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台灣青年作家朱嘉漢，出生於1983年，他的《裡面的裡面》，是王德威主編的「海上風雷」叢書的第四本。

該系列的其他三本的作者是劉大任、張系國、鐘喬。如果說，劉大任、張系國、鐘喬三人，或是左翼「風雷」往事的親歷者，或是左翼歷史間接的接觸者，那麼，年輕的朱嘉漢則是一個普通的台灣青年作家，早已脫離了左翼思想文化的圈子，與左翼歷史相距甚遙，雖然書中的主人公是他上幾代的某位親戚。

因此，我們可以說，從小說的描寫來看，朱嘉漢是一個單純的對於左翼歷史的想像者，或者說是文學考據者。這一身份很適用，因為朱嘉漢由此排除了其他的干擾，作為一個身處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之內的青年作家，來單純地開展他對左翼歷史的想像。這種「想像」，正可以展示出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之內所能理解的左翼歷史。而我們也就能借由他的想像，來窺探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邊界和極限，並由此理解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裡面的裡面」。

時報出版

一

從小說本身來看，《裡面的裡面》敘述上世紀40年代台灣共產黨員潘欽信的生平事蹟，第一個特點就是很多地方不符合史實。當然，我們固然可以說，小說本身講究虛構，不一定要符合歷史事實。但既然有意以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來做主人公，恐怕還是要照顧到一些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否則一方面試圖用文學來考據歷史，另一方面又在史料上根據主觀意圖隨意發揮，去「篡改」或「創造」一個「虛構」的歷史，就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與「歷史」對話，而只是作者與自己虛構的歷史在「意淫」。

該小說隨意發揮歷史，在小說中遍地皆是。各種細節處就不用多說了，一些大的關節處作者也是隨意發揮，顛倒黑白。如1934年3月26日日本殖民當局開始公審台共被捕黨員，這些共產黨員在日本殖民當局高壓下表示「轉向」，作者通過主人公潘欽信的視角，判定「大部分同志」最後「斷然承認轉向、放棄左翼、願意修正與回歸社會」，這恐怕不符合複雜的歷史事實。眾所周知，除了已經犧牲的少部分黨員，以及謝雪紅、蘇新、潘欽信這樣的骨幹曾有所堅持外，當時台共黨員確實在絕境中被迫承認「轉向」，但是這種「轉向」大多是在具體的歷史絕境下的一種策略，事實上，他們後來出獄後曾三三兩兩地彼此聯繫，如楊克煌、吳錦清、林兌、林梁材、楊春松、楊克培等人。等到1939年謝雪紅因病出獄之後，舊台共的聯繫面恢復得更大，但迫於日本殖民當局殘酷的高壓態勢，沒有黨員能夠繼續從事秘密的組織工作。他們的左翼革命理想再次付諸實踐，要等到二戰後台灣回歸祖國。如在1946年1月，謝雪紅等舊台共就自發組織了秘密的地下黨，即「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當時參與的舊台共成員有謝雪紅、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梁材、謝富、王天強等。這一組織在當時並不是中共的正式組織，卻已經計畫融入中共的組織之中。後在1946年6月17日正式併入中共黨組織。

而在小說中，作者的敘事邏輯的基點，就建立在所有共產黨員的「轉向」上，在作者筆下，所有人的「轉向」都是徹底的投降和變節。作者巧妙地通過這種置換，完全改變和顛覆了舊台共及其黨員的性質、品質。他反復津津樂道於台共黨員的「轉向」，以此通過文學性的想像和發揮，不斷加以渲染，並以此為基點，以簡單而粗暴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徹底否定台共。小說借潘欽信的口吻敘述：「他回顧台灣共產黨的短暫歷史：分裂、猜疑、互相告發。在他們高喊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之前，組織卻如此千瘡百孔且註定瓦解。那麼，他們後來轉向，其實也無須計較了。」台共黨員在當時殘酷的殖民統治下的艱苦鬥爭，以及他們在絕境之中被迫「轉向」的複雜心情，就這樣被貼上了簡化的標籤，予以徹底的鄙視和否定。

作者還發揮想像，通過潘欽信來明確當時台共黨人的心理活動：「所以轉向的那些人並沒有錯，轉向了，沒有任何的背叛或痛苦，也無從欣喜，只是突然輕鬆了。轉向者若能掌握那一瞬的意念，也許可以領悟。轉向，其實可以在那一刻放棄方向，然後重新開始。」對於台共黨員轉向後的「輕鬆」心理的刻畫，不知道有什麼依據，卻如此簡單而粗暴，杜絕了任何探索人性之複雜的可能性。此類描述在小說中遍地都是，令人訝異。

二

按理說，文學恰恰是對人心、人性、人情複雜細微處的觀照與展開，恰恰是拒絕簡單地貼上一切標籤，讓被簡化的歷史和人物，變得更為複雜細膩，讓歷史的褶皺中被掩藏的各種可能性一一釋放乃至飛揚。但朱嘉漢的操作則恰恰與此相反，在整篇小說中，作者由於預設了一個無法自覺的意識形態立場，因此，無論是主人公潘欽信，還是潘欽信所在的左翼革命政黨，都在同一個思路上被不斷標籤化、簡單化。比如，作者常常勾連一部分真實歷史，然後又借此全面否定共產黨及其歷史：

再年輕一點時，在上海剛加入共產黨事業時，在瞿秋白的懇談下，他與翁澤生確實感到陶醉。見到蘇聯派來的東方局負責人時，他被寄予厚望，激起他豪情壯志。希望人生在世，該獻身於崇高理想。他希望有一天能寫下自己的回憶錄，一位無名的英雄推動著歷史。
他不久就失望了。他依然在組織裡，在那個一開始就分崩離析、爭權奪利、互不相讓且不知道該如何定位的組織分支。他默默尋找其他的出路。（185頁）

這是強行讓舊台共的骨幹潘欽信出場，讓他「失望」，借他的口判定共產黨「一開始就分崩離析、爭權奪利、互不相讓且不知道該如何定位」。比如，用一些想像的「夢」一樣的話語，簡單而直接地否定整個共產主義運動，讓革命運動變成深深的罪惡：

他們一群革命者編織著夢，是不同形態的做夢者。他們夢想著做同一個夢，正因為夢想有同一個夢，他們才以此誤會相聚，相信能聯合更大的受壓迫的人們，取消國界，取消階級。他們的層層組織防備，卻如怪物般增長，最終扼死所有人的夢。（74頁）

共產黨人的相聚是歷史的「誤會」，而他們的夢想「最終扼死所有人的夢」，殘害了整個人類和世界。在此類思路的反復鋪墊和強調下，作為主人公的潘欽信，還有什麼價值、意義和未來可言嗎？還有任何的正義感和信仰可言嗎？當然沒有。因此，作者不妨常常借用潘欽信的口吻，來述說革命者的虛無、迷茫和絕望：

他看著黑暗，一遍一遍摸黑而無聲地絕望做愛。……他漸漸地，越來越清楚地，看見黑暗。他知道這代表著他看到未來了。這個完全陌生的黑，印證他過去的猜想：未來只能是虛空，在最深的黑暗裡。70頁。

作者把潘欽信按在了床上，讓每天提著腦袋鬧革命的潘欽信迷醉於某些時刻的情欲之中，然後稱之為「絕望做愛」，並且一再強調這一類革命者毫無未來可言，一再強調潘欽信心中必須只有黑暗、虛無和絕望，必須被黑暗所「同化」，「那就好像，曾經是那麼自由地逃跑，最後卻鑽進出不去的迷宮；善於躲藏在人們的意識陰暗處，久了卻同化在黑暗中無法掙脫」（186頁）。在這一種思路下，潘欽信這樣的左翼革命者，當然「未來只能是虛空，在最深的黑暗裡」了。於是，無論是在30年代初葉，還是在40年代後期都敢於冒死參加革命的潘欽信，在作者的強行「創造」之下，只剩下了「怯懦、自責、羞恥」，他必須自己起來，推翻了自己心中的「革命」：

於是，那逃離與躲藏的欲望以及伴隨著這種怯懦、自責、羞恥感，竟給他一種無比束縛的快感。終究，這絕對的否定，被他至高的輕率行動給推翻了。他最成功推翻的，是革命本身。（9頁）

既然「革命本身」已經被「最成功推翻」，革命者潘欽信所剩下，當然就只有內在的崩潰，於是，「無論是閱讀或思考，或是他一直推動的組織與運動，在別人眼裡充滿自信的他，從內心深處更深處，裡面的裡面潰堤了」（186頁）。既然無論組織和個人，都只剩下了爭權奪利、分崩離析、虛無崩潰，所以，這樣的革命者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呢？他們理應意識到自己會被「歷史掃進了垃圾堆」。是的，作者朱嘉漢借由另一個主人公阿寬的口吻，最終判定了這一歷史「結局」：「在歷史的舞台上，曾經有個身影離他那麼近，近到他以為自己也參與其中了。然而不論是三舅或是他，終究被歷史掃進了垃圾堆」（100頁）。

這就是隱藏在《裡面的裡面》之下歷史邏輯，如此簡單、直接、粗暴，如此直率而無顧忌的，將政治意識形態標籤貼在了每一個人物與細節之中。令人很難相信，這竟是一個自詡開放的當代小說家所寫下的。這一簡陋粗暴的歷史邏輯，也是整部小說的敘事邏輯，主導了整部小說的發生、開展和結束。如果脫去其中一些所謂「性愛」和內心「黑暗」的文學描寫，整部小說的理念，和國民黨戒嚴時期最粗陋的反共小說，有什麼區別呢？

這樣的小說，其實比他們所鄙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乃至文革時期的小說都要粗陋很多。文革時期小說哪怕是按照意念來圖解吧，至少還能寫一點人物的內心矛盾、鬥爭。可《裡面的裡面》一類的小說是沒有的。歷史、人物完全單面化發展，在藝術上來說，實在粗陋至極。

三

但最大的悲哀在於，作者偏偏認為自己的「虛構」是為了重新發現歷史，挖掘那些被遺漏的記憶。他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記憶可能是被意識形態所剝奪和塑造的，在小說中，他說：

時間是少數人擁有的，記憶也是。我們的時間是被分配的，記憶也是被配給的，以我們微不足道的生命，原本至少能完整擁有的，最終是被剝削了。大部分換取來的一點尊嚴，是本來屬於我們的。我們沒有時間與記憶的生產工具，缺乏意識形態的覺醒。我們是歷史的無產階級。（215頁）

作者似乎感受到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結構，會對歷史記憶產生限制。但是，由於歷史知識和思想的嚴重匱乏，由於處在台灣以及歐美這樣的本身就具有嚴重的意識形態偏向的語境中，作者當然沒法反思自己的「反共」意識形態的根源及其歷史構成，更談不上超越這一局限，獲得更為客觀、廣闊的視野。所以，雖然意識到「我們沒有時間與記憶的生產工具，缺乏意識形態的覺醒」，雖然有意識的要「追溯到最源頭處，詳實追尋系譜源頭，然後再把自己重新生出來才行」（195頁），但顯然，作者的「重新生出來」，不過是換了一個現代主義的文學外殼，去探索一個所謂的革命者的「裡面的裡面」。事實上，作者的內在的裡路，回到了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最為粗陋的反共理念那裡。朱嘉漢做得更巧妙，他只是換了一件外衣，但卻更為深刻地繼承了當年的靈魂。

歷史轉了一大圈，結果確實是在原地踏步。但當年的「反共」小說，至少作者以及評論者還知道自己是在進行政治上的「反共」，是出於政治目的按照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要求而進行文學寫作，他們有這個自覺。而80後青年作家朱嘉漢，則已經沒有這種「反共」的政治書寫目的了，他無法自覺到自己是按照一個既定的意識形態框架臧否歷史、想像人物。對他而言，這一切毋寧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這一切都是他心目中的「藝術」、「小說」、「審美」、「虛構」的天然組成部分，不再具有政治成分在其中。對他而言，這是自由的藝術、審美的想像、人性的探索、歷史的敞開。這一切對他而言是無可置疑的。

沒有政治化，才是最大的政治化。沒有意識形態，才是真正的意識形態牢籠。這可能是幾十年來，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將「反共」和「反中」發展到極致的結果：某種意識形態框架不僅沒有鬆動，反而在多重政治、輿論、教育、學術的同構下，將這一意識形態推向了深處，推向了朱嘉漢這樣的青年作家的「裡面的裡面」，成為了他的思想、情感、審美、想像的內在基礎，成為他感性和血肉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樣自然。這是他自己無法理解、無法體察、也無法反思的「裡面的裡面」。

朱嘉漢在《裡面的裡面》中，一再試圖用虛構的想像來探索「潘欽信」的「裡面的裡面」，窺探他心目中必然要有也必須要有的、左翼革命者的黑暗與潰敗。其思路和成果已如上述。因為這是一個虛構的「潘欽信」，我們無法找出這位「潘欽信」的歷史根據和現實邏輯，所以，這是個純虛構的小說人物。什麼樣的人就能夠產生什麼樣的想像，作者和他的想像之間，是互為鏡像的。借由朱嘉漢的審美想像，我們像觀看一面鏡子那樣，從中可以窺探朱嘉漢的「裡面的裡面」，洞察那片深深的作者所無法自覺的「黑暗」與「潰敗」，洞察其中層積而成的意識形態奧秘。潘欽信早已失落在歷史之中，但他的創造者朱嘉漢挺身而出，肆無忌憚的敞開了自己，敞開了自己的「裡面的裡面」。如果容我說得直率一些，台灣多年的意識形態層積而來的「無恥」，深深的烙印在了朱嘉漢無法自覺的內在之中。這種無恥是利用捕風捉影的隻言片語，來肆意的標籤歷史、臧否是非、扭曲真實、踐踏人性，徹底無知的否定自己無以理解的那一切。這種無恥在他心中恣意綻放、隨處洋溢，從小說來看，是如此簡單、粗暴、直接，如此空洞、膚淺，如此驚人。

四

這才是《裡面的裡面》最為深刻的地方。由於此類意識形態已經內化為台灣主流的一部分，因此，這也可以看成台獨思潮所著力推動和塑造的、所謂「台灣主體」的一個象徵。只有提高到這一普遍性的高度來認識，我們才能體察這部出版於2020年的《裡面的裡面》，曾引起台灣文壇和學界一定關注的小說，並非一個簡單的個例，而是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多年來不斷運作、深化和發展的普遍結果。

大概，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看來，這以小說及其背後的思想理念、審美想像，才是正義的，歷史由此才能走向客觀公正的金光大道，才是符合人性與正義的、有品質的文學。

不僅僅是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如此，大陸和海外的學者們也是如此。最近，此書被王德威收錄進他所主編的「海上風雷」叢書，在大陸出版。在叢書前言中，王德威盛讚此書「追尋被抹去的痕跡，聆聽沉默的聲音，思考那不可思考的事物，最終以虛構重建歷史」，此書出版後在廣州還舉行了一次發佈會式的座談，出席的大陸學者、出版人以及大陸出身後來定居香港的著名學者，盛讚此書「看向歷史的深處，或者人性的深處，記憶的深處」，打開了歷史的「深度」。也就是說，在他們眼中，《裡面的裡面》中所預設的粗暴簡單的意識形態立場，也是自然的、天經地義的、毋庸置疑的，乃至在這一基礎上所構建的歷史圖景和共產黨員的內心世界，也是自然的、天經地義的。而且不僅僅是天經地義，甚至是重新發現和「重構歷史」，展現了「歷史的深處，人性的深處」，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樣的小說還進一步真實、深刻地展現了歷史和人性，他們甚至鼓勵現場的年輕人、小孩子，回去多問問自己的父母和祖輩，挖掘一下父母祖輩的這樣的「裡面的裡面」……

對此我只能無語。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文字，以至於又重新把相關的新聞報導看了又看，以此確認自己心中的疑惑與不解。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這樣的小說中，左翼革命有什麼「風雷」和光彩可言呢？左翼只剩下了一些猥瑣和可鄙的往事，只剩下了對人類和人性的殘害，只剩下了一再必須確認的內心唯有的「黑暗」，只剩下了必須要做的「絕望做愛」。這就是所謂歷史和藝術的天經地義、自然而然。此類政治意識形態，幾乎已經內化為學者們的天然的潛意識，變成了他們心目中超越於政治意識形態之上的美好的「人性」、「思想」和「藝術」。

可見，這一問題不僅僅屬於中國台灣，而且還內在於大陸，甚至，它就是我們當下世界某種流行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就像鹽溶於水那樣自然，不著痕跡。

◎作者：馬臻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文章原標題：台湾青年作家的“反共”艺术|王德威“风雷丛书”之《里面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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