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ndall Gregory and Seattl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註1）
◎翻譯｜范振國（人間學社）；校對｜范綱塏
◎原文｜A Critique of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保羅．弗萊雷（1921-1997）。圖片來源：Left Voice

前言

「革命主體」一直是社會主義者與社會主義運動中，最大的爭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如何推動社會革命？又如何組織群眾？在無產階級的性質（工人乎？農人乎？），到針對革命群眾的引導、教育方法（如列寧《怎麼辦？》一文），在近百年來，成為路線與方法上的爭論。

隨著疫情與後疫情時代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的衝擊，全球各地在生產、生活的領域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如是，對於社會變革的推動，也在這個情況下被提出，有新的討論。一群美國的社會主義組織，以成人教育學的經典《被壓迫者的教育學》為基礎，展開了社會主義者在革命過程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的討論。譯者譯介本文，也是作為在中文世界，還在革命道路上的同志，一個參考的面向。

本文

過去幾週，在新成立的「革命社會主義者組織計畫」（Revolutionary Socialist Organization Project RSOP）內部，展開了一場論辯。圍繞著革命組織的爭論核心為，革命的方向何在？如何與泛左翼共事？在政治上發展革命先鋒隊（Vanguard），以及擴展工人階級與受壓迫群眾的策略為何？（註2）

RSOP內部的一派提出，以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的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為典範，回應革命者在論辯中提出的某些議題。下文即是對弗萊雷此書的批判，指出革命組織採用它作為典範的缺陷所在。（註3）

《被壓迫者教育學》，從弗萊雷稱之為「儲存式教育方法」（Banking Method of Education；譯案：即俗稱的「填鴨式」或「灌輸式」教育）。在這種教育方式下，教師是真理的唯一仲裁者。學生一無所知，並且必須透過不斷接受知識的儲存而學習。依據弗萊雷的說法，那些採用填鴨式教育的人，把學習當作死記硬背的訓練，盲目接受由教師提供的一連串事實。弗萊雷批判這種制度「喪失人性」（dehumanizing）。

弗萊雷相對地提出，「提問式」的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在此過程中，學生與教師是學習主題的共同研究者，而非灌輸儲存（deposing）知識的單向關係。教師提出問題，並和學生一起探尋答案。縱使教師已經成竹在胸，也不會直接表露。反倒是藉由不斷提問，引導學生，直到他們自己豁然貫通為止。在政治教育方面更是如此，弗萊雷建議，組織討論小組，討論環繞著社區中的種族主義（racism）、低薪（low wage）、父權（patriarchy）等核心議題。弗萊雷主張，這些討論小組的協調員（coordinators），應該限制自身只提出問題，而不要討論解方。這樣就可以使參與的人自己找到答案。在引導討論小組之後，協調員向他們提出報告並討論結果。

弗萊雷以整本書分析了壓迫者（oppressor）與被壓迫者（oppressed）的關係。他論證「填鴨式教育」是為壓迫者的利益服務。從而推展「提問式教育」，作為解放的替代方案（liberatory alternative）。弗萊雷認定，「填鴨式教育」不能達到解放的目標。

在書的最後一章，弗萊雷把對壓迫階級施行「填鴨式教育」的批判，應用到政治領域。依據弗萊雷的說法，革命領袖如想獲得革命成果，必須打破由「填鴨式」模型製造出來的層層等級，並且以和被壓迫階級展開對話，取而代之。他指出了壓迫者和革命領袖之間，彼此針鋒相對的政治策略特性。

對弗萊雷而言，壓迫者透過征服（conquest亦即：讓被壓迫者確信維持現狀的神話）、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操控（manipulation）、文化侵略（cultural invasion亦即：說服被壓迫階級承受、接納壓迫者的種種規範和文化），維持政治權力。與此相反，革命領袖應該推展促進合作（promote cooperation）、團結（unity），組織化（organization）、文化綜合（cultural synthesis亦即：克服領袖與群眾間的矛盾，某除高級文化的觀念，廢止文化侵略）。

弗萊雷的書中包含了許多對壓迫及壓迫效應的有益批判。他對克服壓迫狀態的深遠志趣，十分明顯。他強調命領袖與被壓迫者之間的對話，應予肯定支持。畢竟，當今還有許多左翼認為，革命社會主義的政治計畫，是由上制訂而非來自底層的發展。

儘管，弗萊雷的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領域提出的批判，很有助益。但是把它運用到政治組織，卻很成問題（problematic）。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弗萊雷的教育方法對訓練馬克思主義的行動者（activist）或組織工人的鬥爭，沒甚麼用處。這方法有兩個隱而未顯的假設，需要被挑戰。（1）僅僅通過教育就能說服工人投身反壓迫的鬥爭。（2）工人會自動走向革命的論斷。

很難理解，如何僅靠向一班群眾提出種族主義、低薪、氣候危機（climate apocalypse）…等問題，就能導致們制訂一個有效的政治解方。大部分的工人都已經知道什麼是最迫切的問題，不需要革命領袖告訴他們工資太低了，氣候危機已經迫在眉睫（on our doorstep）。我們需要的是領導和解決方案。當政治議題出現，勞動階級試圖獲得各種不同的－有些值得認真考慮，有些卻比較沒有價值的政治解方時，革命者的任務是，認清那些方案最有革命潛能，並且加以詳細論證。

舉例而言，在2020年，「黑命為貴」（Black Lives Matter）的反叛期間，警察的殘暴是首要的議題。自由派提議對警察進行減少使用暴力的再教育，保守派捍衛現狀，左派主張廢除警政基金（defunding the police）。這種狀況下，正確的行動過程應該是，指出警察根本的反動性和種族主義的本質，並且贏取其他積極分子支持廢除警政基金的想法。但是，依據弗萊雷的邏輯，革命者卻應該保持中立，袖手旁觀，以提供對話取而代之。弗萊雷暗示了，政治論辯是不必要的甚或是有害的。（《被壓迫者教育學》第三章）。

革命領袖忘了他們的目標是，與人民肩並肩，為了恢復被竊據的人性（stolen humanity）而戰鬥。而不是爭取人民到自己陣營。革命者的語彙沒有這樣的字詞（譯案：指贏得人民），那是屬於壓迫者的。革命者的角色是，與人民在一起彼此解放（liberate and to be liberated解放人民，也被人民解放）。而不是贏得他們。（《被壓迫者教育學》，華東師範大學，2001年11月。頁43）

如果革命者不需要以革命的觀念爭取群眾，只要納入更寬泛運動的一部分就夠了。那又何必費心耗力的組建革命政黨？如果革命領袖的目標只是和人民肩並肩的一起戰鬥，當人民已經踏上革命征程之時，我們只需要站在道旁，讓革命自然發生就好了。

工人階級不會自動地做出革命性的論斷，意識的混淆是常態。在非革命時期，革命者必然是政治上的少數。這意味著，在非革命時期採取革命的立場，會遭到大多數工人的疑難（controversial）和排斥（alienated）。非革命時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革命者很長的一段時間必須適應身為政治少數的現實。革命甚至改良的鬥爭要真正勝利，堅定（firm），經過考驗（tested）的信念是不可或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角色，便是提供這些堅定而且久經考驗的信念。正如列寧所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必須耐心的說明」。用理念把工人爭取過來。民主的政治爭論沒有替代品，革命領袖也沒有替身。和從上制定政治制度不同，為了實際贏得革命的勝利，工人必須確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superiority）和必然性（necessity）。

除了擱置辯論與政治爭議的基本工具，弗萊雷的方法是唯心主義（idealist）的。他所根據的假設是，阻礙工人階級解放的第一個障礙是壓迫者的視野或一般人民的世界觀。下述第三章的引文，充分地呈現了他的觀點：

因此，問題不是有限境況（limited-situation）自身產生一種絕望的氛圍，而是人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如何看待有限情況：是枷鎖，還是不可踰越的障礙。當批判性認識在行動中得以體現時，就會形成一種充滿希望和信心的氛圍。這種氛圍可以使人試圖克服有限障礙。

這裡指的有限境況涉及到壓制某些人民的具體的政治現實，亦即：壓迫。確實，弗萊雷也認為，有必要把對壓迫的理解轉化成與之戰鬥的行動。但是只有在一定的客環境下，普通老百姓才會轉變態度，接受新的政治觀念，進而願意為之而戰。

這種環境不能由革命者僅僅靠教育就能創造出來，它反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產物。因此，當環境出現，革命者必須積極介入。而在非革命時期，則該堅守我們的政治原則。

例如，2020年在喬治．弗洛依德（George Floyd）被謀殺之後爆發的「黑命為貴」運動，面對一連串日益殘暴和不義的警察謀殺，以及瞬間讓數百萬人失業的Covid-19疫情危機的背景，2021年在勞動市場歷史性緊縮期間，發生了不斷上升的工會化運動和工人鬥爭，讓工人重建了信心。這不幸的事實，表明了，革命者不能隨心所欲（whenever we like）的像變魔法般，輕易的召喚（conjure）出這種境況。

處在類似的境況，積極介入就變得很重要。介入可以根據運動和議題而採取不同的形式。在抗議現場散發有革命觀點的傳單，在群眾集會時演講，召集讀書會，或其他的行動。但是在更廣大階層的工人和被壓迫階級之間，介入的空間只存在於一定的客觀環境。例如，最近在西雅圖（Seattle）支持星巴克（Starbucks）工會的集會，有幾個演講者提出了商業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的危險，過去，這樣的說法不大能夠被接受。然而，在新工會多次的努力和從各工會領袖一連串背叛合約的資料出現之時，它反而會得到熱烈的支持（applause）。

弗萊雷的唯心主義（idealism）會導致機會主義（opportunism）或極左論（ultraleftism）。當討論小組的組織者最終發現，有些人不論你用何種方法，怎麼戳、刺（poke and prod），都完全無法說服。他不得不認為，如非自己的政策錯誤需要調整（機會主義），就是這些參與討論的人，受到的壓迫還不夠達到革命的程度（極左論）。

弗萊雷分析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二分法。弗萊雷的整本書將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相衝突的利益和觀點對立起來，卻沒有指明，任何人可能兼具兩種身分（同屬兩個範疇belong to both categories），或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人物。事實上，弗萊雷顯然認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和中產階級（middle-class）是屬於靠攏資本家的壓迫者陣營。下述第四章的引文，也許能夠有些說明（從文章的脈絡看，操控（steering）征服（conquering）文化侵略（cutrual invasion）對弗萊雷而言都是壓迫者的策略）：

那些連自己都還沒發覺行動具有侵犯本質，以及那些被告知他們的行動正在使人非人性化的專業人士，對自由的恐懼就要大得多。這是常見的情況，特別在破解具體的境況時，參加培訓課程的人常常會挑釁（irritated）地問協調人：『你們究竟想把我引向哪裡？』協調人並不是在把他們『引向』任何地方，只不過是把一個具體的情況當作一個問題來面對，參加人員開始意識到，如果他們對這一情況的分析再深入下去，他們要麼必須使自己擺脫那些神話，要麼重新證實這些神話。想使自己擺脫、拋棄這些神話，在此時代表著一種自我暴力行為。另一方面，重新證實這些神話，就是暴露自我。唯一的出路（作為一種防衛機制的功能）是，向協調人員提出他們自己通常的做法：操控、征服及侵犯。（譯文參考《被壓迫者教育學》，頁93—94）

這種過於簡單化的二分法，再加上弗萊雷的唯心主義，導致他在壓迫者的行動完全是蓄意、惡毒的時刻，把被壓迫階級的反動傾向，都認為是，由於內化了他們的壓迫者的形象所造成。書中沒有討論兩個階級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討論上述提及的客觀環境如何塑造人民。當壓迫者是無可救藥的惡魔，被壓迫階級只是被迷惑的聖徒，等待取得正確的位置，扮演人類的救星。

就實而論，恰是客觀環境給壓迫性觀念開闢了空間。這是因為人有替被迫而為的事，自我辯解的習性。例如，女性因為工資往往低於男性，因此，讓女性在經濟上感到，不如完全退出有償勞動的場域轉而專心照顧小孩。「女性天生就該待在家中」的觀念，絕大部分是這種客觀環境造成的。身強體健的工人，在整天勞動之後已經身心俱疲，除了歇喘，什麼也不奢求。這也使得某些四肢健全的工人對那些免於工資勞動的殘障人士，心生妒恨。

壓迫的觀念，當然是由統治階級透過在工人間散播分裂和讓他們馴從資本主義促成的。資產階級的洗腦宣傳，確實不可低估。然而，若沒有資本主義創造的客觀環境，壓迫的觀念，和他的革命對手十分相似，不會有受眾（audience）。

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拒絕把被壓迫者和其他人民群眾理想化的政治路線（approaches）。相反的，馬克主義者，應該依據所處社會的物質條件，分析人民的現狀。我們認為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基盤，一則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再則因為，一切財富最終都來自於工人的勞動，工人具有重新組織社會的經濟基礎。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並非出於道德義憤或對被壓迫階級的悲憫同情。我們獻身革命，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是工人。不但認識到，資本主義威脅了工人和全人類的生存，也理解社會主義才是唯一可行的前進之路。

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當我們看到無效和有害的政治路線時，有責任加以駁斥。每一次社會運動之所以失敗，都是因為採取了修正主義（reformism）或空想（utopian）的路線，明顯錯失了馬克思主義介入的機會。革命變革的必要性，從沒有像目前這麼急迫。在公民自由和生殖權（reproductive right）被不斷侵犯，氣候變遷急遽惡化，通膨猖獗……還有更多噩耗的背景之下，「社會主義」或是「毀滅」的選擇，也從來沒有這麼嚴苛。我們的角色是和工人一起做出明確的抉擇。

註
1、本文作者Kendall Gregory是左翼之聲的新進寫手。網站上對其個人資料並未太多著墨。而與之共同撰寫的Seattl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西雅圖革命社會主義者），是一個網路上的社會主義組織。該組織以「反剝削；挺工人」、「反壓迫；爭解放」、「國際主義」、「勞動階級政治獨立」等宗旨，號召有志者一同參與各項議題的抗爭與推動。該組織詳細介紹，可參考官方網站：https://seattlerevolutionarysocialists.org/
2、「革命社會主義者組織計畫」（Revolutionary Socialist Organization Project）相關介紹，可參考官方網站：https://rsop.online/
3、本文批判的焦點保羅‧弗萊雷（1921／9／19－1997／5／2）。為巴西知名的教育學家、哲學家。1950年代積極推動巴西成人教育，掃除文盲。代表著作《被壓迫者的教育學》於1968年出版，被視為是廿世紀重要的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著作。本譯文選用的參考版本，為華東師範大學重新出版的「30週年紀念版」

◎原文｜A Critique of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作者｜Kendall Gregory and Seattl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來源｜左翼之聲（Left Voice）；原刊於2022年8月14日
◎翻譯｜范振國；校對｜范綱塏
◎本文為譯者供稿，來稿全文刊出，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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