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肖爾:被壓迫者教育學——致敬保羅.弗雷勒

By 微信公眾號搬運工 / 2020-09-10 17:27:45 /
左翼
摘要:

弗雷勒的行動基於一個基本的假設:即人的本體使命(他如是說)就是要成為一個作用於世界並改造世界的主體,唯其如此,才會不斷有新的可能使個體和群體生活更完整、更豐富。世界上不存在所謂中立的教育過程這樣的東西。教育要麼充當工具,用以促進年輕一代融入現行制度邏輯並使他們與之相符合,要麼就變成「自由的實踐」,即人們藉以批判性和創造性地對待現實並發現如何參與世界改造的手段。要構建一種有助於促進這一過程的教育方法,這將有助於新人(new man)的培養。

◎文章來源:文藝批評


xxx保羅.弗雷勒(1921-1997)

作為巴西著名教育家、批判教育學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保羅.弗雷勒(1921-1997)以其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廣受贊譽。他的教育理論不僅在亞非和拉美國家被奉為經典,還被第一世界左派教育理論家奉為圭臬。

教育工作者
1985年,他跟妻子埃爾莎一起獲得「傑出天主教教育工作者獎」。

教育和平獎
1986年,他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教育和平獎。

名譽學位
歐美共有29所大學授予他名譽學位(其中,比利時魯汶大學、美國密歇根大學、瑞士日內瓦大學等授予其名譽博士學位)。

教育家
他不僅被譽為「拉丁美洲的杜威」、「20世紀下半期最著名的教育家」,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國際刊物《教育展望》列入100位最具國際影響的教育家(在世便享此盛譽的僅4人)。


被壓迫者教育學
50周年紀念版前言(大陸版)

文/理查德·肖爾

弗雷勒1921年出生於勒西菲市,這是第三世界裡貧窮和不發達情況最為糟糕的中心區域。他出生後不久就不得不直接體驗這種現實情況。隨著1929年美國爆發的經濟危機開始波及巴西,弗雷勒出生的中產階級家庭原本就不怎麼穩固的穩定性蕩然無存,他發現自己與其他的「人間的不幸者」一樣處在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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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他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嘗到了飢餓帶來的痛苦,學業上也開始拖後腿,因為飢餓使他無精打采。這也使他在十一歲的時候就發誓要終身與飢餓作鬥爭,而其他孩子未必就知道他當時所遭受的苦難是什麼滋味。

他從小就過著窮人一般的生活,這也使他發現了無依無靠者身上普遍存在的所謂「沉默文化」。他逐漸認識到,他們的無知和冷漠是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控制局面的直接產物,而無依無靠者都是其受害者。他們不被鼓勵,也沒能力去認識和應對所處世界的具體現實,而是「淹沒」在一種事實上不可能出現批判意識和反應的狀態之中。他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整個教育體系是維護這種沉默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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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勒對這一問題有著切身的體會,他把注意力轉向教育領域,並開始投身於教育工作。在之後的歲月裡,他潛心研究和反思,在教育哲學方面形成了富有創造性的新主張。他直接投身於解放人的鬥爭,旨在創造新世界。據此,他不斷借鑒不同境遇中和持不同哲學立場的人的思想和經驗:用他的話來說,他廣泛涉略「薩特(Sartre)和穆尼耶(Mounier),埃裡希·弗羅姆(Erich Fromm)和路易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奧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毛澤東,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烏納穆諾(Unamuno)和馬爾庫塞(Marcuse)等的思想」。他充分吸收這些人的見解,形成了一種真正屬於自己並且能真正回應拉美具體現實的教育觀點。

1959年,他在勒西菲大學所做的博士論文中首次表述了他對教育哲學的想法。他的這些想法見諸他後來擔任該大學教育歷史和哲學教授時所出版的著作,也見諸他在勒西菲市所進行的掃盲教育的早期實驗。他提出的方法在整個巴西東北部的掃盲運動中被天主教人士及其他人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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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法被認為對舊秩序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1964年軍事政變後,弗雷勒即被捕入獄。七十天後,他被釋放,並被逐離巴西。弗雷勒流亡智利,並在那裡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智利農業改革研究院工作了五年,從事成人教育項目工作。之後,他擔任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顧問,並與多個在農村和城市地區開展新型教育實驗的團體緊密合作。

作為一名親歷者,我要說明我為什麼會覺得與保羅.弗雷勒的思想進行對話是一段令人興奮的不同尋常的經歷。現如今,學術界充斥著大量抽像而缺乏獨創性的智力成果。我對此不無厭惡,所以,我對一種完全立足於歷史語境下的反思過程感到興奮。這種反思貫穿於力圖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過程,因此它代表著一種理論與實踐的全新結合。當我看到保羅.弗雷勒,一個處在他這樣地位的人,試圖去重新發現知識分子的人性化使命,並展示思想的力量,去打破公認的種種限制,為全新的未來開闢道路,我深感振奮。

弗雷勒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的行動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假設:即人的本體使命(他如是說)就是要成為一個作用於世界並改造世界的主體,唯其如此,才會不斷有新的可能使個體和群體生活更完整、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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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關聯的世界不是一個靜態的和封閉的秩序,即人必須接受和適應的已知現實;相反,這是一個有待處理和解決的問題。世界是人藉以創造歷史的材料。這是人在克服特定時空中的非人性化境況並創造全新世界時所要擔負的一項使命。在弗雷勒看來,西方世界的先進技術為當下實現這一使命提供了資源,但是迫使我們否定現行秩序並證明歷史並沒有終結的社會願景則主要來自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難和鬥爭。

除此之外,弗雷勒也深信(現由廣闊的經驗背景為支撐),無論一個人有多麼「無知」,也不論一個人被「沉默文化」淹沒得有多深,他都可以通過與他人的對話式相遇來批判性地看待這個世界。如果個體在這種對話式相遇中掌握了合適的工具,他就能逐步感知個人現實和社會現實及其中的矛盾,就可以察覺到自己對這一現實的感知,也就可以批判性地去對待這一現實。

在這一過程中,那種老式的、家長式的師生關係得到了改變。一個農民可以比一名從外面請來的「教師」更有效地幫助鄰居推進這一過程。

「人以世界為媒介相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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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這一切的發生,語言便產生了新的力量。語言不再是抽像概念,也不再是魔法,而是人在命名周圍事物的過程中藉以發現自己並發掘潛能的手段。正如弗雷勒所說,每個人又重新贏得了說出自己的話語,也即命名世界的權利。

初看起來,保羅.弗雷勒在拉丁美洲教育文盲的方法似乎屬於一個不同的世界,有別於我們自己在這個國家裡所處的世界。當然,主張要把這套方法照搬到這裡來是荒謬的。但兩種不同的情況所具有的某些相似之處是不容忽視的。我們這個技術先進的社會在迅速地使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變成客體,並在不知不覺中使我們嚴格地遵從這種制度邏輯。就實際情況來說,我們也是在慢慢地被淹沒在一種新的「文化沉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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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是,使我們陷入此種局面的相同技術,同時也為正在發生的事情帶來了新的敏感度。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新媒體的出現以及陳舊的權威觀念的消蝕,為他們對這種新束縛產生敏銳意識開闢了途徑。

世界上不存在所謂中立的教育過程這樣的東西。教育要麼充當工具,用以促進年輕一代融入現行制度邏輯並使他們與之相符合,要麼就變成「自由的實踐」,即人們藉以批判性和創造性地對待現實並發現如何參與世界改造的手段。要構建一種有助於促進這一過程的教育方法,這將有助於新人(new man)的培養。對於擔負此項使命且在尋求可資實驗的觀念和工具的人而言,保羅.弗雷勒的思想在今後的歲月裡會作出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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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理查德·肖爾:被壓迫者教育學——致敬保羅.弗雷勒
◎文章來源:文藝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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