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體系的主要矛盾，不是表現在意識型態與國家治理模式的兩極對抗，而是一元單極的霸權體系與多元文明與多極化地緣政治格局的衝突，直白的說，就是全球「脫美國化」。（圖／網路圖片）

在全球新冠疫情嚴峻，美國國內確診人數突破300萬例的情況下，7月7日下午，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表示，美國已於6日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將從2021年7月6日起正式退出世界衛生組織。與此同時，7月9日，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和財政部長肖爾茨也正式拒絕美方邀請，不打算參加7月29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七國集團（G7）部長級會議。在此之前，由於德國總理梅克爾婉拒出席原訂於6月底在華盛頓召開的G7領導人會議，加拿大與法國也藉口疫情表現得意興闌珊，川普只好改弦易轍，宣佈將該會議推遲到9月，並計劃邀請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參加，卻遭到日本、英國與歐盟等傳統盟友的公開反對。

這兩件事情，表面上是環繞著川普當局拋開以聯合國為框架的多邊體系，意圖重新建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單邊體系來「遏制中國」，脅迫西方盟國在「脱美國化」和「去中國化」之間作出選擇。實際上，是新舊世界體系在遞嬗過程中價值衝突尖銳化的體現。平心而論，即便沒有「中國崛起」作為口實，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出發的安全戰略，也必然在地緣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領域無限制的擴張他們對「安全威脅」的界定，藉以有效的動員戰略資源和戰略手段來遏制其「現實」或「潛在」的敵人，實現其稱霸世界的戰略目標。從冷戰時期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意識形態鬥爭，到後冷戰時期的文明衝突論，到今天結合貿易戰爭、科技遏制和地緣政治衝突為一體「中國威脅論」，其實都是在同一個戰略邏輯下的產物。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是伴隨著冷戰遏制戰略一起，讓二戰後走出孤立主義的美國正式成為世界性大國。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美國的全球戰略就是以美國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為基礎，以消滅不同的價值體系所支撐的力量為職志，而不僅僅是作為保衛美國的安全而存在。美國人相信，整個世界最終應該完全為基督教文明所教化，這是他們對上帝所負有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因此，將美國的價值觀普世化並追求一個一元化的世界體系，就成為美國全球戰略上不可抑制的內在衝動。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世界性霸權，美國不僅僅是為了具體的、現實的利益而戰，也為價值的、意識形態的、形而上的利益而戰，向來缺乏一個限制自己國家利益邊界的內在門閥。在普世主義的使命感的驅使下，美國經常不是誇大戰略對手的威脅，就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從而導致各種戰略誤判，為沒有節制的戰略擴張付出沈重的代價。

在此之前，美國歷屆政府基本上堅持建國初期華盛頓總統為所揭櫫的「孤立主義」，強調不與任何國家（主要為歐洲列強）結盟，不捲入列強紛爭，完全獨立地處理國際事務的外交原則。但是，隨著內戰結束美國工業興起，對海外市場的需求，讓美國從作為美洲國家的孤立主義傳統，逐步走向尋求海外根據地的擴張主義道路。二戰期間，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深化，羅斯福總統開始構築了一幅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藍圖。核心的構想就是在美國的領導和支配下，通過美、英、蘇三大國的「大國合作」互相妥協與讓步，組建一個美國起主導作用的普遍性國際組織（聯合國），並建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IMF、WDB和GATT）。「大國合作」本來就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是大國利益的相互妥協，決定戰後世界秩序的「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本身就是大國外交和強權政治的產物，既劃分了美蘇兩國各自的勢力範圍，也埋伏了日後美蘇衝突的因子。

有別於歐陸國家在30年戰爭後，摸索出以權力平衡來維持「有限安全」的現實主義思維（特別是表現在西伐利亞體系 [Westphalia System]），美國人相信自己的價值、信仰和制度的普世性，並要在世界範圍實踐這種普世性的戰略思維，導致過度迷信以軍事技術和經濟實力為核心的「絕對優勢」和「絕對安全」。它無法容忍多元文明共榮並存、平等相處的和平，面對像前蘇聯這種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異類」，同時又具有實力的對手，只有在不斷的發現、遏制和消滅的過程中才能感到安全感。這種國家戰略一旦形成，就不會以現實上足以匹配的戰略威脅（如前蘇聯）是否存在作為轉移，而是必須不斷的「發現」戰略對手和敵人，並在與對手和敵人的抗衡中才能安置自己。可以想見，當北京當局釋放「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實現中美兩國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和平訴求，對美國而言是何等的挑釁和刺耳。

成型於東西冷戰，也幫助美國贏得冷戰的國家安全戰略體系，在後冷戰的時空條件下，由於缺乏直接而且可與之匹配的戰略威脅，堅持「絕對優勢」和「絕對安全」的戰略剛性，反而成為其戰略侷限，導致霸權體系的衰微。首先，過度的軍事擴張導致財政匱乏，進而扭曲了國內的分配關係造成社會裂解，反過頭來制約了美國在全球範圍進行軍事投入的能力；其次，在面對經濟優勢相對弱化的情況下，肆無忌憚地祭起貿易保護主義和依靠美元作為國際儲備的優勢濫發貨幣來彌補的巨額的貿易逆差，並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轉嫁給貿易盟國，不但威脅了美元體系的穩定和戰略地位，也鬆動了鞏固美國霸權所不可或缺的國際結盟；再加上，近年來由於權力的傲慢，致使美國當局不斷地拋棄多邊主義的國際關係準則，走上單邊主義的道路，或是粗暴地干涉他國內政，也喪失了道德的正當性和話語權的優勢。

當前世界體系的主要矛盾，不是表現在意識型態與國家治理模式的兩極對抗，而是一元單極的霸權體系與多元文明與多極化地緣政治格局的衝突，直白的說，就是全球「脫美國化」。不可諱言，中國的和平崛起確實對數百年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治理體系帶來壓力，但是，今日的中國畢竟不是昔日的蘇聯，既不打算另起爐灶，搞「兩個平行市場」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脫勾；也不結盟、不稱霸、不搞革命輸出，搞「兩個陣營」來劃地為王，反倒是全力融入由供應鏈、價值鏈、產業鏈所建構起來的全球經濟結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與「再全球化」的支撐力量。川普當局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持續性地退出以聯合國為框架的多邊體系「毀約退群」，與其說是想要退回「孤立主義」的戰略收縮，不如說是面對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多樣化趨勢的負隅頑抗，希望通過對「中國威脅論」的蓄意誇大和不實指控來進行道德綁架並製造地緣政治衝突，以化解西方盟友（特別是以歐洲的德、法和東亞的日、韓為代表）在國際金融上「去美元化」、在軍事戰略和地緣政治關係上「脱美國化」，產業經濟上區域一體化的壓力。

或許，在霸權衰微後的世界體系將處於某種程度的「無政府狀態」，但並不處於權力真空。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一個多元文明和多極共治的世界體系將是一個無法逆轉的趨勢。美國，以及他所領導的同盟將會是這個新的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對這個作為過渡型態的世界體系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成為不確定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將不會是唯一，也無法依靠單邊主義來逆行。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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