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保馬

【保馬編者按】

今年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導師列寧誕辰150周年，微信公眾號保馬分享中國大陸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老師所撰《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一文，以示紀念。在本文中，作者將列寧置於「領袖-政黨-人民」的序列中展開思考，指出列寧所具備的「革命者人格」在推進政黨的自我更新、重建政黨與人民關係中發揮了巨大的能動性。同時，這種「革命者人格」根植於民族生活，擁有國際主義視野，能夠把握主要矛盾並促使政黨投入行動，從而發動一場又一場的「人民戰爭」。在這一過程中，革命者將自身融入集體事業之中，還生產了一種引領革命實踐的「勝利哲學」。

正如作者最為人所知的觀點，後革命時代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其中也包括了政黨的「去政治化」。這種情況十分接近葛蘭西所說的「經濟-社團的」局面，其中經濟主義占上風，階級問題被懸置。無論是20世紀的俄國還是中國，都曾經有過建立「民族-人民的國家」的嘗試，努力超越這種局面。作為政黨的領袖，或者說政黨中「最具有凝聚力的要素」（葛蘭西），他們曾經鼓舞和團結了政黨中的「普遍要素」，推動黨把握了形勢，動員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最終走向了勝利。今天我們紀念列寧，回顧20世紀歷史以及其中的革命政黨、領袖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出於走向「未來」的需要。

但需要注意的是，現代革命政黨的生存與發展，雖然需要人民領袖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發揮關鍵作用，但不應過於期待並仰賴領袖的人格，無論是古典的「德性」，還是「卡里斯瑪人格」。畢竟，真正的「現代君主」不是個人英雄，而只能是政黨本身；畢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原文登於《文化縱橫》，本文轉載自保馬微信公眾號。

「現代君主」與革命者人格

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體系垮臺之後，全球各地出現過各種類型的社會運動。拉丁美洲的21世紀社會主義浪潮，東南亞如印度、尼泊爾的農民武裝鬥爭，試圖繼承20世紀的革命遺產，但在新的條件下，其前景並不明朗；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和所謂轉型國家，社會抗議、「佔領」運動、勞工運動和規模巨大的反抗浪潮，也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冷戰終結後的「去政治化」狀態。社會不平等、金融危機、瘟疫流行、生態災難，以及與全球化進程相伴隨的治理危機，有關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討論此起彼伏，然而，儘管衰敗的徵兆不斷湧現，「薄弱環節」裸露無遺，但能夠熔斷這些環節的政治力量似乎遠不如疫病來得有力。

當代世界的政治圖景尚未擺脫20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陰影。用巴丟的話說：從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終結，構成了巴黎公社之後的第二個共產主義序列，即將共產主義設想付諸實踐的場景序列。他斷言：這一序列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群眾民主、列寧主義、先鋒党、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有效。「第二個場景序列已然終結，試圖使之重新來過則毫無意義。」［1］

新自由主義浪潮催生了右翼保守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浪潮，最令人震驚的是在這一浪潮中失去工作和保障的勞動者成為右翼政治的支持者。當自由派悲歎民粹主義上升的時刻，左翼運動理應自問為什麼會因為失去「鏽帶」地區勞動者的支援而陷於無力狀態？層出不窮的抗議運動為什麼缺乏清晰的政治能量，卻每每陷入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身份政治的陷阱？除了先鋒党和大規模階級運動的退場之外，領導力的軟弱、左翼理論中戰略策略討論的匱乏，以及圍繞具體的社會變革道路的路線辯論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現象。而圍繞政治路線、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策略的理論辯論，從而在劣勢條件下獲得領導權正是20世紀的政治遺產。

如何理解革命或變革運動的領導力？葛蘭西在《獄中劄記》中指出：應該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作為一個政治思想體系的實例來加以研究，這種政治思想體系既不是一種冷冰冰的烏托邦，也不是一種高深的理論，而是一種對於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們產生並組織集體意志的具體幻想的產物。《君主論》的空想性質在於這位君主並不存在于歷史現實之中，他本人並沒有直接地和客觀地出現在義大利人民面前，而純粹是一種理論的抽象，是領袖和理想統帥的象徵，但通過非常強烈的戲劇性變化，那貫穿全書的激情和神話成分融為一體……」［2］他接著論述道：

馬基雅維利所探討的是，一位想要領導人民建立一個新國家的君主應該具備哪些品質：這部書立論嚴謹，邏輯上無懈可擊，識見超脫，學術上獨樹一幟，臨到結尾，馬基雅維利同人民結合在一起，自己成了人民，但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馬基雅維利通過在前面的敘述予以說服了的人民；這種人民的意識在馬基雅維利身上得到表現，對此他本人是意識到的，他感覺到自己與人民的同一性。［3］

葛蘭西認為「現代君主，神話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體指哪個個人」，而是「政黨，這是一種基本細胞，其中包含著力圖成為普遍的和無所不包的集體意志的種種胚芽。在現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間不容髮，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當機立斷的歷史政治行動，才能由具體的個人以神話方式加以體現」［4］。

政黨是現代政治的靈魂。然而，由於現代政黨與國家權力存在著天然的聯繫，從而政黨國家化、政黨官僚化、政黨去政治化或政黨機會主義幾乎伴隨著政黨的歷史。如今政黨的組織框架及其在國家體系內的位置依舊穩固，但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已經提前終結。［5］熟悉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曲折道路的人同時也會發現，那些在間不容髮的歷史時刻，以神話方式完成其使命的個人既是政黨的領袖，又不能等同於政黨體制本身：在許多歷史關頭，列寧、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常常與自己的政黨及其主導路線處於對立的狀態，他們通過持久的、有時是殘酷的理論和政治鬥爭，才獲得黨內的領導權。

這些連綿不斷的理論鬥爭和路線鬥爭也正體現了列寧的領導風格，即在最危險、最艱難的條件下，也必須堅持黨內民主，扼殺公開和坦率的黨內辯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也就扼殺了作為黨的生命的民主集中原則。在1901-1902年寫作的《怎麼辦？》一文的開頭，列寧將拉薩爾1852年6月24日致馬克思的信中一句話寫在文章的前面：「……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6］如果梳理列寧的理論鬥爭，我們可以將他的黨內論敵排列出一個漫長序列：伯恩斯坦、普列漢諾夫、亞·波特列索夫、馬斯洛夫、季諾維也夫、考茨基、盧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史達林……毛澤東在晚年甚至將自己與黨的體制對立起來，聲稱自己一個人與人民站在一起。這雖然是一個象徵性的表述，但也顯示了在某些特定時期和特定關頭革命者甚至党的領袖與党的體制之間可能存在的深刻緊張乃至對立或孤立狀態。那些具備革命者人格的領袖人物（但並不限於領袖人物）也正是推進政黨的自我更新、重建政黨與人民關係的政治力量。因此，政黨、人民與領袖的三者關係充滿了張力，而革命者人格是通過獻身鬥爭以維繫和改善這一複雜關係的關鍵環節。

葛蘭西將領導權問題歸結為社會集團領導作用的兩種形式，即「統治」的形式與「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政黨通過體現人民的意志而奪取領導權，也通過奪取領導權來體現人民的意志。但是，先進政黨在奪取「精神和道德領導」亦即文化領導權的過程同時伴隨著政黨內部通過激烈理論鬥爭以重新確立自身的目標、綱領和戰略的過程，革命領袖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湧現，並起著重塑政黨的政治作用。

在工人運動、階級性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討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領袖的人格）在20世紀政治中的作用，對於推動當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沒有意義。在中國革命中，最為經典的例子便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誕生和《論持久戰》、《矛盾論》和《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論著的發表。然而，在21世紀，由於全球和區域的條件不同，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早期經驗已經難以重複。

2008-2009年間，我曾有機會深入尼泊爾和委內瑞拉的營地和鄉村做些調查，不由得對這兩個由左翼執政的國家及其政治運動進行對比：尼共（毛）擁有十年人民戰爭的經驗和相對成熟的政黨，這是查韋斯所沒有的。他的政黨只是為了適應選舉而匆忙組織的機器，其中混雜著各種各樣的人物，包括前政府中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黨的人物；但相對於他的政黨，查韋斯卻是一個有理論視野和戰略戰術的政治家和魅力領袖，他通過與民眾的直接互動越過官僚政黨的藩籬，力圖在石油國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維持其政治的激進性。查韋斯政治的脆弱性源於其政黨的脆弱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於魅力領袖的過度依賴。與之相比，進入議會鬥爭時期的尼共（毛）是經過「十年人民戰爭」鍛煉的政治組織，擁有雄厚的民眾基礎、幹部隊伍、組織結構和軍事力量，但這一較為成熟的政黨卻未能湧現富於遠見、立場堅定、戰術靈活的領袖人物，也沒有發展出成熟的關於當代世界和尼泊爾現實的理論和戰略。在議會政治的框架下，激進政黨逐漸失去了群眾基礎，其領導人物無力通過與民眾的互動重構人民政治，從而必然導致政治鬥爭的失敗。

尼泊爾的歷史條件與委內瑞拉不同，前者地處南亞，深受印度教影響，種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著整個國家的發展；後者地處南美，深受殖民地經濟及其遺產的制約，石油產業控制在買辦階級的手中，地主莊園擁有大部分土地，種植業單調地集中在咖啡生產上，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業。在過去十餘年中，兩國局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透過尼泊爾與委內瑞拉的不同經驗，從一種比較視野觀察成熟的政治領導權的形成條件，我似乎從領袖、政黨、人民的三者關係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國政治危機的某些症候：政黨與國家連體，逐漸從一種大眾性運動的領導者蛻變為官僚體制的統治者和管理者，為了維持政黨與群眾的有機聯繫，毛澤東訴諸個人的威望，號召群眾對党-國體制開戰，個人威望在群眾運動中達到高潮，卻未能形成領袖-政黨-人民之間的張力與互動，三者之間的關係也不再是有機的，其結果是國家邏輯取得支配地位，政黨通過進一步融入或直接轉化為國家機制，延續革命時代的組織動員力量。中國在緊急狀態中呈現的超強動員力和組織力與這一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但作為這一動員力和組織力源頭的政黨與其說是葛蘭西所說的「現代君主」，不如說是國家的組織和動員機制。半個世紀以降，圍繞「文化大革命」為何失敗產生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其核心癥結正是領袖、政黨與人民三者之間的張力關係陷於破裂。這一關係的破裂也是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垮臺或轉型的動因。

在動筆寫下這篇紀念列寧的文字之初，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有關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和薄弱環節的理論。這個理論為20世紀中國革命提供了方向。然而，稍作重新閱讀，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不被他身上凝聚起來的、屬於他的時代的一種獨特的人格類型即革命者人格所吸引。在漫長的中國革命中，列寧形象建立在兩個方面，即革命者人格和對東方革命的理解，而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如何理解革命者人格？托洛茨基在談及查蘇利奇的道德力量時說：「革命者」這個概念對她具有超越階級內容的獨立意義。他舉例說，有一次與查蘇利奇談及「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用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的提法，但查蘇利奇遺憾地否定道：「這不對，」又帶著傷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補充說：「當然，可以稱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沒有地方擺的人都列入小資產階級的話。」［7］

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獨特力量，在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的狀況下，能夠以巨大的能量推動革命的進程。在這個意義上，「革命者就是革命者。」1926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大釗在列寧逝世兩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說，將列寧與孫文作為中國革命的兩位革命領袖放在一起，他首先提及的也是革命者人格：

因列寧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們就可以比較的看他們。中山先生的人格偉大，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列寧的人格偉大，也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在俄國的人民非共產者，他們往往反對共產，卻對於列寧個人非常崇拜。他們的革命精神，兩人也有相同之點：列寧遇到反動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親自說過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東京的時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為革命党人並沒有損失，不必灰心，再幹好了！這樣，列寧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們應該服膺這種精神！[8]

李大釗以為列寧和孫文的第一個共同之處是：他們的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超出階級利益範疇的能量，不僅獲得其朋友和信徒的承認，而且也迫使其仇敵也承認其力量。他們的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是從不懼怕失敗的永遠的革命者。

這一觀察與魯迅的觀點相互呼應。1926年3月12日，魯迅在北京《國民新報》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一文，他說：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又說：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9]

革命者是一個「全體」，無論做什麼，「全都是革命」。這個觀點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對革命藝術的看法完全一致，魯迅將托洛茨基的觀點概括為「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裡面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因此，要創造革命藝術，首先必須成為革命人；要推動革命，自然也先得有革命人。孫文就是這樣的革命人：「他終於永遠帶領著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10］

【本文注釋】
［1］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7。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2］［3］葛蘭西：《獄中劄記》，見《葛蘭西文選》，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2頁。
［4］同上，第323-324頁。
［5］葛蘭西的如下論斷在當代語境中仍然值得思考：「党永遠也不會徹底定型和完成，但這是指每次進展都提出新的任務和責任而言，而在某些黨看來，也是指下面這種怪論可以成立：到了這些黨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們的存在在歷史上成為多餘的時候，這些黨才算徹底定型和完成。這樣看來，每一個黨既然只是階級的專門名詞，那麼，不言而喻，一個提出消滅階級劃分的黨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時候，它才達到了徹底的自我完成，因為階級不再存在了，從而階級的體現者也就不再存在了。」 （同上，第344-345頁。）也是在上述意義上，我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提出「政黨的提前終結」這一命題，原因是在階級及其政治繼續存在並有所擴張的時期，政黨卻由於其國家化而提前終結了。
［6］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頁。
［7］列•達•托洛茨基：《論列寧》，王家華、張海濱譯，據莫斯科國家出版社俄文第二版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第17頁。
［8］李大釗：《在列寧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李大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1頁。
［9］［10］魯迅： 《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載于《國民新報》(國民黨北京黨部機關報)「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 (1926年3月12日)，後收入《集外集拾遺》，見《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6頁。

下篇請見：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下）

【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兩岸從過去的隔絕對峙，逐漸走向和平往來，然而兩岸資訊因傳播媒介、傳播文化等差異，讓兩岸社會的資訊並不如想像中流通。犇報「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將微信上新奇有趣的公眾號資訊，以轉載的方式分享給台灣民眾，有興趣的朋友可關注相關公眾號，持續追蹤最新資訊。

◎文章轉載：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
◎文章來源：保馬
◎文章出處：文化縱橫

【延伸閱讀】
‧《兩岸犇報》第228期線上看
‧ 科技冷戰，制裁華為是美國至上主義作祟
‧ 美元量化寬鬆，救得了金融市場恐慌救不了美國經濟
‧ 新冠疫情，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終結？
‧ 誰能活下去？新冠病毒衝擊全球治理體系
‧ 政黨法實施，人民將淪為政治菁英選舉動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