實踐之後，他發現莊孟侯的話「被證明是對的」：

一本社會科學辭典，其中收集的單語是相當多歧。形而上，形而下：有抽象的原則，有業務層次的用語。不過當你看到一句你茫然不知其意的語彙時，你可以棄而不顧，再隨手翻翻直到碰見一句能吸住你眼睛的字為止。其實，如何「簡明」的社會科學辭典，它的說明文也不是一個中學生所能悉數理解的。但逐漸地，它的妙處出現了。當你在閱讀任何文章而偶然碰見你曾經在辭典上看過的一句話，你會怦然心動，似乎自己一下子內行許多，那種感受是很令人興奮的。也許這是成熟過程中年輕人懵懵懂懂的求知欲的自然傾向吧了。

在中學時代就建立起了這種翻閱社會科學「辭典」的習慣，在精確的定義與闡釋之中，去把握各不相同的概念內容，我想，這應當為林書揚知識的豐富，以及思維習慣的嚴謹打下了基礎。同時，辭典的很多內容雖然「不是一個中學生所能悉數理解的」，但在反復摸索的過程之中，獲得了更為寬廣、科學的知識視野和概念體系，大大深化了自己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這應當為他後來在監獄中成為思想「字典」，奠定了堅實的根基。所以他晚年回顧，認為這一習慣「帶給我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不過，僅僅是上述三個特點，或許還無法讓林書揚成為林書揚，畢竟，知識需要消化，而思想尤其需要反芻和內化，方能融會貫通，融入自我的血脈。這就意味著一個閱讀者、學習者不僅要善於「學」，還要給自己留下相當的時間和空間，去體會和消化所學的知識和思想，使之成為自我內在的思維習慣、價值準則乃至立場根基。這不僅需要知識和思想的反芻，更需要在心靈層面對自我的反省。林書揚恰恰在少年時代以來就形成了他的第四個特點，善於「融化反思」。他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身影》中，曾提到20歲左右的自己：

我當年有一個習慣，就是每日臨睡前把當天看過的書、經歷過的事情都概要地記下來，作為自我反省的一個方法。和丁氏之間的一場交談，回家後也做了一個摘要。……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林書揚的「反省」，既包括「當天看過的書」，也包括「經過的事情」，也就是說，這種「反省」不僅僅是知識層面的總結和反省，而且也包括了自我的為人處事方面的反省。這似乎頗近於宋代以來理學家的修身自省之道。但對於林書揚而言，這種反省的意義，首先在於能夠及時總結、整合乃至消化新的知識學問；其次，則在於能夠在為人處事的層面，去反省自我，將自我的知識、思想和行為，融貫為一體。只有這樣，知識與思想，才不僅僅是外在的能力或裝飾，而能成為自身內在的性格、情感、氣質和道德精神的一部分，成為林書揚所說的「內部支持力量」。

這一特點似乎後來貫穿了林書揚的一生。即使是在後來漫長而險惡的監獄生涯中，林書揚都沒有改變自己這一習慣。1984年3月，陳映真聲援尚在獄中的林書揚，撰寫《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提及六七十年代林書揚在獄中「認真寫『自省自勉錄』」，「所謂『自省自勉錄』，是獄方交給每個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檢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數的人自然懂得寫些雞毛蒜皮的瑣事交差，唯獨書揚卻每天認真地記下所感所思，絲毫不因獄中的現實環境的荒謬性格，而稍事曲筆」，他甚至不怕因此而惹來不必要的麻煩。他這種真摯地直面自我的反思，與早年的學習習慣一脈相承，內化為一種了不起的人格與精神。

圖源：馬振衣的書房

四

上述四種特點或習慣，還只能算是一般讀書人或知識分子的習慣，並沒有展現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學習」特殊性。事實上，若站在整個人生實踐的角度，來看青年林書揚的學習之路，我們還能看到很多新的方法論與價值觀。

首先是將書本學習與社會實踐、觀察結合在一起。林書揚曾回憶：「我從小住在台南縣麻豆鎮，那地方曾是農民組合活動的地區」，有著較為深厚的左翼反帝反殖的歷史積澱。雖然在他的早年成長階段，因為日帝的殘暴壓制，左翼反抗運動和農民運動早已煙消雲散，但卻留下了很多口耳相傳的歷史經驗。他說：

這樣的家庭背景與氣氛，使我從小就有一種很特殊的印象，對我以後的學習方向、觀點，有很重要的影響。我從小就知道在抗日運動中有兩種台灣人，一種是溫和的，雖然也反抗日本，但很輕易地就會與日本當局妥協；另外一種團體是硬幹型的，不妥協、要抓就抓，像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灣共產黨都是這樣的團體，雖然那時年紀還小，但是因為周遭環境的影響：所以從小就能分辨誰是乖乖牌、誰是死硬派。

這段話裡所特別提到的「我以後的學習方向、觀點」，應當是指在社會層面、思想層面的學習方向和觀點，結合他後來的人生實踐來看，就是立足於底層的、受壓迫者的價值立場，深刻地同情受壓迫和受剝削者，融入勞工大眾之中，敢於反抗各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並最終走向反帝、反殖、反獨裁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林書揚將之歸結為「學習」的「方向、觀點」，這一思路非常具有他個人的特色。我們能夠輕易在他回憶青年時代的故舊親朋的文章中，發現他對社會現狀和時局的高度關注，對複雜的歷史動態的緊密追蹤和研討，這都是他後來投身於革命浪潮，最終遭受白色恐怖鎮壓的源起。

也是因此，他特別強調真正的左翼鬥士、馬克思主義者對時代之苦難的發現與承擔。「巨大的壓力和內部的嚴重失衡，造就殖民地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疾苦。民族苦，階級苦，物質苦，精神苦」，面對苦難該如何抉擇，他說：「是避苦求福呢？還是面對著痛苦，強忍著，經過學習和實踐，奮力挖出所有疾苦的因，然後思想啟蒙，運動號召，形成人民反帝的大浪潮」。在這裡，「奮力挖出所有疾苦的因」，是需要通過「學習和實踐」兩種方式的，如果說「學習」更多是一種文化、思想和理論上的探索，那麼，實踐則是社會層面的觀察、踐履和體認，是投入自己燃燒的血液和生命。也是因此，他青年時代，曾對老一輩左翼戰士蘇新甫出獄即投入群眾生活的實踐之中，而讚不絕口：

因為我們認識蘇新其人，知道他才出獄不久，在出生地過日子。所以當下有了一種感觸。按當年那些刑滿出獄的政治運動人士，有人沉默不語，有人偶而寄情詩文。這都有一點韜光養晦的意思。但蘇新一出獄立即回到家鄉人群的懷裡，和群眾一起承受著當時生活的重擔，並帶領著群眾一起努力要改善日愈艱難的生活。

他晚年特別提到「所以當下有了一種感觸」，可見當年蘇新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人格風範和行為選擇，給了他很大的影響與衝擊。這種影響的真正落腳點，即在於把「學習」當作一個馬列主義信仰的人生實踐過程。在這種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中，自然超越了一般的知識分子的視野，知識、學問和思想，都不再僅僅是靜態的、封閉的知識、學問和思想，而成了一個與人生實踐和人類進步融合在一起的矛盾鬥爭的過程，個體從中獲得了某種階級立場的轉變、階級覺悟的升華。也是因此，他曾撰文，特別讚賞勞動者的哲學視野，他說：「勞動階級為了贏得自己的解放，首先需要科學的經濟學及政治學。如果缺少了這兩種知識，將無法掌握自我解放的展望和過程。不僅如此，如果勞動者沒有哲學，將無法領會涵蓋性的世界觀、基本的思想及思想方法。勞工階級有了階級自覺，意味著思想史上的一種新思想的誕生。」這種「新思想」，其實不獨為「勞工階級」所有，也是他這樣的馬列主義的信仰者和實踐者所有的。

在這種思想視野下，「學習」也是人生不息地「戰鬥」之一種，不僅僅是戰鬥的手段與過程，甚至也是戰鬥的目的。林書揚認為：「人不僅在政治方面，即使在學界、藝術界，凡是所做所為，沒有不帶著一定的愚劣性的。人的生活中，固然有聰明和美麗，但那只能表現在這樣那樣的愚劣性之中。歷史的正當性只有向不實不義的鬥爭中實現出來。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此，他特別讚賞馬克思「為了人類的進步，他把他的生命投入於妨害歷史前進的支配階級及其權力和思想的戰鬥中」。這種「戰鬥」將人與人類的進步、解放聯繫在一起，不僅讓人有了深刻的立場覺悟和實踐方向，而且，超越了閱讀、學習、觀察和批評的層次，確立了「實踐」和「戰鬥」的最終價值，他說：

馬克思正是一位在所有的社會分野和所有的現實的愚劣戰鬥且不知「失望」為何物的人，那是因為他的性格和思想，無法使他停留在「觀察者，也是批評者」的層次上面。馬克思是一位廣泛地讀書、深刻地思考，並且，是不停地戰鬥的小他的思想教導我們，一個人如果真正忠於人類的進步，他不能止於認識、思考、批評，他必須自己也投入某一個分野，為那個目的而行動。而對這個思想最忠實的就是馬克思本人。他的一生，為此而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來了……

這段話，似乎也可以看作林書揚本人的人生自述。林哲元在《擺脫愚劣的唯一途徑——林書揚的馬克思費爾巴哈分野論》中，特別提到林書揚「從內裡深處散發的自信與勇氣支撐他渡過漫長的牢獄生活和實踐挫折」，他認為這種「自信與堅持是與科學世界觀和歷史觀共生的」，並由此在不斷的思索、實踐和鬥爭中，去追尋和開創一個新的世界。林書揚曾說：「馬克思不是束手等待民眾中出現新人，他只苦慮著如何做才能造出群眾中的新的政治工作者。他不止於是以語言教導那些人什麼是新的政治，而是以親身帶領奮鬥來教導隊伍什麼是正確的鬥爭。那樣的人，也就是創造新的政治的人。」這裡所謂的「創造新的政治」，也就是創造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創造一個新的立足於現實之上的世界。

有了這樣的階級覺悟和歷史使命感，一個讀書人，或者說知識分子，也就超越了原來的單純的知識分子的定位，進入了革命者的「黨性」的境界。一般來說，理想的知識分子秉持獨立而自由的批判意志，被視作真理的探求者，那麼，這種「求真」的意志與一個黨組織之內的「組織原則」、「紀律原則」是否會衝突呢？作為曾經的中共在台地下組織的參與者，以及台灣勞動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林書揚，曾在一篇文章中回答過這個問題。他首先承認了黨性原則和組織原則：「政黨既為一志願團體，其結合在本質上是道德性的，而即使是一志願團體，既為團體，必須建立制度化的命令與服從關係。」但是這種「命令與服從」，事實上是「不帶法律強制效力的」，而是「一項至為嚴肅的道德問題」，能達致這種道德之境界，對於左翼革命者來說，「關鍵似乎在於他在精神的成長過程中，曾經如何處理過最後的階級認同問題。如非確已獲致一種基於新的階級自覺的使命感，欲視組織服從為道德的自我揚棄，殊有困難。」恰恰是在「階級自覺的使命感」的基礎上，才能「視組織服從為道德的自我揚棄」，升華到一種「大我」乃至「無我」的境界。

當然，這種「大我」乃至「無我」的境界，並非取消知識分子之「我」、取消自我獨立的思想和求真的意志，不，這裡沒有取消，而是升華，是將這一意志統合在組織的「大我」的歷史方位與使命擔當之中。他也看到了，這二者在某些情況下會出現矛盾乃至掙扎的情況：「如個人的知性求真原則和組織的行動原則，在一個知識分子成員的精神生活中時而釀成內心的激烈掙扎，亦勿寧說是歷史本身的缺憾。」這種激烈掙扎，被視為「歷史本身的缺憾」，對這一「缺憾」，林書揚看得透徹：

然而，一位真正獻身於理想的知識分子，處身於自由王國的前史階段時，猶不可過早地丟棄人類從知識的黎明期便已帶來的那一份對於真理的熱切追求之心，並深刻地理解到歷史之必然帶著缺憾而前進，換言之，沒有缺憾，便沒有世界；沒有缺憾，便沒有歷史，而即使是一個求真心切的知識分子黨員，也斷沒有因缺憾而訣別世界，背向歷史的道理。

這是一段非常耐人琢磨的話，至少包含三層含義：一是作為具有高度的自我覺悟和階級覺悟的知識分子黨員，不可丟棄「對於真理的熱切追求之心」，改變自我自主求真的意志。二是「深刻地理解到歷史之必然帶著缺憾而前進」，無論自我還是組織，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要將自己投身於更大的歷史的缺憾中，理解「缺憾」與「歷史」的一體性。三是「斷沒有因缺憾而訣別世界，背向歷史的道理」，這句話的意思應當是，即使歷史曾經有過挫折乃至錯誤，但真正的覺悟之人，依舊會堅守初心與立場，作為組織中的一員而面向真實的歷史，超越一般層面的得失，無所謂得失毀譽成敗，堅定前行。

這可能是作為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林書揚，獲得的終極的覺悟。據說林書揚先生臨終前曾對後繼者留下「原則立場」四個字，這是他在當時台灣極端複雜、艱難而曲折的環境中的，最終的囑托，可說是字字千鈞。

圖源：馬振衣的書房

五

值得一提的時，在林書揚筆下，「學習」不僅僅是個人的成長和實踐之路，也是一個時代轉變的內在緣由，是一代人重新創造歷史的起步之處。

例如，林書揚回顧40年代末葉，從日據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台灣青年，因為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失望乃至憎恨，轉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時，他會特別關注「學習」的「欲望」和風氣，「大陸上革新運動的波濤洶湧，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之下，他們都願意員實地擁抱另一個新中國」，在這種歷史動向之下，林書揚特別關注當時書店和青年人的閱讀狀態。他回憶：「記得二•二八前後，在台灣各大城市中的書店裡，琳鄉滿目盡是上海幾家左派出版社的中文書籍。」這些書籍之所以能夠推出，是因為「該時期國共兩黨間的抗日合作關係尚未公開破裂」，於是「從30 年代的文學作品到一些社會科學啟蒙書，甚至部分馬列經典等都公然推出」。

這種時代的閱讀風向，帶來的思想引領和啟迪，直接促成了一代人的轉變。林書揚特別指出，這「使一向看慣日本的單調沉鬱的軍國主義刊物的台灣青年們躍然心動，被誘發出強烈的學習欲望，那也是很正常的現象了」（《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

這種回憶，以及回憶的興趣點，大概和林書揚自己旺盛的「學習欲望」不無關係，也只有這種「躍然心動」的「學習欲望」，才能促成一個人內在的思想和立場轉變。當然，這種轉變是自然而然的，是出於一種自動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成長的過程。於是在林書揚筆下，這種「學習欲望」被提煉為一種「自動學習」的精神，這種精神既根植於生命本身的需求，也來源於社會環境的推動和風氣的熏染。他在不少文章中，一再如此強調：

這一代的青年們大致受到比較完整的日式教育。但他們的成長期大都已進入軍國主義教育時代在思想素養上本來比較單純。不過處此激烈的歷史轉換期，青年們的自動學習蔚成風氣。他們以有限的國文閱讀能力如飢似渴地涉獵中文書籍，特別是有關的思想經典和中國現代史。（《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

林書揚先生所特別指出的「自動學習蔚成風氣」，以至於「以有限的國文閱讀能力如飢似渴地涉獵中文書籍」，是一代台灣青年面對歷史變局和困局時的必然選擇，他們閱讀的主要對象，則是「有關的思想經典和中國現代史」。

不僅僅是對一代青年的「自動學習」特別關注，林書揚在回憶相關的人物與前輩時，也會特別注意到這些前輩人物「努力學習」的過程。如他談論台灣左翼運動的前輩蘇新：

蘇新等人，除了超脫個人名利的思想見地外，還要在理性的作業方面努力學習。用通俗一點的說法，當年的殖民地鬥士，被要求的是「革命的熱誠加革命的理知」，也就是傳統勇士們「智勇兼備」的人格楷模。

這種「努力學習」，指向的雖然是「理性的作業」，似乎只是純理性的學習實踐，但這種理性的學習、理論的提升，更加指向自我世界觀、社會觀、生命觀的改變，也就是說，「學習」更深刻地目的，在於改變一個人對自身意義的把握和理解。非要有這一種深刻的理性思索，才能抵達生命的深處。他曾說：

他們所做的選擇，是一段學習的結果。也未必是「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壯士胸懷」。有世界觀，有歷史觀，有社會觀的自我定位，那裡面有個人生命觀的論視，所謂「成功不必在我，犧牲不落人後」這樣的思想準備……

「他們所做的選擇，是一段學習的結果」，在這裡，思想與精神相互推進，二者不可或缺，而「努力學習」則是必不可少的基礎。這給我們的啟示在於，如果我們無法推出新的具有更徹底的引領力和說服力的思想理論，來澄清時代的迷局，來引領時代的實踐，則在當下全面去中國化的台灣現實中，很難從整體上召喚乃至改變一代台灣青年人的思想意識，將海峽兩岸的思想與情感聯結在一起。

我們當然無須因此灰心。回憶林書揚那一代人學習、轉變的歷史之路，思索當下的中國與世界的大變局，我們應當有審慎而堅決的信心。因為林書揚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在那漫長無際的34年7個月的牢獄生涯，以及出獄後暮年的28年的不倦的堅守和鬥爭中——已經給出了如此明澈的思想與終極的信念。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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