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民主走向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海外通訊
拜登卸任時提出「科技工業複合體」,川普的內閣裡有13名億萬富豪,總資產超過4600億美元,科技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正在形成。美國的權力與財富正在向少數超級富豪和技術寡頭集攏,這種形勢發展下去,美國民主走向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於焉形成。
犇報編按
60年前,艾森豪總統卸任時提出「軍事工業複合體」警告:「錯誤的力量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崛起」。60年後,拜登卸任時提出「科技工業複合體」。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在本文指出,川普的內閣裡有13名億萬富豪,總資產超過4600億美元,科技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正在形成。川普第一次勝選時,這種局面還沒有引起特別注意,第二次勝選已經顯現,權力與財富正在少數超級富豪和技術寡頭中集攏,這種形勢發展下去,美國民主走向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於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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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民主走向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1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卸任告別演說中,提出他非常擔憂的事。
拜登對「科技工業複合體」的擔憂
拜登指出,美國正在形成一種極端富有、極端有權、極端有影響力的寡頭政治,這實際上威脅到了美國的整個民主制度、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每個人公平發展的機會。權力過於集中在少數超級富豪手中,如果放任他們濫用權力,後果將十分危險。
拜登表示,60年前,艾森豪總統在告別演說中談到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危險,並警告:「錯誤的力量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崛起」。60年後,「科技工業複合體」(tech-industrial complex)的崛起同樣令人感到擔憂,擔心給美國帶來真正危險。美國人正被濫用權力所導致的虛假和錯誤信息所淹沒。自由媒體正在崩潰,一些媒體正在消失。社交媒體放棄了事實核查,真相正被為權力和利益而播撒的謊言所掩蓋。
拜登指出,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技術,也許也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技術,為我們的經濟、安全、社會和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風險。除非有相應的保障措施,否則人工智能也可能會對我們的權利、生活方式、隱私、工作方式以及保護國家的方式構成新的威脅。
拜登認為,在民主國家,權力和財富集中還存在另一個危險:它削弱了團結和共同目標意識。它會導致不信任和分裂。參與民主進程讓人筋疲力盡,甚至感到失望,人們會覺得沒有公平的機會。公平的機會才是美國之所在。每個人都有權獲得公平的機會──—這不是一種保證,而是一種公平的機會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在這裡,你可以憑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華要走多遠就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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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正在形成
美國軍工複合體主導軍事和外交已是不爭的事實,金權政治也早已在美國生根,過去人們稱之為財閥政治(Plutocracy),即擁有巨大財富的人和既得利益集團操控政治和社會。現在不同的只是換上一批具有科技背景的富豪。隨著川普的再次當選,一群支持他的矽谷科技金主也站到了政治潮頭,尤其是特斯拉的老板馬斯克(Elon Mask)更是走到台前,粉墨登場,擔任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部長。馬斯克為川普的競選捐資2.5億美元,因此,川普投桃報李。在川普的內閣裡有13名億萬富豪,總資產超過4600億美元,4年前,拜登內閣的資產,只有1.1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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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0日,川普就職典禮上,一干靠新科技起家的富豪如谷歌母公司Alphabet首席執行官皮查伊(Sundar Pichai)、亞馬遜公司創始人貝佐斯(Jeffrey Bezos)及臉書創始人、Meta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蘋果總裁庫克(Timothy Cook)、OpenAI聯合創始人阿特曼(Sam Altman)、PayPal聯合創辦人泰爾(Peter Thiel)等巨頭悉數到齊,他們的座位被安排在川普內閣閣員更顯著的地方,甚至他們配偶的座位也與國會議員和州長等平起平坐。他們之所以獲得如此的禮遇,都是因為他們為川普的就職典禮各做出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捐款,使就職典禮的基金達到前所未有的約2億美元之巨。
這批科技新貴紛紛向川普投誠靠攏顯然都看准了一點,就是川普會實行對他們的網路科技生意有利的政策(美國優先),包括放寬對臉書、X平台、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內容和言論尺度的限制。馬斯克更是雄心萬丈,他更希望借助川普的勢力,推動右翼政治的發展。
川普總統就職典禮所擺出的陣勢,充分證實了拜登總統的警告,即科技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正在形成。這股潮流能否擋得住?答案可能不是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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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正破壞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
民主政治政府應該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指出現在美國已經是1%的人所有、1%的人所治、1%的人所享。
政治權力掌握在1%的人手裡歸根結底是經濟集中在他們手中。因為經濟是基層建築而政治是上層建築,富豪掌握了經濟之後,通過他們的財富影響選舉,掌控了政治權力,然後又通過政治權力謀取經濟利益。
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數據。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財富總額達到了36.2萬億美元,首次超過了占美國人口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財富總額(35.7萬億美元)。這一現象揭示了美國財富的不平等分配,最富有的1%人群所掌控的財富相當於底層60%家庭財富的總和。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進一步顯示,收入最高的20%家庭控制60%的財富,而底層80%家庭的財富幾乎沒有增長,尤其是中產階級的財富積累停滯不前。更令人震驚的是,美國最富裕的0.1%家庭的收入竟然是底層90%家庭的196倍。彭博社的分析顯示,科技巨頭和金融大佬的財富增幅是普通工人的幾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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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對美國政治系統常常是通過對政治競選捐款施加影響的,在美國當前的體制下金錢對選舉發揮不成比例的作用。選舉需要越來越龐大的籌款。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對796位國會議員候選人的競選支出數據看來,2023年1月至6月總額超過2億美元。成功競選公職所需的金額持續增加。
大金主的捐款在競選捐款中占大部分。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的判決中,一個名為「公民聯合陣線」的組織獲勝,從此改變了美國百年來的選舉規則。在此項判決中,最高法院以言論自由作為理由,准許企業或團體以無限額度的捐款助選,只要它們與候選人之間保持某種距離。
這個判決出台之後,一種叫做「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組織紛紛成立,為它們支持的候選人助選。從那時起,富豪、利益集團或企業乃能夠大把大把向這種委員會捐款,如馬斯克就向川普捐助了2.5億美元。以至於選舉的經費瘋狂飆漲,遊說公司的數量猛增,各種利益集團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亦隨之括大。這就為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鋪平了道路。從此,美國的政治乃一馬平川走向錢權合流了。
在判決之前,最高1%的人對競選捐款平均占到7.4%,從2010年至2018年增長到20.1%。更令人擔心的是,頂尖的0.01%的富豪所占的百分比從2.3%增長到12.7%。
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項研究表明公司對政治競選的捐款,每一美元都相應獲得6.65美元的減稅回報。民選的領導人通常都認為,他們更應該感謝那些資助他們競選的人,而不是那些投票給他們的人。這就是為何普通民眾的訴求往往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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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為財閥統治 中產階級正失去發言權
過去,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對於美國社會的基本方向有很強的發言權,今日,他們已經喪失了這種發言權。美國國會的決定不再取決於選民,而是取決於大金主。因此,美國功能上越來越不民主,已經不是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發言權。相反,它越來越像一個財閥統治的國家,少數富人擁有不成比例的權力。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吉倫斯(Martin Gilens)在他的著作《財富與影響力:美國的經濟不平等與政治權力》(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中詳盡地說明,比財富不均更可怕的是制度不公。政府的政策制定壓倒性地偏向富人,這不是民主,但這是美國的現實。在一個理想的民主國家,所有公民都應該對政府政策有平等的影響。吉倫斯教授詳細描述了美國的政治結果如何反映富人的利益,而不是廣大選民的利益。因此,他遺憾地得出結論:「在美國,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多數人並不起主導作用──至少在因果意義上,多數人並不真正決定政策結果。」
顯然美國社會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問題。許多美國人也開始感覺到這個體系對他們不起作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馬文·佐尼斯(Marvin Zonis)撰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了「美國制度正面臨合法性危機」。美國人對關鍵機構的信心水平正在下降。對美國總統職位的信心從1975年的52%下降到2018年的37%。對國會的信心更是急劇下跌,從1973年的42%暴跌到2018年的11%。
佐尼斯認為,人們對於我們的機構越來越缺乏信任和信心,其核心因素是,人們認識到美國民主的運作與建國者或憲法的理想不相稱。金錢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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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化
這是否意味著美國是一個富豪統治的國家?這個問題仍有待商榷,但很難反駁財富和金錢已經感染了美國民主的說法。美國經常被視為民主的燈塔,但仔細觀察當前的制度,就會發現,它與財閥統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寡頭政治意指由少數人統治的一種政治形式,其中大部分甚至全部有效地掌握在部分的特權階級手上(無論是財富、家族、軍事力量、殘暴或政治)。亞里斯多德曾警告寡頭政治的本質是「權力的腐化」,因為少數統治者往往將國家利益變成謀私的工具。亞里斯多德曾斷言,「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化。」
現代社會,寡頭政治不再僅僅局限於傳統的權力精英。拜登所提的「科技工業複合體」正是寡頭政治的一種新形態,它不同於艾森豪總統曾警告的「軍事工業複合體」,而是由科技巨頭、資本大佬和政商關係網交織而成的複合體。川普第一次勝選時,這種局面還沒有引起特別注意,第二次勝選已經顯現,權力與財富正在少數超級富豪和技術寡頭中集攏,這種形勢發展下去,美國民主走向超級富豪的寡頭政治於焉形成。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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