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

天津港集裝箱碼頭。圖源：網路圖片

疫情三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在全球主要貿易大國中別樹一幟，也與西方國家力圖降低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特別是美國在2018年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初衷背道而馳。這個初衷內涵複雜多樣，單就貿易本身而言，美國的舉措既是為了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是為了壓制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上昇趨勢。

釐清中國貿易順差持續甚至擴大的深層原因，對於理解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以及今日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勢和特性，具有重要意義。

全球化範例的回光返照？

2022年前三季度，中國對外商品及服務貿易順差4.06萬億元，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4.67%；而之前的2020年和2021年也即疫情首兩年則分別是2.46%和2.59%，使得近三年的平均數達3.24%。這個水平，不僅是遠超貿易戰首兩年也即2018-2019年的平均比率0.96%，甚至超過貿易戰之前的2010-2017年期間的平均比率2.58%，頗有向再之前的2000-2009年期間的平均比率4.55%復歸的跡象。

作為對照，美國的外貿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在今年前三季度是4.00%，在疫情近三年的平均數是3.55%，在貿易戰首兩年的平均數是2.11%，在之前的2010-2017年期間的平均數是2.34%，在再之前的2000-2009年期間的平均數是4.57%。

中國的順差與美國的逆差對稱，是自世紀初以來的常態，構成全球矚目的「中美經濟紐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則自貿易戰以來這個紐帶漸趨消減，尤其是中國透過與「一帶一路」相關的舉措推動經貿對象多元化以消減這個紐帶。

所謂中美經濟紐帶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即，中國向美國出口工業製品以換取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元金融資產，前者在中國的總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後者則是使美國能夠維持外貿逆差的重要因素。其中，在貿易方面，根據美方的統計，中國自2000年起就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的頭號逆差貿易夥伴，至2008年，對中國的逆差更占了美國已經大幅度膨脹了的外貿逆差總額的近三分之一。

這個紐帶的一個意義，是中國在貿易和金融兩個層面上雙重補貼美國，即是提供了廉價產品之後再提高廉價資金。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財經官員都是對此高度讚賞，將之說成是全球化的範例。

圖源：網路圖片

走向「貿易戰是階級戰」論

金融危機爆發改變了美國的說辭，此後就是清一色的「全球（需求）失衡」論，不僅是宣稱這個紐帶妨礙了世界經濟復甦，甚至宣稱紐帶本身正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更具體而言，全球失衡論將矛頭指向中國，認為中國經濟的出口導向性質引致世界尤其是美國經濟面臨需求不足，這即是川普政府所宣稱的「中國盜走了美國工人的職位」，由此導向了貿易戰。

根據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差額（其主體是外貿差額）等於國內儲蓄與投資的差額，所以，全球需求失衡的更深層成因是「全球儲蓄過剩」。美國財經官員、經濟學家和主流媒體評論員宣稱，全球儲蓄過剩的主要源頭在中國，而中國的過度儲蓄是因為政策性的匯率低估、以及經濟制度沒有提供安定的產權保護，從而，出路是讓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同時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大規模私有化等制度變革。

必須指出，「全球儲蓄過剩」論要得以成立，現實上必須呈現下列特徵，即，或是全球範圍的儲蓄─產出比率確實有所提昇，或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從而儲蓄率）確實保持平穩不變。然而這兩個特徵都是並不存在。世界範圍的儲蓄─產出比率在整個全球化年代都是基本上維持不變，沒有提升。在此期間，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儲蓄率卻是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另外投資率同樣是趨於下降。

從全球失衡論引申出來的另一種說詞，是將深層成因歸結為消費不足，主要是指向中國內部的消費不足。這是所謂「貿易戰是階級戰」論，意指中國經濟中收入分配過度偏向資本、壓低勞動份額，導致消費不足，進而導致宏觀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必須依賴出口，從而導致全球失衡。這個論調的政策導向，不再是新自由主義所要求的徹底市場化，反而是改良主義所要求的收入再分配、福利政策等等。

生產性投資不足才是關鍵

上述關於全球失衡的兩種論調，即「全球儲蓄過剩」論和「貿易戰是階級戰」論，都是著眼於宏觀需求不足問題，其蘊含理論基礎是凱恩斯經濟學，而不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那種無視宏觀需求問題、只是透過微觀視角專注於資源配置的新古典經濟學。

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財經官員和建制經濟學家、經濟評論員等等，提出「全球儲蓄過剩」並進而將之歸因於他們所說的中國扭曲市場的政策和制度，這是十分牽強地假定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本來不會出現過剩，這與凱恩斯經濟學並不相容。倒是，「貿易戰是階級戰」論著眼於收入分配問題，將之視作過剩、失衡的深層成因，至少在理論上能夠自洽。

然而現實情況並不符合消費不足的論斷，世界範圍的消費-產出比率在整個全球化年代基本上穩定不變，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甚至呈現比率上昇的趨勢，而中國也並沒有出現比率長期趨於下降的情況。

如果說世界經濟確實是面對需求不足，那主要原因是投資不足而非消費不足，而西方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增長表現的差異，也正是因為投資表現差異所致。整個全球化年代，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投資─產出比率持續下降，不僅導致宏觀需求不足和經濟增長緩慢，還導致收入分配惡化、勞動份額嚴重下降，惟有依靠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提供廉價產品和資金來維持消費。正是在這個關節點上，可以看出，全球失衡的根源在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於後者的投資不足和消費過度。

將分析焦點校準在投資問題上，這就引申出對世界經濟的形勢和特性的兩種不同解釋：一是凱恩斯經濟學的金融化理論，認為現階段資本主義因為新自由主義化、金融化導致投機活動擠壓生產性投資，另一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特性就是問題所在，利潤率下降壓抑投資，而金融化只是結果不是原因。

再觀諸中國的情況，自近10年前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確實呈現出投資增長停滯、利潤率下降、經濟金融化等趨勢，那麽，上述兩種對世界資本主義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表現的解釋，哪一種更符合中國的情況？有理由相信，是金融化理論較為符合，這正反映出中國經濟的性質畢竟不同於資本主義。

圖為北京天安門上的大陸國徽。圖源：網路圖片

◎本文原刊於《明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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