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

12月28日，在貴州省赤水市石堡鄉朝陽社區，醫護人員為群眾發放藥品。圖源：新華社，王長育攝

臨近年底，中國內地的抗疫策略驟變，從近三年來的依靠封控為主的抗疫模式轉向放開，這使得「抗疫退出」成為中國本身乃至全世界的頭等大事。對此，國內外各方利害相關者觀點紛陳，立場、情緒、訴求等等多種多樣。這其中必然會引伸到政治論斷，只是，負責任的論斷畢竟需要立足於權衡封控與放開對全社會的相對利弊，必須認識到合理的抗疫和退出安排首先是一個公共治理問題，不應該繞過公共治理談政治。

放開的認知依據及其欠缺

面對持續未息的瘟疫，封控與放開本來就是各有代價，極其巨大的代價，本來就是應該權衡取捨，而非執著於一邊。權衡取捨必須依靠科學和民主。

科學，就公共衛生的治理而言，歸根究底就是關鍵知識的獲取。筆者在今年初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曾這麽說：如果說，新冠病毒的毒性確實是已經降低到流行感冒的水平，那全世界都不會追求清零，中國也不會，中國其實也並沒有「清零拜物教」。——那麽，在奧密克戎（Omicron）流行全球已是整整一年的今日，是否可以確定新冠病毒的毒性已經降低至適當水平，使得社會可以承受不再追求清零？

在12月初抗疫策略改變前夕，國內一群很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聯名呼籲放開抗疫，作為其依據的判斷是：「隨著疫情進入奧密克戎階段，科學界的共識是致病性減弱、傳染性提昇，加上疫苗接種的普及、防控經驗的積累，為優化疫情防控提供了契機，近期各部門各地方正在積極調整，社會各界備受鼓舞。」

如此判斷病毒的變異趨勢和特性，這是西方國家用於肯定它們率先放開的說辭，也是世界範圍的主導輿論（尤其是針對中國的輿論戰）所宣揚的，並且得到中國很多醫學專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應和，大有可能也是中國官方決策轉向放開的依據。

然而說「科學界的共識」是太過了。這其中的一個相關版本，是「無症狀感染佔絕大多數」說，據報道是來自春季上海疫情爆發的調查結果（至近日又有報道說這個結果其實是來自上海當局擅自修改了國家衛健委對「無症狀感染」的定義）。而本月初以來的實際情況應該是推翻了這個判斷，同時也動搖了另一個相關版本，即所謂Omicron只會導致上呼吸道感染、不再是肺炎的說法。也正因此，放開以來就出現相當嚴重的醫藥供給不足、醫療資源擠兌的情況，帶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恐慌和不滿。

由此引申到更根本的問題，即：放開的另一個關鍵依據，是「病毒階段」認識，是否意味著病毒變異趨勢必然是毒性趨於減弱，Omicron將繼續主導或被更弱的毒株所替代？這應該是科學上無法確證的，所以巨大的風險仍然在前。

連日來，中國各地新冠病毒感染後治療藥物的需求明顯增長，多地藥企開足馬力加緊生產，加大藥品供應。圖源：新華社，陳思汗 攝

放開的準備程度和秩序

中國內地的抗疫轉向放開，對病毒的認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封控的困難。從12月份的爆發規模看，確實有可能是早已破防了，就是說有可能已經存在大量的傳染鏈條，無法封控、或經濟承受不了而社會無法接受封控了。所以，12月初以來的實際情況，就不僅是放開，甚至可說是準備不足和秩序混亂的放開。應急醫療資源不足是一個突出表現，而疫苗接種覆蓋率不足就更加是後果嚴重。

按照Our World in Data數據，截至11月底，中國的疫苗接種與人口的比率達242%，略高於西方發達國家七國集團即G7的平均225%（其中英國數據自9月初以來沒有更新），遠高於中國和G7之外全世界的平均135%。這個成就可說是透過之前的封控爭取得來的，也使得中國內地現在放開的準備程度，遠遠超過之前的香港、台灣、日韓、歐美等地。

然而，兩個方面的情況顯示了疫苗接種遠不足以應對放開。一是，直至放開前夕，作為高危群體的老年人接種率仍是偏低，其中80歲以上的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種（大致上每人兩針）的覆蓋率僅達66%，完成加強免疫接種的覆蓋率更是只有40%，而已有的經驗顯示必須是全程接種另加加強針才能保護感染者免於重症和致死。二是，在放開之前近半年全社會的疫苗接種推進放慢，接種與人口的比率新增不夠10個百分點，意味著大部分人口或許已經存在免疫抗體消減問題了。

因此可以推斷，是惟有基於十分極端的認知，才會在這個顯然不足的準備水平上推動系統、快速的抗疫放開，而12月份的實際經驗正顯示出這個認知的不對。

認知之外，放開的決策是考慮到封控確實困難和成本巨大，後者最急迫的是愈趨惡化的經濟形勢。從實際表現可以進而推斷，放開的決策，首先是相信國內流行的毒株的破壞力是在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內，然後就在堅持外防輸入的原則下（包括入境限制和隔離措施要維持至一月份），力圖放開並以最快速度渡過傳染高峰。這就意味著，放開首要是為了大力推動經濟內循環，以能應對外循環的環境惡化，同時也使得中國在整體上更有條件應對世界範圍的毒株變異甚至乎生物戰威脅。

湖南省長沙市「老百姓大藥房」一家連鎖藥店裡，市民在排隊購買拆零銷售的藥品。圖源：新華社，余春生 攝

公共治理，政治不可或缺

抗疫疲勞，也即民眾的生活困難和耐性嚴重消耗，以及官員和基層抗疫人員的壓力超負荷，這是社會無法承受繼續封控、更大規模封控的另一成因，而國家的應對決策就是政治了。

抗疫退出猶如之前的進入、維持、調整，對整個國家機器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而言，是空前艱巨的公共治理任務和職責。此所以，「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這個宣傳口號，一時間傳播於各地和各個領域，蘊含著官員群體想要撒手不管的意味。上月底，面對當時在社會上蜂擁而起的或真或假的「要自由，不要封控」抗議浪潮，就有這樣的回應頗能代表一些官員的心聲：「我現在也覺得沒必要硬挺著防疫了。放棄認輸吧，別再承擔本來就不應該承擔的責任，每個人本來就應該為自己的健康負責。」這也同時反映了一些評論者的態度，對愈演愈烈的妄顧公共治理的艱難權衡取捨、只有政治成見的言行的憤慨。

然而政治也確實是不可或缺。瘟疫的特性正在於不容許個人化的「自由地選擇」（free to choose），病毒的傳染性是一種強制，個人的選擇必然會影響到別人，導致自身和群體的「自由地喪失」（free to lose）。此所以，正本清源，要精準退出，就必須依靠國家主導、全社會合作和集體主義，不能主要依靠「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者」，不能讓各級地方政府自行其是。而中國的立國原則、最高政治準則，也是不容許放棄，不容許推卸代表集體的職責、讓一個個的個體自生自滅，這是對全社會和全世界的承諾。

民主，就抗疫的公共治理而言，就是說國家應當發揮領導作用，代表集體作出超越個體選擇的決定，權衡取捨因此不應該取決於個體化的政治表態。

2022年12月28日冩於香港葵涌

◎本文原刊於《明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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