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4月22日，賴清德原訂出訪非洲史瓦帝尼卻突然取消，當台灣輿論關注是中國大陸打壓，還是非洲各國因重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自主取消飛航許可，又或賴政府冒犯非洲聯盟時，一位南非共產黨員Sibonelo Khumalo在微信公眾號「新潮沉思錄」上分享一篇長文，用在地人的視角以及左翼的政治經濟學視野，娓娓道來台灣在史瓦帝尼都做了些什麼？為什麼非洲只剩史瓦帝尼還跟台灣有邦交關係？

文章最後介紹當地的左翼進步革命運動，指出台灣在史瓦帝尼經營五十多年的「金援外交」，台資工廠卻成了階級意識覺醒的溫床，當史瓦帝尼工人開始問「台灣老板的敵人是誰」時，答案就藏在中國的革命經驗裡，藏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裡。據民調顯示，史瓦帝尼民眾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好感度已經高達72%，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在工廠、街頭、農村正悄然生長。

本文原標題為〈這個被台灣偽政權控制的非洲小國，共產黨正在茁壯成長〉，首刊於微信公眾號「新潮沉思錄」，兩岸犇報經授權轉載全文，以饗讀者。文中對「史瓦帝尼」稱呼保留原文大陸稱法「斯威士蘭」。全文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上篇｜台灣在史瓦帝尼的「金援外交」 成為當地階級意識覺醒的溫床（上）

這個被台灣偽政權控制的非洲小國，共產黨正在茁壯成長（下）

◎作者｜Sibonelo Khumalo（南非共產黨員）

國王的「愛滋病政治學」

還有一種死亡，比僱傭兵的子彈更安靜、更日常。

在斯威士蘭，愛滋病不是新聞。新聞需要意外，而在這裡，死亡是預期之中的。

斯威士蘭同學每隔幾周就會在學院公告欄前停下來：那裡貼著一頁新的訃告。白紙黑字，姓名、生卒年、葬禮時間。然後是下一周，再下一周。我們不再驚呼「又有人走了」，我們學會了默讀，然後走開。

聯合國數據說，斯威士蘭成年人的HIV感染率全球最高。但這個數字是抽像的，訃告不是。訃告告訴你，死去的人可能剛滿30歲，可能留下三個孩子，可能上周還在教室裡和你討論過課後作業。

國際援助機構把愛滋病歸因於「性行為模式」、「男權文化」、「男男性行為者污名化」等等。這些都有道理，但它們遺漏了最根本的東西。

我那位斯共黨員朋友問過我一個直白的問題：「你知道為什麼斯威士蘭的愛滋病在礦工和卡車司機中尤其嚴重嗎？因為當年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礦場把斯威士蘭勞工安置在擁擠的單身宿舍裡，他們的性行為不是在『文化』中發生的，是在資本安排的流動節奏中發生的。」

愛滋病在斯威士蘭不是道德問題，不是文化問題，甚至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問題。它是階級問題。是勞動強度讓你無法按時吃藥的問題，是勞動力流動把病毒從一個礦工宿舍帶到另一個村莊的問題。

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

我那位斯共黨員朋友後來又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知道國王為什麼願意接受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援助嗎？」

我說：「因為能救人？」

他笑了，笑得很輕，像在笑我的天真。

「國際援助是一筆大錢。全球基金、美國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幾千萬美元流進斯威士蘭的公共衛生系統。這些錢經過誰的手？經過國王的衛生部。衛生部聽誰的？聽國王的。」

我沉默了。

他繼續說：「聯合國的數據顯示，過去20年斯威士蘭的愛滋感染率相比最高峰有了顯著下降。這是好事，對吧？是。但對國王來說，這不完全是好事。因為感染率下降意味著國際援助會逐年減少。你想過沒有，一個每年從國際援助中獲取巨額管理費和採購回扣的政權，它在潛意識裡會怎麼看待『感染率下降』這件事？」

圖源：新潮沉思錄

他停了一下，讓這個問題在空氣中懸了一會兒。

「我不是說國王在故意讓愛滋蔓延，」他說，「但一個政權如果長期靠災難養活自己，它就會和災難形成共生關係。國王不需要製造災難，他只需要不真正解決災難。他接受聯合國的方案，執行到『數據好看』的程度，然後停下來。感染率從30%降到20%，他可以拿去對國際社會交差。但降到10%？降到5%？他的衛生部長不會允許這種事發生，他的財政部長不會允許，他本人也不會允許。」

這就是國王對愛滋病的真實態度：不是對抗，不是漠視，而是管理，把一場瘟疫管理成一個可持續的、可預測的、可從中獲利的政治經濟系統。

我後來去查了斯威士蘭的公共衛生預算。國際援助占了多少？在一些年份，超過70%。這意味著斯威士蘭的愛滋病防治體系，本質上不是斯威士蘭的，而是由聯合國、美國、全球基金共同出資、共同管理的。但資金的使用權、採購權、人員任命權，仍然牢牢握在國王任命的官員手中。援助機構可以派駐技術顧問，但技術顧問進不了財政部。

沒有人開會決定「我們要讓愛滋繼續流行」。但每一個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動，最終的結果就是：災難被穩定在「足夠嚴重以吸引援助，又不夠嚴重以引發政權崩潰」的水平上。

每周在公告欄上貼出的訃告，對於國王來說，不是悲劇。是一筆生意的成本。

革命的火種——從進步黨到斯威士蘭共產黨

曼齊尼工業區的台資紡織廠，是斯威士蘭經濟皇冠上的明珠，也是國王政權最得意的政績。

每天清晨六點，數萬名工人湧入廠房。她們在縫紉機前坐下，開始長達十二個小時的重複勞動。車間裡彌漫著化纖布料的氣味，天花板上的風扇攪動著濕熱空氣。工頭在過道裡巡視，發現誰手腳慢了就大聲呵斥。月薪不到一百美元，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帶薪病假。懷孕的女工如果能堅持到臨產前一周，算是運氣好的——更多的人在顯懷之後就被找理由辭退了。

但在廠區之外，另一個斯威士蘭正在悄悄生長。

斯威士蘭的識字率在非洲名列前茅。殖民時期英國人為培養基層辦事員建立的教育體系，獨立後被保留下來。這意味著，台資工廠裡俯身縫紉機的工人，很多能讀會寫，看得懂傳單，聽得懂廣播，分得清「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當工友們被資本壓迫時，一個致命的問題開始在車間裡流傳：這些台灣老板的敵人是誰？

答案從南非吹過來。

1994年種族隔離制度終結後，南非共產黨作為非國大的執政盟友進入了政府。但大量的基層黨員和組織者留在了民間。他們中的一些人，越過邊境，進入斯威士蘭的工業區。他們在廠區外的鐵皮棚裡租了房間，在工人下班的路上搭話，在周末的教堂聚會後多留半小時。

他們帶來的不是槍，是一套分析世界的工具：「所有和你一樣坐在縫紉機前的人，都在承受同樣的痛苦。而讓你承受這些痛苦的人，他們也有名字。他們不是神，不是命運，不是祖先的詛咒。他們是台灣來的老板，是給他們開綠燈的國王、官員和僱傭兵。」

乾柴正在堆積。但在火星到來之前，斯威士蘭自己就曾擦出過火花。

1960年7月30日，斯威士蘭進步黨成立。這是斯威士蘭歷史上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黨主席恩庫庫是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但他選擇的道路是左翼民族主義——深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泛非社會主義的影響的他穿梭於聯合國、加納、蘇聯和中國之間，為斯威士蘭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恢復獨立奔走呼號。

圖源：新潮沉思錄

1965年4月，恩庫庫率團訪問中國。據當時的檔案記載，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也曾與他們會面。

那是斯威士蘭左翼的黃金時代。

但緊接著，中蘇分裂的衝擊波抵達了南部非洲。

進步黨內部本就存在意識形態分歧：有人傾向於蘇聯的「和平過渡」路線，有人認同中國的「人民戰爭」思想，還有人主張泛非主義的「非洲社會主義」。中蘇分裂將這些分歧撕裂為不可愈合的傷口。

進步黨一分為四：總書記茲瓦尼組建「恩格瓦尼民族解放大會」（NNLC），主張非洲社會主義；支持中國路線的副總書記恩科西被外放至埃及；另一派倒向蘇聯；恩庫庫保留進步黨名義，但元氣大傷，1972年停止活動。

這是國際共運分裂在非洲土地上最真實的回聲。

這場分裂的直接後果是，斯威士蘭的民族民主運動失去了統一的領導核心。國王索布扎二世抓住機會，於1973年4月12日廢除了憲法，解散議會，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建立了徹底的君主專制。

1983年，索布扎二世去世。斯威士蘭陷入政治動蕩。

就在這一年，一群流亡南非的斯威士蘭青年成立了「人民團結民主運動」——PUDEMO。他們模仿的是南非非國大的組織模式：一個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將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活動家、學生運動甚至部分酋長家族中的開明分子團結在一起。

斯共和PUDEMO的聯合遊行現場。圖源：新潮沉思錄

PUDEMO將馬列主義非正式地列為運動的指導思想，要求所有成員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但「大教堂」式的組織結構也帶來了致命的弱點：黨內派系林立，從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右翼反共力量，都擠在同一個帳篷下。理論無法統一，組織上自然也無法令行禁止。

PUDEMO多次分裂。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2021年，一部分成員分裂出去成立了「斯威士蘭解放運動」（SWALIMO），發展速度很快。但PUDEMO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它在斯威士蘭國內建立起了反對派的基本網絡，培養了整整一代反對派干部。它的青年組織SWAYOCO在學生和城市青年中擁有廣泛影響力，它甚至一度組建過效仿南非「民族之矛」的軍事組織「烏木本杜人民解放軍」。

PUDEMO的前主席馬里奧·馬蘇庫，被譽為「斯威士蘭的曼德拉」。他在2021年去世前，曾多次被當局以《制止恐怖主義法》的罪名監禁。我曾經遠遠見過他一次，那是在他獲釋後的短暫自由期。他的眼睛裡有一團火。

有PUDEMO黨員說過：「鬥爭在繼續，不管是這一代還是下一代，我們一定會贏。」

「下一代」，指的就是斯威士蘭共產黨總書記托克扎內·庫內內他們。

斯共中央總書記托克扎內·庫內內。圖源：新潮沉思錄

2011年4月9日，斯威士蘭共產黨在南非姆普馬蘭加省卡姆魯什瓦正式成立。庫內內青年時期曾到南非留學。在大學裡，他大量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同時參與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和PUDEMO的組織實踐。他一面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殘餘，一面反對斯威士蘭的君主專制制度。大學畢業後他返回斯威士蘭，2005年被當局驅逐出境。此後他流亡南非，2007年開始籌備成立斯威士蘭共產黨。

我和庫內內有過數次長談。他的馬列主義理論功底，坦白說，超過我在北京見過的很多博士生。但他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理論知識，而是一種「後發優勢」——他的思想沒有包袱。

他對我說：「我們這一代人，蘇聯已經不存在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已經證明了自己，南非共產黨的鬥爭經驗就在眼前。我們可以同時接納所有這些正面遺產，不需要站隊，不需要罵戰，只需要學習。」

這種開放的心態，讓斯共在短短十餘年內成為斯威士蘭最有活力的反對力量。

斯共黨員集會。圖源：新潮沉思錄

2011年成立時，斯共只有幾十個核心成員。到2021年斯威士蘭爆發全國性抗議時，鐮刀錘子旗在人群中隨處可見。斯共的臉書追蹤人數達到1.7萬，推特粉絲近萬，當時均為斯威士蘭各大反對黨之最。在一個政黨非法的國家，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能體會。

2021年抗議期間，南非共產黨在邊境口岸接應斯威士蘭共產黨黨員。圖源：新潮沉思錄

斯共對我所留學的中國，態度極為友好。

庫內內曾在一次非公開交流中說：「斯威士蘭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友誼，是建立在共同反台獨、反殖民、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的。」

這句話的每一個詞，都有具體的所指。

反台獨——因為台灣當局是斯威士蘭君主專制政權的重要外部支撐；反殖民——因為斯威士蘭的獨立本身就是反英殖民鬥爭的成果；反種族主義——因為白人僱傭兵至今在斯威士蘭土地上橫行，殺人不償命；反帝國主義——因為斯威士蘭的經濟命脈被外國資本控制；反封建主義——因為國王和酋長組成的封建體系，是斯威士蘭人民最直接的壓迫者。

2019年5月23日，斯威士蘭共產黨前國際部秘書恩加布洛·德拉米尼因被王國當局警方逮捕後，被強制注射過量海洛因犧牲。圖源：新潮沉思錄

我曾問過上文所說的斯共黨員一個尖銳的問題：斯共如何看待中國在非洲的角色？

他的回答讓我印象深刻。

「中國在非洲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問題不在於『中國是不是帝國主義』——這種問題本身就是西方左翼的陷阱，它把複雜的地緣政治簡化為道德判斷。真正的問題是：斯威士蘭的工人階級如何利用中國提供的政治經濟空間，推動自己的解放事業？中國需要非洲的資源和市場，這是事實。非洲需要中國的投資和基建，這也是事實。在這個相互需要的關係裡，非洲工人階級的空間在哪裡？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答的問題。」

他停了一下，補充道：「而且，有一件事你要記住。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那些在斯威士蘭開紡織廠的台灣老板，他們的『邦交國』是我們的國王。我們反對國王，他們支持國王。你說，我們和中國，應該站在哪一邊？」

這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回答。它不回避矛盾，不簡化現實，始終把階級分析放在民族和國家敘事的核心位置。

全球化的殘酷辯證法

台資工廠培養出自己的掘墓人——這個論斷聽起來像一句漂亮的口號。但在斯威士蘭，它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台灣當局在斯威士蘭經營了五十多年的「金援外交」，試圖以金錢和投資維繫所謂「國際空間」。他們在曼齊尼建起了九間大型廠房，雇用數萬名女工，每年向美國出口數億美元的成衣產品。他們訓練斯威士蘭的警察，維護國王的統治秩序。他們以為自己在鞏固一個「邦交國」。

但他們沒想到的是：工廠是最好的階級意識孵化器。把成千上萬的年輕工人集中在同一個空間裡，讓他們承受同樣的壓迫，然後讓他們相互交談——這件事本身就蘊含著顛覆性的力量。

當這些工人開始追問「台灣老板的敵人是誰」時，答案就藏在南非的歷史裡，藏在中國的革命經驗裡，藏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裡。

就這樣，台灣的「敵人」，成了斯威士蘭革命者的精神導師；台灣的「邦交國」——斯威士蘭王國，成了斯威士蘭所有革命黨派的革命對像。台灣的「金援」——台資工廠，成了階級意識覺醒的溫床。

斯共的快閃遊行現場。圖源：新潮沉思錄

有民意調查顯示，今天斯威士蘭民眾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好感度已經高達72%，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在曼齊尼的工廠內、在姆巴巴內的街頭、在斯威士蘭的農村正悄然生長。

圖源：新潮沉思錄

圖源：新潮沉思錄

這是全球化時代最殘酷的辯證法。資本每時每刻都在創造自己的對立面。資本家每建一座工廠，就在為革命添一把柴。這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願，而是資本邏輯本身的自我否定。

在曼齊尼工業區的台資廠房裡，縫紉機日夜轟鳴。那聲音，在國王聽來是稅收和外匯，在台灣老板聽來是利潤，在工友們聽來，是日復一日的疲憊。

但在我們聽來，那是未來的腳步聲。

（全文完）

◎上篇｜台灣在史瓦帝尼的「金援外交」 成為當地階級意識覺醒的溫床（上）
◎下篇｜台灣在史瓦帝尼的「金援外交」 成為當地階級意識覺醒的溫床（下）

◎作者｜Sibonelo Khumalo（南非共產黨員）
◎來源｜这个被台湾伪政权控制的非洲小国，共产党正在茁壮成长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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