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路透社）

伴隨著中美關係從「戰略夥伴」走向「戰略競爭」（實質上是對華「戰略壓制」），新冠疫情的挑戰非但沒有成為重啟中美大國合作的歷史契機，反倒被川普政府視為是削弱中國的戰略機遇，不僅利用貿易保護和科技禁運等手段意圖將中國的高端製造業踢出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還通過疫情「甩鍋」在國際輿論上徹底孤立中國，甚至揚言要與中國經濟全面「脫鉤」。

5月15日，美國商務部所屬工業和安全局（BIS）發佈針對華為的新規定。該規定提出，在美國境外生產的產品，如直接使用受到美國《出口管理條例》監管的技術或者軟件，或生產該產品的設備、廠房直接使用了受到美國《出口管理條例》所監管的技術或者軟件，應當受到該條例監管，需要獲得許可證方可出口。也就是說，在為期120天的緩衝期過後，世界上任何廠商只要使用了美國的技術、軟件和硬件，都要事先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才可以將產品賣給華為。這是繼一年前商務部公佈了一份針對中國企業的「實體清單」限制美國企業與華為進行產品交易以來的新舉措，其目的在於堵死華為繞過美國國內管制尋求海外第三方供貨的渠道，徹底摧毀華為在5G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

美國利用自己的市場和技術優勢打壓他國企業，必將削弱他國企業對使用美國技術元素的信心，最後傷害的必然是美國自己的利益。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網站的報導，在美國發起制裁一年後，作為支持新一代通信標準的新機型「華為Mate30」5G版，中國自主生產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額計算）已經從25%大幅上升到約42%。與此同時，美國生產的零部件則從11.2%降到1.5%，微乎其微。此外，該報導還發現，就連難度較高的通信芯片也部分採用了由海思半導體研發的產品來取代美國通信芯片企業思佳訊的產品。顯見，華為在這一年時間裡面對美國的制裁，不但大力度的投入自主研發，還構築了具備一定抗壓能力的採購體制。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在今年3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就指出，美國單方面的出口管制將導致很多外國公司選擇與中國合作採購設備和投入資源，而不是美國。該研究估計，美國相關產業每年因此受到的損失將達數百億美元。

事實上，美國通過限制高新技術轉移來遏制戰略競爭對手，甚至迫使其「改變國內政治」的手法並非始於今日。早在冷戰時期，美國就通過「巴黎統籌會」和「中國委員會」來挾持西方盟友對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蘇聯和中國）實施戰略物資禁運和限制技術轉讓，如今不過是故技重施。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遏制是以禁運戰略物資為主。1949年，美國出台《出口管制法》，拉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遏制戰略的序幕，隨後相繼成立的「對共產黨集團出口管制統籌會」（因設於美國駐巴黎大使館，簡稱「巴黎統籌會」）和「中國委員會」標誌著美國經濟遏制戰略擴大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共同行動，其目的在於「阻遏蘇聯集團戰爭潛力的增長」、「加劇蘇聯集團內部政治、經濟關係緊張化」和阻礙中國工業化進程。

1969年，尼克森總統在越戰失利、財政緊縮和「美元/黃金匯兌機制」面臨崩盤的危機中上台，嚴酷的現實逼迫美國的全球戰略和經濟遏制戰略必須改弦易張，推行「緩和政策」。因此，尼克森政府以「中蘇分裂」為契機，一方面修改《出口管制法》縮小戰略物資禁運範圍，並發展東西方非戰略物資貿易；一方面全面調整對華政策，發展直接貿易關係，並通過中美關係正常化將中國大陸納入世界市場。至此，美國經濟遏制戰略的重心，就從戰略物資禁運轉移到對半導體製造及實驗設備、電子通信、計算機和機械製造等高新技術轉移的限制，並對違反禁運的貿易夥伴進行「進口制裁」和「進口抵制」。

持平的說，冷戰時期美國的經濟遏制政策，在抵制蘇聯方面確實起了作用，一定程度決定了後冷戰時期國際力量的對比。但在這一段時期，美國通過多邊協定將國內法延伸成為國際秩序，頻繁地使用「進口制裁」來迫使歐、日等西方盟友兌現美國的利益與意志，卻也加大了美國與西方盟國之間的嫌隙，加速美國與巴統成員國之間的離心傾向。近年來，許多人都將美國的日益明顯的單邊主義作風歸咎於川普或是歷屆的共和黨政府（如小布希），但仔細考察美國單邊主義的根源，更多是來自於「美國至上」的立國精神，是民主與共和兩黨政治菁英的基本共識。一方面，這是美國例外主義的反映，即美國人相信自己國家的獨特性和完美性，認為美國的價值、規範和制度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楷模和普遍的理想；另一方面，美國至上主義與美國人「山巔之城」的天命觀有關，即相信美國得到了上帝的格外庇佑和慷慨賜予，美國的一切都是上帝預先安排的一項試驗，美國有責任保證這一試驗的成功並將其經驗擴展到整個世界。

這種「美國至上」主義造就了冷戰時期美國羅斯福與其繼任者杜魯門所一手擘畫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協定等具有「大國合作」精神的多邊組織，都無法防止「美國例外」主義侵蝕的命運。它意味著要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至高無上的霸權地位，並不容許任何國家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國，特別是要防止任何潛在的對手在軍事上「超過或相等於美國的力量」。戰後美國所倡議和參與的多邊協定都以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為前提，並可以視為是美國國內法的延伸。換句話說，一旦這些多邊組織和協定無法兌現美國的意志和利益，或是被認為是對美國國家主權和人民意志的限制，就不惜讓它胎死腹中，甚至打掉重練。不管從美國拒絕簽署聯合國《婦女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國際刑事法庭條約》、《停止核試驗條約》、《禁止地雷協定》、《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到退出《京都氣候保護議定書》、《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協議》，到近日來川普揚言停止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並考慮退出，其實都出如出一轍。

中美貿易關係向來是中美政治關係變化的晴雨表。一年多來，中美兩國從貿易戰、科技戰打到輿論戰，表面上是川普個人及其團隊的行事作風使然，實際上中國的快速崛起威脅到「美國至上」主義的賡續，早在07年美國爆發金融貨幣危機就已埋下伏筆。雖然，迄今為止美國仍然保持金融霸權，包括美元的統治地位以及超強的軍事優勢，但如果沒有全球產品的支配權，無論是美元還是軍事力量都難以在未來的數十年內維持現有的霸主地位。因此，對華為進行科技遏制並迫使西方盟友站隊，不管手段如何粗暴，對全球經濟復甦會帶來多大的傷害，都屬勢在必行。只不過，將這種冷戰思維鑲嵌在全球供應鏈時代背景下，不但說明了美國在霸權式微下戰略手段匱乏的窘境，也暴露了川普政府面對防疫不力和經濟衰退，為了轉移國內政治壓力下的病急亂投醫。

對此，華為的回應饒富趣味。它多次引用二戰時被打得像篩子的蘇聯產「伊爾2」型飛機貼圖來自我期許，說明的不僅是華為作為一家科技產業皮糙肉厚的頑強，同時也預示著戰後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貿秩序的滿目瘡痍。

華為多次引用二戰時被打得像篩子的蘇聯產「伊爾2」型飛機貼圖來自我期許。（圖／華為微博）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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