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1991年陳映真（左）與時任台灣左派政黨勞動党副主席的林書揚走在「五一」遊行隊伍的前列。圖源：夏潮聯合會，李文吉攝影

一

不記得在哪裡看到過一個關於《山路》的解讀，印像很深。論者認為陳映真1983年寫下的小說《山路》，其中男主人公之一的黃貞柏，是以繫獄34年7個月的林書揚先生為原型的。

乍一看似乎有點道理：一是身份和時間上的貼合，都是因為社會主義的信仰和追求而遭到台灣白色恐怖的逮捕；都是監禁30餘年，在當時逐漸鬆動的政治控制環境中，有了出獄的可能性。二是情節上有點巧合。林書揚出獄後，與其他「老同學」一起照顧過一位難友（注：台灣左翼政治犯因為在獄中堅持學習和鬥爭，所以後來互稱「老同學」），這位難友病逝後，其妻子被獄中「老同學」的情誼所感動，在親友同志的牽合下，與林書揚成婚。據說結婚時，台灣島內政治犯難友來了五六百人到場祝賀，當時的新聞報導說，這些人的刑期加起來超過一萬年。

1987年6月6日，林書揚同志與曾玉嫻女士結婚。有人估計，把六百多名的賀客與不克前來或尚在牢中的前後同學的坐牢年數加起來，大約有一萬年之多！圖源：林書揚同志紀念專頁

不過，略微一想，自然知道林書揚不可能是黃貞柏的原型。《山路》落款於1983年7月14日，初刊1983年8月的《文季：文學雙月刊》，而林書揚於1984年12月17日假釋出獄，而其結婚，則要等到1987年末了。在陳映真寫作《山路》之時，林書揚尚在獄中，且不知何時能夠出獄，又豈能成為小說的主人公呢？

林書揚不是黃貞柏的原型。但如果結合當時台灣開始有所鬆動的政治環境，以及釋放政治犯的風聲，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陳映真《山路》寫作的潛在指向之一，是即將有可能出獄的、繫獄長達三十年以上的政治犯團體。小說前半以客觀敘事為主，其視角和心理，主要立足於李國坤的弟弟李國木，這是戰後成長的新一代台灣知識分子；後半則是女主人公蔡千惠的那封長信，是以第一人稱寫下回溯過往的信，具有濃郁的抒情性。

這種視角非常巧妙，一是以當下日常生活中的台灣人來回顧那些先烈，更加貼合當時一般的讀者的感覺、視角和認知，並由此能夠帶出反思功能；二是使得其中的政治表達比較委婉、優美、含蓄，在當時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有一定的彈性空間；三是這兩人的身份，幾乎分屬於兩代人，剛好可以關聯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小小的篇幅中，有了巨大的歷史容量和思想空間，有四兩撥千斤之妙。

現有的關於這篇小說的解讀，大多聚焦於女主人的贖罪意識、救贖意識；或討論蔡千惠在信中留下的「如果革命墮落了」的惘然之問；或者評析小說中「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所表達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這三個問題，當然都是這篇小說引人注目的關鍵，也是最引人誤解乃至攻擊、利用的地方。在這三個問題上，我不太同意現有的解讀。不過這需要一篇長文來剖析，此處無須節外生枝。在這篇紀念林書揚先生的文章中，我想提出的問題是：如果站在林書揚等人的角度來理解這篇小說，或者將林書揚的心路和蔡千惠的心路做對比，我們能看到什麼呢？

陳映真小說《山路》，遠景初版。圖片來源：苦勞網

二

顯然，蔡千惠那濃郁的贖罪意識、自我犧牲的意識，都來源於李國坤、黃貞柏等中共地下革命者的思想和人格感召。最初，這種贖罪意識來源於其二兄蔡漢廷的背叛和告密，「為了使那麼多像您、像國坤大哥那樣勇敢、無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麼黑暗的命運，我為二兄漢廷感到無從排解的、近於絕望的苦痛、羞恥和悲傷」，所以，「我必須贖回我們家族的罪愆」。

不過，隨著時日的推移，這種贖罪意識有了一種新的發展和覺悟。主人公懷著自我犧牲的心情，「到國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為了那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此處「為了那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已經具有左翼的立場和覺悟，不同於最開始單純的贖罪。這種「打碎我自己」的犧牲，不僅指向因背叛而犧牲者，更指向島上那些處於漫無盡頭的刑期中的政治犯，並因此「而心甘如飴」：

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時候，我就想著和國坤大哥同時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樣，被流放到據說是一個寸草不生的離島，去承受永遠沒有終期的苦刑的人們。每次，當我在洗浴時看見自己曾經像花朵一般年輕的身體，在日以繼夜的重勞動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爛成伊堆枯骨的、僕倒在馬場町的國坤大哥，和在長期監禁中、為世人完全遺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們的體魄，而心甘如飴。

這是用一個未曾繫獄的女性視角寫下的。革命中偉大的犧牲者，會成為後來者的精神上的壓力，但也會成為動力；會成為後來者的鞭子，督促後來者繼續努力，但也會成為後來者提燈，給予後來者方向與溫暖，這與論者所提及的一般意義上的「贖罪」意識，有著表面的相似，更有著內在的不同。我們可以推測，有著強烈歷史方位感、傳承感的林書揚們，自然也會有這樣一種壓力與動力，或救贖與行動的意識。

現存於《林書揚文集》中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寫於1985年12月的《回首海天相接處——悼「綠島甘地」黃榮雄同學》，在文中他回顧了與黃榮雄在1950-60年的綠島生涯中共同戰鬥的歲月，文中有深情的悲悼，但更有艱苦中磨礪的豪情、壯志與決絕之心：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卻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決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驅體老去，卻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這是一段在紀念林書揚時常常被引用的話，以詩一樣的語言，火熱的情感，直接而銳利的語句，深刻、生動地呈現了林書揚們在極端恐怖的重壓下，堅守初心、不斷學習、勇於鬥爭、提升自我的歷程。就在這一段之後，林書揚以無法遏制的深情寫道：

你是該放下擔子也放下心。因為你已盡了畢生之力。且必也預見到，有一不息的生命長流，燃燒著理想的火焰，緊跟在你的身後！那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傷懷，對你，對我們，都顯得太個人，也太頹萎！

「你」與「我」，逝去的黃榮雄們和仍然在世的林書揚們，在這裡匯合成了「不息的生命長流，燃燒著理想的火焰」，這種緊密相聯的內在的一體感、歷史感，超越了悲傷的悼念，而化為後來者內心的理想、勇氣、意志和希望。也是因此，「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傷懷，對你，對我們，都顯得太個人，也太頹萎！」由此超越了個人的悲歡、得失，甚至超越了個體的生死，而獲得了某種歷史主體的覺悟。綠島的歲月，當然不僅僅是一曲長期遭受囚虐的悲歌、哀歌，更是一曲氣吞山河的豪邁戰歌、壯歌，體現了統左派信仰者、實踐者、革命者的精神高度！

左翼畫家吳耀忠當年為陳映真小說《山路》所畫封面，但後來陳映真未採用，原因不明。圖源：網路圖片

這種覺悟不僅僅是負罪與救贖，而是一種自我犧牲、升華自我的覺悟，求仁得仁，無怨無悔地承擔。這裡負罪與救贖，在此前常常被學者們闡釋為某種宗教精神、宗教境界，這或許並非全無道理。但以我的看法，這從根本上是一種革命的理論和精神倫理，是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這種覺悟是在廣泛的理論思索和實際接觸中，產生的一種覺悟，是在廣闊的革命歷史長流和人類發展史中，所形成的一種生死一體的使命感。它鼓舞後來者去自我承擔，繼續戰鬥下去，獲得一種完滿的意義與價值，並由此而「甘之如飴」。林書揚自己在《文集》中甚少談及自己的心路，有一次他在接受關曉榮的採訪時曾說：

靠什麼堅持過來，現在叫我要怎樣跟你們說呢？在那種境遇下，我相信每一個人都總是要過日子啊。像我這種判無期徒刑的人，這點若沒看開，幾乎就沒辦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將至的人要出去的時候，他們還未出去，我就有心理準備了。大概再二、三個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個風暴裡頭一起共甘苦生活過來，有一大批人已要脫離監獄的生活，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對留在那裡的人來講，如果沒有心理準備，當然會形成相當大相當大的衝擊，……你必須要有一個思想上，有關人生觀。一個人生命的過程和終點，或者說得抽像一點，人活著到底是為什麼？一個人的生命在什麼狀況下結束，才沒辜負生命的價值？像這樣的問題，我們也無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個人生觀、生命觀。也許說得大一點，口氣說得大一點，說不定認為：這也是我們正在承擔，為了替這個社會的進步承擔某一種代價，不得已的代價由我們來承擔。

「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一個人的生命在什麼狀況下結束，才沒辜負生命的價值？」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和辯證唯物主義者，林書揚「無意借用宗教的力量」，而說的很清楚，這就是一種「承擔」，是一個人人生觀、生命觀的透徹領悟，是從歷史、思想、生命各個層面獲得的覺悟，是將「小我」投入一個「大我」之解放中的鬥爭。

這與《山路》中蔡千惠的精神一脈相連。

林書揚追思告別式現場。圖源：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左富蓮拍攝

三

這種包含承擔、救贖、犧牲的意識，這種前後相續、踵繼前賢、與前行者「一體感」的意識和情感，其實不獨是林書揚所有的。同時在1950年代繫獄的「老同學」陳明忠，也是如此。他晚年的回憶錄《無悔》中，提到自己當年入獄是對自己影響很大、此後烙印心間的幾個人。比如張伯哲和馮錦輝：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台後是台中市、台中縣地區的地委委員，他當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道」就是共產主義。……

我進二十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輝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地跳，他居然這麼鎮靜。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

也是因此，陳明忠深受感召，不斷學習、實踐和鬥爭，致力於達到張伯哲和馮錦輝的境界。他說：「我看到馮錦輝、鐘浩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記得張伯哲跟我的談話，這是我在『軍法處』牢房最大的收獲。」陳明忠被判刑10年，出獄後顧念著張伯哲的一封遺書，專門花心思去尋找張伯哲留下來的那封遺書，「張伯哲是在我被送到『軍法處』新店分所以後才槍斃的，他把遺書交給一個判五年的人，我出獄後，找不到那個人，也不知道遺書是否送到了他家。那個人是因高雄市委案被捕的，一九四九年就被捕了，在牢裡得了腳氣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獄不久就死了」。他同時也顧念著馮錦輝的遺志與親友，後來與馮錦輝的妹妹、同為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他回憶：「坐牢出來的人，有點像親人，結婚就互發喜帖，大家都來參加。那時守娥也在台北，在一家日本『山之內』藥廠的台灣分公司做會計。在難友的婚宴上，幾次碰面，就認識了。其實在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我就認得她。有人指給我看，這是馮錦輝的妹妹，我就記得了。有陣子我和別人負責挑水去女牢，也常看到她。」可見陳明忠對此非常留意。在《無悔》中，陳明忠坦言：

交往的時候，我跟她講了我認識她哥哥的事，她也逐漸了解了我的事情，比較安心。守娥會選擇我，我不知道跟我認識她哥哥有沒有關係；對我來講，我選擇她，跟她哥哥絕對有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與馮守娥的結合，既是因為有共同的經歷、共同的理想信念，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顧念、乃至照顧馮錦輝的妹妹的善意。若以這種思路來理解，則恐怕陳明忠前輩在心路上，更近似於《山路》中蔡千惠的投入李家。雖然二者性別、身份、經歷很不相同，但在內心的品質上，有著相近之處。

馮守娥與陳明忠合影。圖片來源：夏潮聯合會

四

當陳映真1983年寫下《山路》，他潛在的對話對象、關懷對象之一，是仍繫獄已達三十年以上的林書揚們。蔡千惠的那一封信，固然是寫給台灣社會的一般大眾和知識分子的，但也是寫給他自己的，更是寫給林書揚們的。蔡千惠的遺言，預感了林書揚們出獄後更為艱苦的戰鬥，「暌別了漫長的三十年，回去的故里，諒必也有天翻地覆的變化罷。對於曾經為了『人應有的活法而鬥爭』的您，出獄，恐怕也是另一場艱難崎嶇的開端罷。只是，面對廣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鬥爭，怕是要比往時更為艱苦罷？我這樣地為您憂愁著。」不過，即使憂愁，小說仍借蔡千惠之口，說出了「請硬朗的戰鬥去吧」的寄語！說到底，蔡千惠在這一點上並沒有退縮和真正的絕望。

小說中，蔡千惠最大的痛苦，也是直接導致他自殺的絕望性原因，倒不是很多論者喜歡誇大的「革命的墮落」，而是直接導因於自己的深感羞恥的「遺忘」，這是小說的一個關鍵：

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輕死以贖回我的可恥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後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遺忘了。我感到絕望性的、廢然的心懷。

這個「初心」是如此重要，沒有這顆「初心」，就是「遺忘」，就意味著背叛和喪失，意味著生存處境的荒誕化和生命意義的抽空，也就是「生不如死」，意味著生命和歷史的走入絕路。蔡千惠是由黃貞柏的出獄方才「驚醒」的：「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因此，《山路》的批判的重心，即在於這種徹底的「遺忘」。陳映真在寫下《山路》不久後，寫下了《綠島的風聲和浪聲》一文，聲援尚在獄中的林書揚們。他像蔡千惠一樣反省和批評自己：

直到我自己坐了政治牢，我和千萬同胞一樣，遺忘了長年囚居的人的存在。三十多年來，我們，你和我，把這些在過去的歷史時代中，為良識所驅迫，對國家和民族的問題有「不同」主張，並且身體力行，而終於被判重刑的人們，完全遺忘了。在他們煎熬的三十年中，我們兀自嫁娶宴樂，卻忽略了在牢牆外、紅塵中和獄中人一起受苦的父母、妻兒，讓他們孤單無援地在無助、羞辱、挫折中度過。

這種反省在陳映真筆下常常出現，與蔡千惠的何其相似。此文談及1983年自己即將去美國參加愛荷華的作家寫作計劃，恰恰是因為「自己也爭取了自由出入境的機會，而更加的惦念仍在獄中的老友之故」，他必須在去美國之前寫出《山路》，寫下《綠島的風聲和浪聲》，因為「如果為了保護自己出境的機會，而不敢或回避在心中沸騰的關懷，那麼，我就是一個對不起綠島的風聲、浪聲所代表的精神的人。」在當時的處境中，他自覺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很多傾向於台獨的論者，在評論《山路》時，常常暗含譏諷地說陳映真刻畫蔡千惠的形像，是為了給自己「立牌坊」，然後再批判陳映真是在做著烏托邦的迷夢，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陳映真恰恰是為了超越「小我」，他何曾將自我之得失放在心上！

從林書揚們的視角來看《山路》，也許我們會發現《山路》背後不一樣的風景。這篇小說不僅僅是有自省和贖罪，更是有自我犧牲、甘之如飴的奮發與鬥爭；不僅僅是個體的罪感與痛苦，更有投入一個更大的歷史主體獲得覺悟後的行動與力量，這才是李國坤、黃貞柏乃至蔡千惠的覺悟之源、力量之源；這篇小說不僅僅是在拷問「墮落」，更是在拷問「遺忘」——這裡的重點不是否定資本主義，不是像很多人誤解的那樣，意味陳映真要徹底否定「一寸寸建立起來的房子、地毯、冷暖氣、沙發、彩色電視、音響和汽車」的生活本身，不，與很多人的誤解恰恰相反，這裡否定和批判的，是在這種物質繁榮之下的徹底扭曲和「遺忘」。

這個遺忘，從林書揚和陳映真他們看來，構成了台灣問題的關鍵性因素，也是台灣發展到今天的必然原因——台灣新殖民地處境下的資本主義發展繁榮，所帶來了歷史性的扭曲、否定和「遺忘」，在小說中表現為遺忘了黃貞柏等尚在獄中的革命者，而事實上，這些革命者代表的是一百多年來台灣反帝反殖、追求社會主義信仰和祖國統一的左翼之歷史和精神，這一段歷史和精神無法復歸，無法得到繼承，必然意味著生命意義感的抽空和歷史前景的絕望，在八十年來的反共、反中的強力推動下，走向混亂的新殖民地處境下的台獨不歸路。

四十年後回看《山路》，思考林書揚們之於台灣的意義，正在於此。這條山路是唯一的路，遺忘了這條路，背叛了這條路，喪失了民族主體和革命「初心」，只會走向歷史性的荒誕與絕路。四十年後，我們才看得如此清晰。

2001年3月18日返鄉探親的在京老台胞陳炳基參加春祭後與林書揚（戴帽並穿風衣者）等合影留念。圖源：陳炳基提供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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