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林書揚，台灣省台南麻豆人，生於1926年，2012年10月11日病逝於北京，享壽86歲。林書揚1950年因白色恐怖「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麻豆支部案」被捕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84年才出獄，服刑長達34年7個月，是台灣史上關押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綠島服刑時，便以深刻的理論認識教導許多政治犯左翼思想，出獄後回歸社會更積極投身實踐，先後發起成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創辦黨外運動刊物《前方》、參與創建工黨、又於1989年參與創建勞動黨，擔任歷任勞動黨副主席、勞動黨榮譽主席、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勞動人權協會會長、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等職位。尤其，林書揚出獄後筆耕不輟，自1986年至2009年間所書寫近200餘篇文章，由人間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林書揚文集》共四卷收錄其文章。

今年是林書揚先生逝世十周年，大陸關心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與人間學社的范振國紛紛撰文紀念林書揚先生。本文則是林書揚先生出獄後6年、台灣解嚴後3年，為分析台灣為何在50年代白色恐怖大肅清後，仍在60年代到70年代紛紛出現左翼青年，因而分析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和時代性特質，探索五起白色恐怖案件的共通綜合意義，企盼對當代青年能建立起基於歷史延續和社會連帶的自覺的、有責任感的人生觀。

◎作者｜林書揚，發表於1990年5月4日

林書揚。圖源：臉書粉絲頁「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何經泰攝影

前言

1967 年到1977 年之間，台灣先後發生了五件比較大型的所謂叛亂案件。依時間順序，可排列如下（以案發時間為準）：

第一案：1967 年12 月，「台灣大眾幸福黨」事件。被定罪二十名。刑期自十三年、十年徒刑，至「感訓」處分。

第二案：1968 年7 月，「台灣民主聯盟」事件。被捕定罪卅六名。刑期自徒刑十年、八年、六年到感訓三年。

第三案：1969 年3 月，「統中會」事件。被捕卅七名。最高刑期無期徒刑，其餘徒刑十五年、十年不等。

第四案：1972 年2 月，「成功大學共產黨」事件。被捕十九名。刑期自無期徒刑、十五年、至感訓。

第五案：1977 年11 月，「人民解放陣線」事件。被捕定罪六名。刑期自無期徒刑、十五年、十二年、三年感訓處分等。

上列五個案例之間，雖然「案情」各有不同，但也具有幾個共同特點。它給世人帶來了某種質疑和啟發，促使人們去深思幾個世代以來台灣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心理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及生活在巨大社會壓力下的青年們的苦悶和渴望。其間比較突顯的特徵有如下數端：

一、本土自發性。他們的運動純屬自動自發。第二案「台灣民主聯盟」事件中雖然被查出某種涉外因素，但實際上只不過是少數案中人的個人交往關係，並無組織上的牽連。五案總共一百多位關係者無一不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在地人」。

二、出身背景的複雜性。案中關係人有些具有特殊背景。人數雖不多，但似乎也表示著一種象徵性的反諷意義。如第二案中，有新進作家，有上將女婿，有權門緣故者，有老台共後裔，有國民黨高幹子弟，亦有現役的政工軍官。如此的「複雜性」，很難僅以偶然視之。顯然表示著某一種社會矛盾的巨大的涵蓋性和深刻。

「台灣大眾幸福黨」和「統中會」案，則更多地表現出台灣傳統社會的草根性。不少是鄉村子弟在刻苦中修完大學後在各地從事教育或其他文化工作者。而這一階層，多年來常被認為是台灣政權下最順從最隱忍的一群。

「成大案」中，職業身分的複雜性一變而為單純性。幾乎全數是大學在校生。由南而北，串連幾家學校，沉潛在校園中。雖然還處在創始階段，卻已具備學生革新運動的某些特質—探索意識形態並渴望實踐。內有幾位軍人世家出身者，亦有軍事院校在校生和畢業生。

人民解放陣線事件中，同樣有軍幹子弟。有留美學生、大學助教、研究生等。本案受到大眾傳播的公開評論最多。所謂「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知識青年因何反叛國民黨」這樣的錯愕、忿怒，和困惑之情，毫無掩飾地溢露在一般刊物上的評論文章中。

三、菁英意識和青年意態。五案中涉事者絕大多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和鄉村青年。他們似乎都對自我的判斷能力具有相當強烈的自信。更普遍懷有自我期許的某種使命感。自覺地走上了反叛既有體制的路後，多數毫無怨悔地承受了幾乎足以毀棄個人前途的無情懲罰。

綜觀這些案情與涉案個人，如果說這是悲劇，顯然是社會的一種必然趨勢強加於個人選擇上面的社會型時代型悲劇。而絕不是單純導因於人物性格或個別境遇的個人悲劇。因此，表現在悲劇中的示意和啟迪，才有那樣的尖銳和深刻。

本文不擬對那五個案件進行個別的分析或評論。祇有意對五案共通的綜合意義，從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和時代性特質進行初步的探索。其目的，不外回顧在台灣社會近幾十年來的推廣過程中，部分青年們形成一定的實踐意識或時代意識的心路歷程。且反省一般性的運動規律具體化及特殊化的展現情況。而更深切的動機，卻出於對當代青年們的一番企盼。希望他們在90 年代的大眾化官能消費的風習中，及時從腐蝕性的個我中心主義的心網中自行解脫，早日建立起基於歷史延續和社會連帶的自覺的、有責任感的人生觀。

林書揚先生於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上發言。圖源：擷圖自勞動黨Youtube

台灣社會結構論特質

一個社會的歷史性結構性特質，由其內部階級構造中的主要矛盾性格所決定。具體地說，一個社會，處在歷史演進的某一階段，必定包含幾個不同機能的階級；而找出主要階級矛盾的所在和性格，是把握社會組合體的基本型態的方法。離開了這個著眼點，我們便無從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真正特質。

台灣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以當代國際社會的基本類型而言，它是一個二次大戰後的新殖民地社會。這裡所說的新殖民地，當然不是法理規定上的國際人格，而只是社會意義上的特性表現。它的主要特點是：

（一）擁有形式上的獨立主權。

（二）但在政治的對外關係上有實質的隸從地位。

（三）經濟的再生產循環上對外資外援的依賴性超越自主性。

（四）依賴外資外援的代價是，必須接受不對等交易、強制分工的收奪關係。

（五）經濟、政治結構上的畸形性（相對於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發展型態）。亦即，所謂的半封建性格的殘留物，與移植型資本主義的混合。

（六）民族文化史上的整體落後性。

以上簡單地說，附庸性、畸形性、落後性，正是這種戰後版新殖民地社會的一般特質。

然則，如此喪失了自主條件的社會，何以還能存續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間？

那是因為對外放棄了主體性換來了工具性。在自貶或被迫變成國際強權的工具後，爭得了存續的空間。對內則迴避正常民主化的路，依靠著便捷的封建性暴力支配，以為維繫政權的基本手段。既為工具，必須保有一定的有效性。而這種工具的效用，即使有賴於內部半封建的壓制方法，亦為國際強權所允許。有用的工具即能獲得主使者的重視，換言之，即能享有相對的受保護權。種種政治的、經濟的，不平等雙邊關係或多邊關係的存在，便是一個新殖民地社會以其工具性換來生存權的、可悲的佐證。

至此，新殖民地社會得以存立的內部理由，也不言可喻了。在其內部構造中，自有某一部分結構體的存在，是以對外依從為實際上的自處憑據。質言之，是以外國強權的支持為後盾的，擁有半封建政治支配勢力的，一個或數個階級。也就是，特權官僚資產階級和新買辦階級的結合體，構成了新殖民地社會的統治集團。

這個統治階級集團，緊握著國家機器，運用著半封建性的直接暴力支配手段，針對著非特權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等，施行嚴緊的專制。如在台灣，形式民主的憲法實質上長年被凍結，唯一的根本大法是所謂的反共復國最高國策，成為一切專制的護身符。假借革命之名實行黨的專營和個人獨裁。以神化的領袖、聖化的主義、美化的黨史建立了近乎絕對化的精神控制系統，而在其籠罩下人民的思想生活幾乎受到標準化的強制。

但多層複雜的社會現實，也迫使人們在強制塑造的外表穩定的「國民規範」之外，必須自持另一種功利主義的個人處事原則。因為人們經常被迫去面對嚴酷的震撼性社會事態，唯有自持一種個人功利主義，才能在特權金權橫行下的社會中自求多福。於是，台灣社會的多數成員，被迫變成雙重人格者。

但，統治者的偽善的形式教條，再補以大眾的庸俗的功利觀念，依然掩蓋不了現實的多層陰暗面。特別是，對於教育年齡層的青少年來說，確有太多的問題不僅家庭連學校都提不出具有妥切真實感的解釋。而時見熱潮的西方流行思想，如60 年代的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古典或新版的人道主義、新人類主義等，亦因歷史土壤的殊異，而難以發揮深厚有力的實際影響。對於理論與實際，形式和實質之間的巨大差距，偽善者本來就視為當然，雙重人格者也可以視若無睹。而獨有尚未受到嚴重的精神污染，還能保持清新的感受力的青年們，成為這種社會隱痛的直接的承擔者。官式的虛偽教條，大眾的庸俗逃避主義，都變成了沉重的精神負荷，緊緊地壓在善感的青年們的心頭，使他們時時苦惱，終年煩悶。戰後台灣的這種精神風土，確實難有爭論餘地。

林書揚追思告別式現場。圖源：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左富蓮拍攝

苦悶的自力救濟──理想主義

其實，上述青年們的苦惱，是失衡的社會結構、沉重的政治控制、不平的經濟壓力的當然結果。也就是說，新殖民地社會特質的心理投影。

此外，如第三世界的動盪不安引發的世界權力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台灣國際人格的萎縮症及從而暴露出來的「革命基地」口號的虛妄性等，從60 年代起也都全面地帶來了震撼和危機感。也是一般社會心理中不可忽略的催變因素。

在這期間，我們看到了1963 年的大學生自覺運動、1968年《大學雜誌》和1975 年《夏潮雜誌》的出刊、1971 年島內外青年學生掀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1973 年台大座談會事件、及文藝界的現代詩爭論、鄉土文學爭論等。這些運動雖然也是知識青年對本島時局問題和思想狀況的痛切反省，和意圖突破枷鎖的奮鬥表現，但在強大的專制機構壓制下，竟無一項活動得以正常發展下去。於是青年們不得不徹悟，在台灣，批判性運動的公開活動空間是如何的狹窄。當然，50 年代白色恐怖的記憶，更是運動中揮之不去的不祥陰影。

另一方面，起自1953 年的數次經建四年計畫，到了70 年代，雖因其所謂的高度成長和物價穩定而受到了國際間的稱讚，然而對外資的依賴時而達到40%以上（年度資本形成額）。產業結構雖已趨向次高級化，卻因基礎部門和技術部門的脆弱，而終難擺脫其落後性和附庸性。更因低糧價與低工資的犧牲工農階級的政策換來的工業化，雖然使製造業生產指數自1952 年至1970 年間增加了12.8倍，但輝煌的數字背後的階級剝削、貧富差別的嚴重化，也已經形成了大眾，特別是農村的物質生活上日益加重的壓力。在城中，則美日等經濟強權的流行消費文化的全面制壓，也使市民大眾間的文化失落感漸濃。

如此，物心兩方面沉重的挫折感和鬱積，使部分青年們急於尋找出一種嶄新的解釋系統。乃在嚴密的社會控制（戶政、警政、企業安全制度、學校行政、媒體規約等方面）之下，逐漸出現了以探索和學習為目的的自發性小集團的活動，特別在藝文界和一些校園之間形成了風氣。這毋寧說是十分正常現象了。

然而在一黨封閉體制下，台灣青年的自主學習條件非常艱鉅。「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下的思想媒體控制，使台灣素有文化沙漠的譏稱。青年們欲在官製理論及大眾的庸俗產品之外去尋求帶有劈刺性的批判工具，其困難在想像之中。畢竟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地支配，再接以同樣嚴酷的半軍事統制，真正的批判主義早已淹沒在權威所不容，世俗所不顧的歷史的角落裏。除非有特殊的機遇、很難接觸到。

但渴求真實的學習意慾和某種個別機會，卻也能使少許世代的片斷思想遺物，從歲月的塵封中和禁忌的隔絕下出土。那些，有的是20 年代30 年代殖民地抗爭時期的各種文件或反帝作品，也有的是逃過政治肅清的戰前左翼運動的理論經典之類。或許，是缺全的一篇文告、一首沒有音譜的歌謠、幾頁殘破的小冊子、紙質粗劣的30 年代小說、民間口述的內戰史、半個世紀前的農民宣傳歌。也許還有，書皮已爛的《唯物論叢書》、書頁泛黃的《我們該做甚麼》、英文範例中的一節《宣言》等。

即使形式上殘缺，求知心切的青年們確能感受到，那些都是一心企圖讓人民恐懼的政權所一直恐懼著的東西。既然是令壓迫者畏懼的東西，那必定是受侮蔑的真理、被埋藏的真實—一個暴戾的政權所不敢面對的真實。

同樣有震撼力的是，留學生或外國學生時而攜帶進來的各種時代性作品。如：黑人民權運動介紹、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吶喊文藝、反越戰宣言、資本帝國主義批判、反核和平運動或生態保護運動的宣傳文、歐洲新馬作品、新左派哲理詩，甚至，詞句激昂的，巴勒斯坦少年隊的戰歌等。

無論年代的新舊，也不論本土或外地的，這些形式缺全的批判主義或理想主義的殘簡斷章，卻都帶有強烈的指向性訊息。一些單純的判斷命題，往往帶起了神秘的光圈，深深觸動青年們的憧憬心理。也許，這是針對嚴厲的思想控制，針對警總的禁書規定的自然反彈。

總之，淪落為新殖民地性格的台灣社會，它的急圖掙脫枷鎖的解放本能，無疑集中凸顯在部分善良、善感的青年們身上。他們以憤世嫉俗的姿態，帶著不全的，甚至零落的精神武裝，試著去衝破時代的雙層藩籬。一層是大眾的自私，再一層是政權的反動。一心想尋回生命主體性的青年們，忍受著大眾的冷漠，去跟一個執意維護專制性和工具性的權力結構，進行一場恰似以卵擊石的無望挑戰。這中間，50年代軍法大審的陰影當然是沉重的抑制因素，但恐怖政策的效應中除了恐懼感外畢竟還含有義憤或反感。恐懼中的憤怒、憤怒中的恐懼，理想主義的唆使，現實利害的抑阻；青年們一定要經過這樣淒絕的內部掙扎，然後才能跨出步伐。下面三點，似乎就是那個年代的有力的催動因素：

（一）他們在受禁抑的環境中偶然接觸到的那些思想遺物，令他們感受到具有相當妥切的現實契合性，也就是，真切的說服力。使他們得以揭開向來難以解釋的現象的謎底。

（二）國際情勢中不斷出現的新狀況。主要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及其內部的紛擾不安，及落後地區的反叛運動或自救運動等所顯現出來的，世界資本主義總體系的危機意識。

（三）理想主義原有的，對舊事物的反抗和解放的熱切企求，和海峽對岸的巨大實驗所不時發出的無聲呼籲之間的，不期然的精神契合。這一點特別使青年們的走向無可避免地觸碰到另一個高度敏感的政治禁忌。

以上三項有關因素中的思想性和時代性內涵，使60年代後的台灣本土性青年活動中，自然地帶起了直接與「最高國策」相對決的，隱密的尖銳性格了。

2001年3月18日返鄉探親的在京老台胞陳炳基參加春祭後與林書揚（戴帽並穿風衣者）等合影留念。圖源：陳炳基提供

雙層反叛者的路曾經是徹底寂寞的

其實，青年們的理想主義，從來也不曾完整過。那是急躁的生活情操，和未經熟考，未經演練的泛論命題的粗糙聚合，都能讓人感受到黑格爾所說的「透過感情的帷幕激射出來的，理念的光芒」，嚴格說來是近乎藝術境地的。

是人道主義也好，民族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青年們似乎只有輪廓性的通則觀念，而還沒有在實踐中衍生出一應足夠的作業規律。據此而向世俗的價值觀挑戰，常換來嘲弄。甚至受到不堪的憐憫。以此衝碰既有的權力組織，更無例外地招來立即的無情懲罰。青年們的熱情，大眾視為愚蠢。青年們的熱力，政權卻認為危險。他們的路，焉能不寂寞！

但青年們的反抗，也有它的精神美學。如依尼采的戰鬥觀點，則：「奴僕在反抗時是無比尊貴的」。反叛的奴僕，較之傲岸的王公更尊貴；因為反抗正是主體性的自我驗證。並且，反叛者的主體性，較之壓迫者一方的主體性常能多一層道德的義烈、情操的昂揚、和信心的篤定。因此，走在反叛路上的青年們，即使一時形單影孤，心裡應該是一種充實感的。

他們只是較早的反應者。他們的寂寞，只是先行者的宿命。道路是彎折的，即使一時聽不到後續者的開步聲，一陣寂寞也未必多難耐了。準備的時代就是積累的過程，個人個案的意義或價值，還是沉潛不彰的。正因為如此，社會的評價大致是冷酷的。但諷刺的是，為政者所受到的衝擊卻是不小。他們的政治思考，頗能估量出這一類青年人自發的反體制傾向的積累效果之嚴重性。因此不得不問以刑責、課以重罪。但所謂的恐怖政策，本身就是社會病理現象之一種。縱能一時抑壓直接的反抗行為，亦無能消卻產生反抗的基因。台灣社會的基本性格若不變，統治體制若不變，精神勢力的虛構性若不變，則在其罩不住的現實各層面上的脫序與反抗，是無可避免的。階級社會的內部運動規律—壓制反撥的相激，將以這樣形式那樣形式，時時暴露出來。是以，路還是前有故人，後有來者的。

最後，知識青年的自覺性運動，亦常能顯出歷史的承襲因素和世界的傳播因素的相乘效果。也就是說，本土性特質和世界性風潮的一定程度的連結。知性的探索，常常由縱的傳承中，那怕是片斷不全的邏輯記號，亦能得出一定的啟示。再從橫的世界空間的訊息傳播中，同樣能受到印證、鼓舞，甚至教訓。因此，曾經寂寞過的台灣青年的自覺運動，不論如何的未成熟、未上軌道，其實在歷史與世界的時空坐標中，有它赫然存在的位置。他們的「雄心」即「稚心」，雖然造成了個人生涯的蒙難與疾苦，但那絕對是混沌世代中的一種虔誠的救贖，他們不揹，總要有人揹的。

歷史條件的成熟，往往要超越個人生命的單位長度，等到他們躑躅而行的路上不再寂寞時，他們都已步入中年。但幾次的路轉峰迴，不知覺間同行者漸眾，時代的指向既已顯明，則曾經沉潛於時代量變過程中的他們的人生價值，也快要重獲澄清了。到時，將是又一次的時光的轉折。

林書揚在北京大學演講後與同學們交談。圖源：吳小珊拍攝

◎本文收錄於《林書揚文集（二）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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