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9月時，伊朗一名22歲女性阿米尼（Mahsa Amini），因戴頭巾的方式不符合標準，遭到道德警察帶走後傳出死訊。阿米尼的離奇死亡隨後在伊朗多地爆發連續多日的示威抗議，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總統萊希紛紛表示哀悼並下令徹查，伊朗外交部也指責美國等西方國家藉機掀起抗爭、干涉伊朗內政。

近來中東是俄烏戰爭之外，另一個美俄較勁的地區。握有石油資源的中東藉由石油產量影響油價，並進一步影響全球通貨膨脹。今年7月，拜登、普丁紛紛赴中東拜訪，外交角力下讓世人見證中東由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正趨於終結。近來OPEC宣布大幅減產以支持油價，更讓一直討好沙烏地的拜登政府被打臉。中東問題變得更為尖銳。因此，爆發在伊朗的抗爭，除讓人見證在地人民對於頭巾摘戴的怒火，也讓詭譎的國際局勢增添一分變數。

然而，伊朗女性的頭巾摘戴之爭充滿伊朗「現代化」的政治意蘊，戴頭巾既曾是保守的象徵，也是革命的符號。因此，女性摘掉頭巾不一定象徵「進步」，戴上頭巾也不一定代表「退步」。背後盡是伊朗本地的歷史問題與如何現代化的爭論，無論是對女性權利的彰顯還是背後政治道路的選擇，皆可透過頭巾作一管窺。

在台灣，對中東與伊斯蘭文化的認識與消息甚少，兩岸犇報特節錄〈從宗教服飾到政治符號：伊朗女性頭巾摘戴之爭〉一文的第三節「頭巾背後：伊朗女性頭巾摘戴之爭的政治意蘊」，供台灣讀者窺探伊斯蘭頭巾文化的歷史與政治背景。本文原刊於《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兩岸犇報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上外中東研究所」，欲觀全文請見文末連結。

◎來源｜上外中東研究所
◎作者｜潘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哈全安（博士，天津師範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2022年9月20日，在伊斯坦布爾Istiklal大道，一名抗議者手持馬薩·阿米尼(MahsaAmini)的肖像，以支持伊朗年輕女子阿米尼(Amini)，她在德黑蘭被伊斯蘭共和國道德警察逮捕後死亡。圖源：法新社&Getty Images

在伊朗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力量間的博弈與政治道路的抉擇使得女性頭巾的摘戴演化成為一種政治符號。無論是對女性權利的彰顯還是背後政治道路的選擇，皆可透過頭巾作一管窺。

俗權與教權間的張力運動是推動伊朗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力量，而女性頭巾摘戴的政治符號化過程則是其在社會文化層面的體現。關於女性頭巾摘戴問題的爭論，展現了伊朗不同階段俗權與教權政治博弈的鬥爭態勢，並體現出在伊朗現代化進程不同時期社會階層的變動趨勢。

女性頭巾摘戴現像的背後蘊藏了伊朗政治發展的邏輯，體現了當代伊朗政治現代化遭遇的困境，並預示著伊朗政治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方向。

「頭巾象徵」的政治邏輯

自薩法維王朝將什葉派伊斯蘭教作為伊朗國教開始，教權與俗權的博弈便貫穿伊朗政治至今。教俗合一的政治傳統、教俗權力的鬥爭歷程，給予了伊朗女性頭巾摘戴問題由宗教服飾演化成為政治符號的歷史契機。

愷加王朝末期，伴隨著伊朗國內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伊朗民間利用女性頭巾進行政治鬥爭的行動開始出現，標誌著女性頭巾的「摘」與「戴」作為政治符號開始進入政治領域。女性頭巾摘戴的問題不僅在社會領域掀起了廣泛討論，亦成為劃分政治派別的重要標誌。

「對西方人而言，佩戴頭巾已成為壓迫女性的象徵」，因而主張向西方世界學習、具有世俗化傾向的伊朗政治群體對女性佩戴頭巾大體也持反對立場。但以教權階層為主要代表的政治保守派則堅持主張伊朗女性必須遵從教規佩戴頭巾，利用頭巾摘戴劃分政治歸屬的現像開始出現。然而，這一時期伊朗對女性是否應佩戴頭巾的討論多源自民間，各派政治力量的鬥爭尚無定論，頭巾佩戴與否最終也無定數。

從巴列維王國到伊斯蘭共和國時代，對女性頭巾摘戴的爭論經歷了從民間探討到官方強制的歷史過程。作為政治符號的女性頭巾，成為塑造政治價值體系、推進政治社會化過程的重要手段，體現了不同時期的政治文化趨向，亦展現每一階段教俗雙方政治力量鬥爭的結果。

在禮薩汗時期，國家通過強制女性摘掉頭巾宣示伊朗國家世俗化、西化與國際化。通過在伊朗社會推進世俗主義，伊朗將國王的世俗權威凌駕於宗教權威之上，彰顯了世俗王權的政治合法性。在伊斯蘭革命時期，女性頭巾的佩戴體現了作為革命者反抗巴列維國王個人獨裁的政治傾向。

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後，反西化、反世俗化、伊斯蘭化組成了伊朗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根基，女性佩戴頭巾則成為反對巴列維時代世俗化、西化，以及美伊特殊關係的突出表現。國家對女性佩戴頭巾的強制要求成為新政權構建國家意識形態與彰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女性佩戴頭巾也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在社會生活領域的突出體現。在當下，伊朗女性佩戴頭巾的規範程度、顏色、方式等都體現著不同的政治立場。

教權與俗權的政治鬥爭始終貫穿了伊朗政治現代化進程，「國家與神職人員就女性性別特徵展開權力鬥爭，其中頭巾問題則是鬥爭核心」，由此形成了伊朗關於女性頭巾摘戴問題的百年爭論。不同時期的伊朗官方「一直在努力將伊朗女性的形像限定在與其意識形態相符的範圍內」。女性頭巾作為宗教服飾逐漸在政治運動中被賦予了政治意義，並演化成為政治符號。

因而，頭巾在伊朗的歷史進程中展現了一種政治身份的模式化。伊朗教俗合一的政治傳統是女性頭巾由宗教服飾轉化成為政治符號的歷史土壤。在女性頭巾象徵的背後蘊含著政治邏輯，即頭巾的「摘」或「戴」代表著「世俗化」或「伊斯蘭化」的不同政治傾向，成為表達政治立場、劃分政治陣營的重要標誌，體現了國家意識形態與政權合法性在社會生活領域的延伸。

國家利用強制女性摘掉或佩戴頭巾的方式，試圖以政治服從強化政治認同，從而實現政治權威由上至下的一以貫之。政治符號的運用是政權統治邏輯的體現，而對政治符號的拋棄則象徵著政治秩序的瓦解。因而，無論是巴列維王國還是伊斯蘭共和國，伊朗社會在頭巾佩戴問題上一直都受到來自官方層面的強制壓力，體現了國家權力對社會領域的滲透。

同時，利用女性頭巾問題表達政治訴求也一直是民間政治運動的重要手段，表達了社會民眾對官方強制力的抗爭。

「頭巾博弈」與伊朗政治現代化的困局

現代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伴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的不斷變革。在中東地區，「傳統的封建主義與新興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運動貫穿中東現代化的進程。伊斯蘭傳統文明與中東現代化進程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繫和歷史聯繫」。

在伊朗現代化進程中，教俗博弈成為經濟變革與階層變動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女性頭巾的「摘」與「戴」作為俗權與教權在社會文化層面的關注焦點，以及雙方政治理念差異的外在表現，成為體現政治合法性與表達政治立場的政治符號。教權與俗權的政治鬥爭是伊朗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表現，伊朗女性頭巾反復摘戴的過程實際體現出伊朗政治現代化進程中教權與俗權兩種政治力量的博弈困局。

自近代以來，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與新興產業的出現，伊朗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動，由此帶來世俗權力訴求的增長，世俗化與西化思潮一時蔚然成風，直至禮薩汗時代世俗立國成為國家根基。在巴列維國王時期，社會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促進了鄉村資產階級與產業工人等新興政治力量的壯大。但與此同時，傳統教權群體的利益在此過程中受到嚴重打擊。

加之在威權體制框架下，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之間失衡，民眾合理的政治訴求無法獲得滿足，由此給予教界人士與巴扎商人、手工業者形成廣泛政治聯合的契機。因教權具有完善的基層組織系統、完備的物質支撐體系，以及受到社會成員廣泛遵守的律法體系，其在政治運動中可運用宗教的統一信仰進行意識形態建構，因而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以完成政治運動使命。

在伊斯蘭革命中，教權在與俗權的鬥爭中最終勝出，並形成以什葉派伊斯蘭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政權基本框架。革命期間，女性佩戴頭巾也成為革命者反抗巴列維國王的突出象徵。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雖然建立了一套不同於巴列維王國的全新政治體制，但在巴列維時期或是更早時代的歷史遺產，例如經濟發展階段、歷史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等卻被伊斯蘭共和國繼承下來。更為重要的是，伊斯蘭共和國時期的伊朗是一個「把現代化的組織方法、傳統宗教價值觀念和廣大民眾的呼聲結合在一起」的發展中國家。它以伊斯蘭宗教社會體系為基礎，逐漸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不僅維護伊朗以什葉派伊斯蘭為根基的國家意識形態，而且成為維繫利益集團穩定和國家政權存續的重要手段。女性佩戴頭巾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體現，對女性頭巾佩戴問題的強制則成為國家權力向社會滲透的重要方式。

然而，伴隨現代化的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伊朗的社會階層不斷變動，新興產業階層不斷擴大。新的社會群體在經濟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影響下，以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為目標，並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其中包括伊朗龐大的青年群體在內的普通民眾，構成了伊朗當下新世俗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教權統治在伊朗現代化進程中卻逐漸呈現出利益集團與社會階層的固化趨勢。教權與俗權的矛盾日益顯現，並在伊斯蘭共和體制、軍隊、財稅、司法、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皆呈現對抗態勢。

女性頭巾的摘戴問題作為教俗長期鬥爭的政治象徵以及雙方在社會文化領域的關注焦點，亦成為政治博弈的重要戰場。「頭巾博弈」實為「教俗博弈」，女性頭巾摘戴的未來將取決於教俗雙方政治力量的鬥爭結果。

「頭巾自抉」與伊朗政治現代化未來

在伊朗未來的政治現代化進程中，教俗博弈將成為影響伊朗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在教俗鬥爭中，如果伊朗政治天平完全向教權傾斜，頭巾將繼續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體現與政治合法性的象徵而被要求女性強制佩戴。然而，教權的鞏固將加深以宗教為核心的利益集團的固化趨勢，政治保守化傾向將與伊朗現代化進程背道而馳。

新興階層的政治訴求長期無法得到滿足，最終停滯的政治秩序將被發展的現代化進程所打破，變動的經濟秩序最終帶來的是動蕩甚至破碎的政治秩序。若未來伊朗政治天平的發展完全傾向於俗權，伊斯蘭共和制可能將被世俗政治所取代，頭巾也將作為教權的遺產而被拋棄。

然而，由於伊朗的宗教與政治長期渾然一體，什葉派伊斯蘭已然成為民族國家建構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全盤世俗化不僅會造成伊朗國家意識形態的混亂，更會造成伊朗民族認同危機，進而導致國家秩序的全面混亂。所以全盤傾向「教權」或「俗權」都無法與伊朗國家政治發展傳統以及當代社會階層變動趨勢相匹配，均可能會造成伊朗政治秩序的動蕩，並導致伊朗現代化發展的困境。

現代化進程一般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階層的急劇變動，需要通過對上層建築的及時變革以適應並促進經濟基礎的持續發展。政治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有序的政治秩序是現代化推進的堅實基礎。

「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後才談得上限制權威。」因而，伊朗以國家力量開啟教俗關係調試，在政治秩序穩定的前提下不斷拓展國家政治維度，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在此過程中，宗教既要發揮其組織機能，又要發揮其價值引領作用；以宗教上的開明和寬容推動政治體系的革新，從單向度的政治統治走向多元化的國家治理；利用宗教的整合動員效能統合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多元利益訴求，從而拓展國家政治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協同發展，並探索出一條中東地區獨有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在此基礎上，女性頭巾的摘戴問題將會從政治符號轉化為社會生活符號。

現代化是一個急劇變動的歷史進程，經濟領域的飛速變動將會帶來政治和社會領域的劇烈變革。期間，宗教的等級制和權威性將受到來自唯物主義、理性主義與科學主義的衝擊，因而在依托宗教建立的國家秩序中，需要及時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使政治系統可以有效容納新興階層的發展與訴求。

「公民權是現代文明的社會基礎，自由則是公民權的基本要素，亦是現代文明之區別於傳統文明的重要標誌，而服飾自由構成公民自由的組成部分。」伴隨著公民社會的進一步壯大，公民個人權利將得到有效尊重。政治改革和發展將使新興階層在政治權利中的表達渠道和能力逐漸擴展，公民自我權利的獲得將成為國家政治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標誌。頭巾自抉也將作為女性在個人社會生活領域自我權利的體現，標誌著伊朗未來政治現代化進程的方向。

結語

在伊朗教俗合一的政治傳統與政治現代化進程中，女性頭巾作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伊斯蘭宗教服飾，逐漸成為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政治符號。女性頭巾的「摘」與「戴」變成了不同政治派別劃分政治歸屬、宣揚政治權威、強化政治認同與體現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回顧伊朗政治現代化進程，女性頭巾作為政治符號，經歷了由民間政治理念探討到國家意識形態抉擇的歷史過程。在不同時期，官方通過對女性頭巾摘戴的強制要求，進而實現政治權威與國家意識形態在社會領域的滲透。在禮薩汗時期，女性摘掉頭巾彰顯了巴列維王國以世俗立國、排斥教權和西化的政治傾向。伊斯蘭共和國時期，女性戴上頭巾宣示著以宗教立國、排斥俗權和反巴列維、反西化的政治態度。

這兩個時期官方在對待女性頭巾問題上，均表現為自上而下、強制實施的特點，有悖於女性人權自由，可謂異曲同工。在伊朗民間政治運動中，逐漸形成女性通過頭巾表達與官方不同立場的政治傳統，這一現像在伊斯蘭革命中的體現尤為突出。女性頭巾的「摘」與「戴」是伊朗現代化進程中教俗博弈的鮮明表徵，而俗權與教權之間的張力運動則左右著伊朗政治現代化的前進方向。

歷史上，宗教在伊朗社會中積蓄了強大的力量。而在現代化進程中，伊朗則需要借助宗教力量凝聚民族意識、建構央地關係，以及維繫有效的國家政治秩序，因此宗教成為伊朗政治秩序建立與維護的重要依托。但是，發展中的生產力和變革中的生產關係衝擊著政治秩序的基礎。

新興社會群體和宗教傳統勢力之爭，只是伊朗現代化進程中現代性與傳統性相互博弈的縮影。經濟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推進經濟現代化的前提在於國家政治秩序的穩定，而維繫伊朗政治穩定的根本路徑則在於將自下而上的社會訴求融入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進程之中，從而實現政治體制對新興社會群體的接納。通過政權的自我革新與完善，進而推進國家政治現代化進程的深入發展。充分利用傳統政治力量的引導優勢和發揮新興政治力量的促進作用，應成為伊朗政治現代化的方向。

因此，女性摘掉頭巾不一定象徵「進步」，戴上頭巾也不一定代表「退步」。女性頭巾的「摘」與「戴」最終將作為公民自由權利的體現，從自上而下的強制走向個體的自由選擇，從政治約束變為個人自抉，成為伊朗政治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入的社會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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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从宗教服饰到政治符号：伊朗女性头巾摘戴之争
◎來源｜上外中东研究所
◎出處｜《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潘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哈全安（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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