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兵黷武將死於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海外通訊
《死於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一書分析美國自建國以來發生的所有戰爭,提醒美國政策制定者如果想引導美國的外交政策走上更有效而且更符合美國利益之路,就應該警惕美國例外主義和過度依賴武裝力量,尤其首先該認識到美國軍事優勢本身,已成為其想恢復領導世界期望的最大障礙。
【犇報編按】
美國自1776年獨立建國以來,在參與全球的歷史中扮演許多角色,從一個相對孤立的國家變成一個猶豫不決的全球秩序干預者,又轉變為全球警察和自由世界秩序的捍衛者,最後成為眼前過度依賴武力的好戰霸權。
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在本文介紹《死於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一書,書中分析美國自建國以來發生的所有戰爭,娓娓道來美國作為擴張者,最早在北美洲掠奪殺害100多個印第安民族,以「門羅主義」把拉丁美洲當作後花園。
隨著軍事擴大,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成為西半球霸主,並在二戰後成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與蘇聯成為勢不兩立的競爭對手。並在1990年代成為世界上無可爭議的霸權,擁有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以「全球反恐戰爭」名義恣意決定在何時、何地對付其認定威脅到美國利益的國家。
書中最後總結歷史經驗,提醒美國政策制定者如果想引導美國的外交政策走上更有效、且更符合美國利益的道路,就該警惕美國例外主義和過度依賴武裝力量,認識到自身已從區域軍國主義轉向全球軍國主義,尤其美國軍事優勢本身,已成為美國恢復領導世界期望的最大障礙。
窮兵黷武將死於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縱觀美國作為全球參與者的歷史,曾經扮演過很多角色。它從一個相對孤立的國家演變為一個猶豫不決的干預者,再轉變為全球警察和自由世界秩序的捍衛者。但近20年來,它經常迅速升級為對外使用武力,遭到國內外強烈反彈。在一項又一項來自訪問全球公眾的調查中,美國被視為對全球和平與繁榮的威脅比中國和俄羅斯更大(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
這些看法可能源於美國好戰的外交政策,其特點是過度依賴武力,對外交努力的支持很少,而且缺乏一致的國家戰略。美國依靠軍事力量並非向海外投射力量的新手段,事實上,更為其內部鷹派的政治精英經常與更為克制的聲音和意識形態進行鬥爭的結果。換句話說,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每個時代,始終存在採取更強硬措施的衝動,而結構性力量和歷史事件會削弱或加強這種衝動。
最近牛津大學出版的由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政治學教授莫妮卡·達菲·托芙特(Monica Duffy Toft)和布里奇沃特州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西迪塔·庫什(Sidita Kushi)合著的,題為《死於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Dying By The Sword ─ The Militariz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一書,是在這方面的嘗試。
芝加哥大學教授、現實主義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美國決策者沉迷於威脅和武力來與其他國家打交道,對有興趣了解華盛頓如何在世界舞台運作的人來說,本書是必讀之作。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名譽教授勞倫斯·弗里德曼爵士(Lawrence Freedman)稱讚本書是對美國自建國以來發生的所有戰爭(而且是很多場對外戰爭)的透徹分析,這些發人深省、有力的批評,警告美國例外主義和過度依賴武裝力量。
《死於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一書共七章,以下摘要各章內容。
第一章:美國,擴張者,1776-1864
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初看之下,似乎與現在的美國外交政策毫無關聯,然而當前美利堅帝國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在美國建國初期奠定的。18世紀和19世紀的主導概念如「天命論」,「美國例外論」,甚至普遍的種族主義,至今仍然影響著美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
「美國例外論」的意識形態認定美國代表國際社會中獨一無二的道德和正義國家。這種意識形態已被用來為美國所犯下的許多暴行進行全部或部分辯護,無論是1800年代還是今日。在1800年代,這種意識形態支撐美國長達幾世紀對北美洲100多個印第安民族掠奪和殺害的的歷史,以及對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軍國主義和侵略。
美國作為一個受神聖啟發的國家的比喻,影響了「天命論」的帝國擴張,並繼續在現代的政治格局中回響。隆納·雷根總統在冷戰末期援引了美國固有的道德來對抗「邪惡帝國」,喬治·布希(小布希)總統反對「邪惡軸心」並明確援引「美國例外論」主張單方面干預伊拉克,唐納·川普總統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尋求恢復美國理直氣壯的統治地位。
最陰險的是,「美國例外論」往往會扭曲美國歷史的流行觀念。美國被視為從革命戰爭中興起的、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但這與竊取原住民的土地、奴役數百萬人、殘酷殖民外國人形成的矛盾難以解決,因此,美國歷史上那些不討人喜歡的方面,往往在外交政策中被竄改或忽視。
美國早期的大戰略平衡了擴張與孤立兩種矛盾的衝動。路易斯安那領土的購買和針對美洲原住民永久領土的強占,表明了美國擴大領土範圍的意願。然而,強烈的孤立主義傾向阻礙了美國領導人參與歐洲或全球事務,直到19世紀末。有趣的是,這種孤立主義並不適用於西半球或北美非白人人口。甚至在「門羅主義」出現之前,美國就干預了海地革命,並在佛羅里達與西班牙和英國軍隊發生了多次小規模衝突。「門羅主義」將美國領導人的主流情緒界定為,只要歐洲列強不插手美國勢力範圍,美國就不會介入歐洲事務。而美國在其勢力範圍內則扮演了殖民者的角色。
儘管干預的規模、範圍和策略發生變化,但美國繼續將拉丁美洲國家視為部分主權國家或主權國家,直到它們的政策與美國利益發生衝突。美國持續依靠直接軍事侵略以及更隱蔽的特種行動和經濟手段,來支持或推翻外國政權,就像1800年代在海地、墨西哥、尼加拉瓜、薩摩亞等地所做的那樣。近年來,這些模式已經籠罩了整個世界,而不僅僅是美國周邊地區。
第二章:美國,西半球霸主,1864—1917
美國內戰結束後積累強大的經濟實力,開始在西半球擴大軍事足跡,躋身大國地位。美國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海軍來捍衛海外商業利益,並干預其他國家(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事務,以保護其經濟投資,支持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政權,防止盟友向美國的對手累積債務。
狄奧多·羅斯福總統(俗稱老羅斯福)是第一位明確將世界事務與美國國家利益聯繫起來,並向美國人民強調美國全球利益至關重要的國家領導人。後來的威爾遜總統進一步介紹說,促進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這一政策持續到20世紀後期及以後。美國這個時代的外交政策即將結束時,美國帝國主義的步伐有增無減,隨著美國向西擴張引發了與土著民族的衝突,政客們就吞並菲律賓、關島和波多黎各等國際領土展開了辯論。這一時期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結束,美國在1917年勉強加入。
1917年4月2日,美國正式加入三協約國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俄羅斯投降和法國在西線事實上崩潰後,提供了所需人力和物資。1918年美國軍隊抵達戰場,足以抵禦德國春季的最後進攻,並讓盟軍能夠展開攻勢,在1918年11月擊敗德國。與此同時,美國代表白俄羅斯,參加了盟軍對俄羅斯內戰的干預。一些人聲稱這是美國不喜歡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證據,但更可能的是,這種干預是為了幫助仍然致力於反德戰爭的派系獲得權力。
最後,威爾遜渴望《巴黎和約》提供的機會。這給了他一個機會來宣傳他對集體安全和全球新秩序的願景,他在對美國國會發表的著名「十四點原則」的演講中概述了這一願景。這包括他關於建立「國際聯盟」和為自決重新劃定國家邊界的提議。威爾遜還尋求制定一項和平條約,消除未來的戰爭,向世界開放自由貿易,並且不對德國和其他戰爭失敗者過分嚴厲。
然而,一旦和平條約談判真正開始,威爾遜就病倒了,法國和其他盟國談判代表得以就德國和奧匈帝國制定出一項更嚴厲的和平解決方案,該解決方案將在未來幾十年內產生影響。最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聯盟」的概念以及邊界和殖民制度的轉變確實通過了和平談判,但這種轉變並不包括每個人的自由。威爾遜同意在「國際聯盟」支持下,採用托管制度來管理此前由三國聯盟控制的領土。他還拒絕會見反殖民活動人士,例如年輕的越南民族主義者胡志明,他請求美國提供援助推動非殖民化。
第三章:美國,猶豫不決的幫手,1918—1941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都對國際主義的後果以及全球戰爭造成的巨大人力和財政成本感到失望。許多人認為美國孤立主義對美國更好,它保護美國國內安全和經濟利益,只維護美國在西半球占據主導地位。國會選擇不加入「國際聯盟」,削弱了這個新生組織並限制了多邊主義的興起。
同時,美國大蕭條加劇反國際主義情緒,同時藉著限制資金以及可用的外交政策工具,使政府不能專心處理國際問題。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崛起有增無減,與日本等修正主義大國的緊張關係加劇,導致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內部出現分裂。一般歷史學家都認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18-1941)的美國外交政策乏善可陳,許多用意良善的政策都出了差錯。
雖然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世界其他地區採取相對孤立主義態度,但中美洲是一個明顯的例外。美國繼續遵循「門羅主義」精神,主張南美洲和中美洲為其勢力範圍。在卡爾文·柯立芝總統和國務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領導下,美國尋求修復與南部鄰國的關係,承諾談判邊界爭端,以及將對該地區進行軍事干預作為最後手段。然而儘管有這項承諾,美國繼續在中南美洲如海地、巴拿馬、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等國進行軍事干預。
儘管許多美國精英和公民還無法想像遙遠的全球交往,對美國的國家利益能產生多大影響,但他們仍可以輕而易舉地為美國辯護。他們說,對拉丁美洲進行干預是為了經濟利益,保護美國國內產業以及捍衛對美國有利的外國政權。持續干預西半球,預示著更多全球干預主義趨勢的出現,讓干預主義在當時保護主義作為主流敘事下,擁有了合理的存在空間。
第四章:美國,自由世界的領導者,1946—1989
二戰後,美國和蘇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崛起,原為政治盟友卻轉變為勢不兩立的競爭對手。隨著蘇聯在中東歐地區消滅非共產主義勢力,並強迫各國加入蘇聯的經濟體系,不斷加劇恐懼和偏執的循環,美國也把蘇聯視為一個不自由的對手和威脅。與此同時,蘇聯也將美國視為在自家後院危及其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威脅。
無論是否基於現實,冷戰都被兩個對手視為一場身份認同的生存危機──一個對手的成功和影響可能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消滅另一個對手。
在這一時期,美國領導層認為,許多左翼運動、事業或派別都是由莫斯科和其他共產主義分子直接發起或組織的。美國認為蘇聯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其權力和共產主義制度,最終甚至入侵美國。在這種相互偏執和恐懼的循環中,美國和蘇聯都建立了龐大的軍隊,投資生產新的、具有高度毀滅性的武器系統,同時,向世界各地派遣軍隊,在代理人衝突中與其他對手抗衡。
現實主義者傾向於通過權力和安全的視角來看待冷戰,這種觀點認為,冷戰成功的威懾和力量平衡帶來了長期和平,將這個時代解釋為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平衡與權力兩極分配帶來了全球穩定。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和蘇聯最終都屈服於意識形態動機的現實。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崛起,美國介入了幾乎沒有安全利益的地區,比如越南戰爭。蘇聯在阿富汗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不僅害怕蘇聯傳統意義上的權力擴張,還害怕蘇聯意識形態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
因此,冷戰在某種程度上,是兩種全球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衝突,這種意識形態起源於20世紀初期以來美國波濤洶湧的反共主義。如果這些意識形態和觀念沒有被政策制定者煽動,那麼軍國主義就不會鬧得這麼凶,從而能避免戰爭,挽救不少生命。
因此,意識形態的觀點簡明扼要的補足安全穩定這類觀點的不足。由於美國認為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領導人和社會主義運動都受莫斯科控制,蘇聯主導的共產主義政權和全球的社會主義運動之間沒有區別,因此都被視為對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直接威脅。正是因為這種教條主義的觀念,讓美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內戰和領導層變動都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安全利益,從而導致干預的動機。
最終,不管你喜歡哪個觀點,冷戰都以美國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勝利結束。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上無可爭議的霸權,擁有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可以決定在何時、何地以及是否進行干預,同時其本土面臨的生存威脅也變得更少。
第五章:美國,單極霸權,1990-2000
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單極霸權,催生更具干預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干預比率更勝以往。儘管美國在經濟和文化上享有統治地位,卻仍然依賴軍事主義,甚至出現打著人道主義旗幟進行軍事干預的現象,首次出現在海灣戰爭後宣稱保護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布希政府在海灣戰爭中拒絕巴格達進行政權更迭,這一限制持續了近10年才解除。
在這時期,美國也猶豫是否要把軍事手段作為首要手段,這體現在它不願意將其軍隊捲入盧安達、波斯尼亞、科索沃,和其他戰略意義沒那麼明確的地區,或其國內危機中。相反,美國政治精英們在決定軍事干預他國內戰之前,會選擇運用外交和經濟治理手段進行干預多年,但這有時會損害國際人道主義。
此外,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使用軍事力量進行干預,通常是在聯合國或北約的多邊授權下進行的,就像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情況一樣。在這些多邊軍事行動中,美國參與的時間更長,因為它選擇承擔戰爭後的重建和監督職責。例如,北約對波斯尼亞的干預是美國持續時間最長的干預,長達4,000多天。
通過多邊結構和美國制定規範的領導,單極時代對美國日益增加的軍事參與造就了一些制衡。美國依靠大西洋聯盟網絡來匯集資源、分擔財政負擔和倍增力量。這些網絡增強了美國的規範影響力和政治信譽,鞏固美國不僅是一個軍事超級大國,更成為一個文化超級大國。這意味著,當美國隨著其影響力的擴大和軍事實力增強時,許多大國選擇與美國為伍,而不是積極對抗美國霸權。
這種情況在2001年發生了變化。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襲擊美國本土後,美國外交政策進入新的階段,從多邊方式轉向強硬的單邊心態,「要麼和我們站在一起,要麼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這讓美國原本的盟友開始疏遠,降低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的軟實力和信譽。
政治精英們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審視武力的作用。在2001年之前,使用武力被視為最後手段,或者至少在嘗試某種程度的外交或經濟策略之後才考慮使用武力。但在後911時代,使用武力成為美國面臨許多威脅時的第一道防線,而美國這些威脅統稱為「全球反恐戰爭」。
第六章:美國,脫韁之馬, 2001至今
在這個時代,美國高估自身優勢的軍事能力,忽視其他戰略工具。這讓美國在一開始的軍事任務總能獲得初期成果,卻未能獲得當地和盟友的支持,因而難以繼續鞏固後續戰略。
小布希政府最終因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馬里、葉門等地的全球反恐戰爭中留下致命缺陷,美國對所謂「邪惡軸心國家」的威脅性言論,造成伊朗和朝鮮更加渴望發展自己的核武計劃,抵禦美國試圖介入促成政權更迭的野心,畢竟美國在全球造成的案例令人難以忽視。特別是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爭,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鮮為人知的行動,都體現911後美國外交政策的趨勢,軍事力量凌駕於外交之上,造成持久的政權更迭戰爭,以及針對恐怖主義幽靈的廣泛行動及新的特別任務的興起。
可以說,美國因為積累足夠的實力,因此能在承受犯錯誤的代價(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下,採取非常「冒險」的外交政策,並能維持比競爭對手更強大的實力。但當然軍事介入也造成美國公民和外國人的死傷,增加聯邦國防開支和國債,損害美國原本在朋友和敵人間所具有的軟實力。
美國這些軍事占領不僅造成路徑依賴還導致更有害的影響,因為被介入內政的目標國家仰賴美國軍事維持其脆弱的政權,因而造就危害更大的政敵,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美國干預措施加劇現有的安全威脅,並造成未曾預見或難以預判的新威脅。
就目前情況而言,美國軍事預算龐大,但外交預算和對外援助卻不斷減少,這說明五角大廈在外交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而非國務院。美國的實力、影響力和外交政策未來將如何?美國是要縮減其國際參與,還是進一步擴大?何時何地?在21世紀,美國應該依靠什麼樣的外交政策工具?應該採取單邊行動還是多邊行動?
第七章:美國,失落者
在審視了美國跨時代的干預事蹟和評估美國大戰略的歷史敘述後,可以總結五個關鍵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可能為當代美國外交政策指明方向,也許最重要的是確定迫切需要改革的各個方面。
1、那些被美國視為當代侵略者的國家,通常是美國軍事干預針對的目標國。
2、美國外交政策目標從當代國際政治中的獲取領土,轉為訴諸政權更迭的戰爭,並因此產生新的後果。
3、美國的競爭對手已經緩和了武裝爭端,美國卻自2001年以來一直在升級。
4、美國現在使用更多的軍事力量來追求較小的國家利益。
5、美國隨著軍事預算的增加和限制的減少,實力正不斷增強,從區域軍國主義轉向全球軍國主義。
莫妮卡·托芙特和西迪塔·庫什認為,政策制定者如果想引導美國的外交政策走上更有效而且更符合美國利益之路,就應該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從歷史上來看,大多數達到與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等權力的政體,都會挑起與之抗衡的聯盟。防止此類聯盟最終壓垮正在崛起的霸權的唯一方法是採取解放和受益多於壓迫和剝削的方式行事。這種情況很少見,但是,這是美國能夠設法做到的,一直到21世紀它過度使用武力,並且虛偽和採取雙重標準,使得其在全球輿論眼中的合法性開始急劇削弱。我們分離出5個經驗教訓以及它們所隱含的政策,因為我們相信現在扭轉局面還為時不晚。
莫妮卡·托芙特和西迪塔·庫什表明,首先應該澄清的是,美國軍事優勢本身必然是其想要恢復領導世界的期望的障礙。顯然,一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有效軍隊,在極少數情況下,仍然是美國國家和安全利益的重要資產。但過度咄咄逼人的美國是每個人都應該關心的問題。
莫妮卡·托芙特和西迪塔·庫什的大作,追蹤武力外交的道路並評估其趨勢及對美國未來的權力、繁榮和國際安全的影響, 它總結了經驗和歷史歷程,並為未來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和理論建議。
莫妮卡·托芙特和西迪塔·庫什的大作封面自由女神的右臂高舉的不是照明移民嚮往的新世界,而是一把象徵武力的利劍。而前言則引述了《聖經》《馬太福音》第26章第52節:「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這個設計對本書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其寓意不言自明,即好戰必亡。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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