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對中國的新冷戰（上）：以美國等列強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作者｜John Bellamy Foster
◎翻譯｜范振國；校對｜范綱塏
◎原文｜The New Cold War on China
◎來源｜Monthly Review，2021年第73期第3卷

資料圖。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譯按】

2021年8月，知名左翼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以「中國的新冷戰」（New Cold War on China）為專題組織全球學者，回顧中國自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的70年來，與今日世界所發生的關係：其如何改變這個時刻？而資本主義陣營所謂的「普世價值」，是否還是金科玉律？

所謂新冷戰，亦有「冷戰2.0」之說，意旨199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蘇聯解體之後，陸續向東歐國家擴展，造成傳統社會主義陣營與相關國家之間的政治與經濟緊張情勢。在大的架構下，以美、俄、中三邊，在近廿年間的各項發展──軍事、經濟、外交、科技──中的相互角力為重心，並相互在國際外交間，「爭取盟友」、「聯合制敵」。

台灣在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上，恰好介在這樣的角力之間，譯者翻譯本篇文章，希望提供另外一面的角度：面對所謂「自由民主價值鞏固」一說的主流宣傳，美國在今日霸權是否就是裁決世界的正義之師？還是為了一己之私的獨斷專橫？中國的崛起是狼子野心？亦或能帶來新的政治局面改變？在資本主義傳統國度的，美國左翼視野，或許可以給予我們不同的視角。

本文刊登時，也是俄羅斯與烏克蘭軍事衝突的爆發（2022年02月24日），成為新冷戰之中真正的「戰爭狀態」。在政治上的思考之外，我們也希望戰爭局面能夠早日結束，俄烏之間能有更合適的方式進行協商與談判。

最後，本文原文之中有大量資料與譯註，受限於篇幅，並未全面譯出。若對內容與資料引述有興趣探求的讀者，再請自行參閱原文。（犇報編按：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下篇刊出，本文為下篇。）

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和新美帝國的大戰略

普林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與國際事務（politics andinternational affairs）教授，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員約翰．艾肯貝利（G. John. Ikenberry）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最重要的的理論家。他的著作對拜登政府有強烈的影響。在200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自由主義與帝國〉（Liberalism and Empire），艾肯貝利儘管沒有否認美國從過去到現在一直被貼上帝國支配的標籤，但卻依然與那些相信美國有必要公開表示自己帝國姿容的外交政策陣營展開激烈的論辯。（他甚至還援引了左翼修正主義頂尖的歷史學者，諸如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加布里埃爾．科爾科Gabriel Kolko，和喬伊斯．考可Joyce Kolo等人的說法）。縱使在面對美帝國勢力終就要逐漸消亡的時刻，艾肯貝利仍提出論證說，利用美國單極獨霸的時期（unipolar moment）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俾便確保美國與西方的全球支配直到未來都成為既定的事實（Fait accompli），將會是一個更有效的霸權戰略。

中國歷史性的崛起日益明顯，艾肯貝利2008年寫給《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崛起和西方的未來〉（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中主張：要保住「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和「西方的自由國際秩序」，只有把指導美國的霸權讓位給由美國和其聯合盟友以集體力量強制實行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才有可能。用這種方法，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霸權秩序」就能永遠的保住。正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主張，為阻止一個更多極的世界（multi-polar world）出現，首要的是，建構一組由美國領導的聯盟和同夥組成的「多邊合作世界」（multi-partner world）作為替代物，如此才能保證美國在21世紀持續的統治。

用「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這一概念，充當組織全球反革命的手段，在美國獲得兩黨，尤其重要的是，在五角大廈內部的（Pentagon）強烈支持。因為川普政府的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諦斯（James. N. Mattis 渾號：瘋狗馬諦斯Mad Dog Mattis），2017年7月20日曾向國會議長和聯席參謀長表示說：最偉大的一代，留給我們最好的禮物，就是「以規則為基礎的戰後國際秩序」。藉由他指出的，由美國簽署的北約顏色代表，資本市場，以及各種的貿易法案，可以充分說明這不但不代表國際法，當然更不代表聯合國體制，反而只是為了美國／北約支配的自由的國際和戰略秩序。

因此，霸權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整個概念核心，依據艾肯貝利，跨越了聯合國國家主權平等，多中心世界（polycentric world）相一致的基本體制，包括這個體制安理會的永久會員國，中國與俄羅斯。與聯合國的基本體制相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意圖編造1990年導入的變化，設定主權的偶然性特質（contingent charater of sovereigenty或視條件而定的特性），如此這般，列強就可以有權力，甚至是道德責任去干涉有麻煩的國家，以便阻止種族滅絕和屠戮群眾。

「北約干涉巴爾幹，以及發動對塞爾維亞的戰爭」，艾肯貝利寫道：「就是這種行動的部分說明」。人道帝國主義（humanitarian imperialism）依據保護權（the right to protect） 的學說，因而變成界定「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關鍵詞。

主權性質視條件而定的觀念，前布希總統時期，負責政策規劃的代理國務卿，目前擔任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的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有詳細的說明。他對主權觀念轉變到更受限制的解釋，反映了新的霸權觀點。他說：主權不是一張空白支票（a blank check），主權的狀況要視該國對其國民或國際社會實現的基本責任程度而定。當一個國家無法履行這種義務，或者濫用他的特權，他就要付出喪失主權優勢的代價，極端的例子，包括無法倖免於武力干涉。而且當該國面臨武裝干涉，正如哈斯著名的說法：美國自我指派為世界警官（sheriff），三巨頭的其他成員就是他的跟班（posse）。雖然美國最近為中國在非洲吉布地設置了軍事基地而責怪中國的侵略和日益增強對全球的威脅，但是自命為世界警察的美國卻有數千個軍事基地散佈在全球，而且這些基地大多數都包圍著中國。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信條，曾被用來辯解美國與北約不斷的武裝干涉，和美國自1990年迄今，在全球5/6有人居的大陸，支持把槍口對準人民的軍事政變。所有這些暴行都以促進民主和人權為名。艾肯貝利是「自由的國際主義」，知性上是最有力的捍衛者，他在最近的作品中指出：在美國統治全球的年代，「它」幾乎和不斷的軍事干涉牽連在一塊。在新自由主義之下，與這體制相應的經濟組織，只能變成提供資本家交易的機構和規則的平台，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圖利當權派（powers-that-be）。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正在興起的超強主權國家

1850年1月，在評論中國首度爆發的太平天國革命（Taiping Revolution 1850-64）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弗雷德里西．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指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誕生。他們說：歐洲的反動派和他們的部伍，也許某一天兵臨中國的疆界，沒料到會看見這樣地銘文：

République Chinoise （共和中國）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 平等 博愛）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絕預見，早熟了一個世紀。在他們寫下這些字句6年之後，英法聯軍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的鴉片戰爭（the Second Opium War）。利用太平國革命造成的混亂，擴大了歐洲人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整個過程從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1842年的南京條約，強迫中國把香港割讓給英國為止。中國自鴉片戰爭開始持續百年的屈辱，直到1949年革命勝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才完全終止。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會」的公開演講：「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當場宣告：

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國內外的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擾我們的國土……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藉由從目前到2049年達到頂峰的另一個百年奮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仍舊要集中心力克服毛主席所謂的，自鴉片戰爭以來，受侮受辱的歷史殘留。在為此奮鬥之時，提出了一個以「中國夢」為名的途程。2012年11月，藉由反思中國後革命時期的整體發展道路，習近平對此有清楚的闡述。「只有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習近平公開宣布：「我們才能團結、帶領全黨，整個國家、各民族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2021年，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在2049年，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一百年，把中國變成富強、民主、文明進步、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除此之外還加上創建生態文明美麗中國的長程目標，把生態看成對大眾福祉包含最廣的形式。

2021年，第一個百年的目標，目前被認為已經實現了。但是第二個百年的目標仍須努力以求。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又一個一百年，將以「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標誌，最終戰勝造成中國與西方巨大差異的，一個多世紀國內外的壓迫。

以這種主權國家的歷史性計畫為主導，中國依然是帝國主義的眼中釘，以及西發里亞體系國家主權強大、堅定不移的捍衛者。不只在西發里亞原初合約（original peace）和聯合國憲章（the UN Charter）方面，而且也支持1955年，第三世界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反帝國主義的目標。這次會議，很大程度依據列寧民族自決的原則，主張發展中國家的平等權利」還有多中心世界的重要。

2017年，習近平表達了這種反帝國主義的立場：

……從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150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關系演變積累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

主權平等，是數百年來國與國規範彼此關系最重要的准則，也是聯合國及所有機構、組織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則。主權平等，真諦在於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主權和尊嚴必須得到尊重，內政不容干涉，都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中國的反帝立場和他的總體發展路徑緊密相連。他自1970年末經濟超過4倍的高度成長，以及最近消滅了絕對貧困，不只是依賴與世界經濟的接軌，同樣重要的是，還依靠他能在融入世界經濟時，壓制住這個體制強加給他的資本主義性質。就此方面而言，保存社會主義主導的成分，最為關鍵。中國體制的獨特性在於：（1）土地的集體所有（social ownership of land），在鄉村地區仍有大部分的土地歸公社共同管理。（2）貨幣金融由國家管控。（3）主要事業單位，包括銀行在內屬於國有。為投資的高利率保留了空間。（4）透過中國共產黨主持規劃的五年計畫為手段，以補充完善市場經濟的計畫體制。

中共黨內不斷強調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的觀念，視之為建成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發達的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中國主權計畫的鎖鑰。中國革命理論的核心要素是，實踐以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總而言之，這個特性，標示了後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社會，既不是全面走資，也非全然的社會主義，而是隨著發展的腳步，堅持不懈的開啟可以走向完善社會主義的征程。

中國經濟的內在驅力，高度成長的基礎建設，低廉的勞動成本單位（通常在出口部門造成極端的剝削），已經吸引了跨國公司大量的投資。使得中國在以數位科技為基礎的，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時代，成為世界工廠。由於計畫體制的優勢，對於同樣狀態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能夠保留絕大部分總體創造的剩餘價值。並且能夠和跨國公司結成夥伴關係，使他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

在人均所得與美國為1：5的窮國之際，中國就已經計畫邁向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建人及執行主席克勞斯．史瓦布（Klaus Schwab）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列。這是一個預計融合物理學、數位、生物學、等新科技為特徵的世界。

中國超強的技術能力，控制金融限制美國以強權支配的帝國秩序，以及地緣政治上一個中國的堅持和重新恢復領土的主張。對資本主義中心國家造成極大的焦慮。美國和他的帝國聯盟，將樂於看到中國被緊緊地穿戴上，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謂的「黃金夾克」（golden straitjacket）。這件緊身衣，是由目前正盛行的全球化秩序所設計縫製，意圖設置障礙，阻止政治、經濟上自由（尤其是那些資本主義核心之外的）國家，持續反對現存的規則和列強間的結盟。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依據北京當前的構想，重新活絡昔日中國從南亞、中東一路通到歐洲的貿易路線──古代的絲綢之路，佔有很大的比重。2013年秋，習近平提出了宏大的「一帶一路計畫」（亦即西方人所熟知的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包括建設從南亞、中亞通向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同時通過各種航路，將中國與東南亞、中東、非洲和歐洲連在一塊。2017年，中國進一步將絲綢路延伸到拉丁美洲。

中國固然是一代一路的發起人和奠基者，但也邀請其他國家參與金融和基礎建設的計畫。與一代一路緊密相連的共有139個國家，39個在次沙哈啦非洲，34個在歐洲和中亞，25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8個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17個在中東和北非，6個在南亞。將近世界2/3的人口。難怪外交關係委員會要發洩他的妒恨說：習近平邀請各國元首去中國參加一帶一路論壇，給世界造成的觀感是，北京與美國是平起平坐的經濟大國。

2021年3月，中美兩國的外交高層在安克拉治的會議上，布林肯大肆吹噓，當前美國政府為了新冠疫情（Covid-19）能得到控制竭心盡力，他的中國對手，當然不屑一顧（unimpressed）。2021年5月，美國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600萬，致死率高於100萬分之1800，相對而言，中國經歷過的死亡人數不到5000人，致死率100萬分之3。一年前，中國政府最高層，已經重視到疫情再度爆發的危險，因此做了更好的防備。

2017年，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the UN General Assembly）上呼籲：各種類似禽流感（bird flu）、伊波拉（Ebola）、茲卡（Zika）的傳染病，已經為國際衛生全敲響了警鐘，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應該承擔領導的角色，加強監控疫情，分享資訊、最好的訓練和技術。國際社會應該進一步的支持和援助，非洲還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衛生。

面對新出現的冠狀病毒Sars-Cov-2，一開始，中國政府在地方層級上犯了各種大大小小的錯誤。接著中國政府就結合自動自發的群眾，包括地方上的自行組織，以人民革命戰爭（People’s Revolutionary War）的模式，集全國之力與病毒作戰。這種針對防疫的革命動員，取得極大的成效，充分反映了國家內部的團結和中國人民身為革命主人翁的巨大潛能。

中國已經宣布貢獻新冠疫苗當做公共財。截至2021年4月，中國已經捐助和輸出了48％國內自製的疫苗。贈與80個國家，輸出40國。與此同時，美國和英國不但沒有給其他國家分享一劑疫苗，而且還堅持保留疫苗商標的國際專利權。6月1日，中國分擔了32億3千3百萬劑的疫苗捐贈與輸出。歐盟1億4千3百萬劑，大多數分配給發達國家。美國分擔7百又5萬劑。華府還指控中國搞疫苗外交（vaccine diplomacy），違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新冠疫苗的國際市場，打敗美國及其同夥。中國的疫苗生產，已增長到一年將近50億劑，大部分將作為國際公共財與發展中國家共享。

中國的第三次革命和美國領導的全球反革命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大會議上的工作報告：近代以來久經磨難（意指：從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屈辱）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對知悉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人而言，習近平說的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整個歷程。毛主席著名的宣告：由於中國革命成功，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鄧小平時代，經常被認為是中國第二次復興的階段，經由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接軌，充分的顯示了富起來的樣貌。習近平領導的新時期，朝向建構強大的、自給自足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國體制，目標在2021年全面建成穩定繁榮的小康社會，竭盡全力於2049年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大國。

每一個階段在中國革命史上都意味著革命進程的重大轉變，因此，毛、鄧、習的時代有時候會被說成是中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革命。

按照習近平的看法，如果中國要達成目標，新時期（或第三次革命）必須克服的主要矛盾是各種的不均衡，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增長模式的特性，使得中國的發展遭到扭曲所致，最明顯的表現在，日益深化的階級不平等，城鄉差距，犧牲文化發展促進經濟增長，以及人與生態環境無法持續的關係。

因此，啟動社會主義的驅力，導向更大的經濟平等，國家的自給自足，生態文明，鄉村重建，文化發展，和打造雙循環（dual circulation）模式（為減縮對外國市場和技術依賴的布局）。凡此種種，都被認為是正在崛起的中國，建成偉大的現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要件。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斷定位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儘管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仍然把自己視為南方國家的一分子，重視彼此的直接連帶。他正式表達了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國際立場，亦即：（1）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的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內政、（4）平等互惠、（5）和平共處。

中國作為全球新興的強權，儘管不斷受到，不停制定新議程並且試圖顛覆資本主義中心國強制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現存國際秩序。但這絕非預示了製造混亂，或是像布林肯在雙邊會議上所謂的，「強權就是真理」（might makes right）的指控。反倒是，中國大量的採取強烈捍衛主權平等的概念，必然違抗現存的帝國體制架構。

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征程，前途自必多艱。習近平提到的，因不平衡發展形式導致的首要矛盾，明顯的表現在各個領域產生的大量鬥爭和中國的境外關係上。

中國的第三次革命，已經受到美國和某些資本主義中心國夾雜著懷疑、震驚和憤怒情緒的歡迎，並非誇大其辭。不習慣歷史的和辯證的思考，僅僅依賴形式的分析架構，堅信資本主義必將大獲全勝，在西方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證實了「歷史的終結」。

因此，華府幾乎沒有中國的主權國家計畫，終將導致對現存的資本與帝國主義秩序的關鍵性衝衝擊而不是被吸納吞噬的觀念。就像歐巴馬（Barack Obama）執政時期的助理國務卿，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庫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拜登提名的國防部副部長、主管印-太安全事務的艾里蘭特（Ely Ranter）2018年2月，刊在《外交事務》所寫的：〈中國的盤算：北京如何違背美國的期待？〉（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美國的勢力和霸權無法將中國形塑成向美國一樣的國家，這種觀念，美國的體制，直到如今都完全陌生。更讓人震驚的是，發現與習近平相聯繫的新時期，在許多方面重新檢閱，可見其神似於毛的革命中國，更勝於鄧的改革年代。

被激怒的美國權貴菁英，對中國不屈不撓的追尋國家主權的規劃，已經發動了以中國為中心（也包含了他的盟友俄羅斯和伊朗）的新冷戰。這在目前美國的統治階級圈，被看成是一場爭奪領導權的新戰役。

儘管缺乏任何真正的歷史分析，亦即，對帝國主義的過去與現在必備的誠實評估，艾利森（Allison）直接影響拜登的《終將一戰》，援引的是假設性的歷史框架，而非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概念，或從對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理解，他反而轉向超歷史規律的衝突，在論及國際關係時，結合了源自於古希臘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於紀元前411年的《伯羅奔尼薩戰爭》（Peloponnesian War）：「雅典的崛起和不斷注入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現實主義（realist）觀點。

相對而言，從馬克思的視野，對當代世界脈絡的霸權移轉，任何有意義的評斷，必須將它看作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內在動力使然，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的支配，以及與帝國霸權相終始的週期性戰爭，是它整個歷史的特徵。也是對資本主義體制能否為世界強權提供解方的唯一答案。

這個邏輯反映了，由美國啟動並試圖拉攏先進的資本主義帝國，以全球聯盟針對中國新冷戰的目標在於；在把北京和他的盟邦以及資本主義的邊緣國家，綑綁在由三巨頭控制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中」，同時也保持作為世界經濟成長引擎的中國經濟持續運轉。他們承認，中國太過巨大以致於無法征服，並且是大到不能倒的經濟體。因此，依據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主流意見，必要的手段是，透過列強發動的反革命，鎖定中國，重新制訂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同時也讓發展中國家背負重軛。掣肘的目的大於遏制。終極而言，這戰略必然需要軍事武力撐腰。這也就是柯林頓時期的國務卿阿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謂的堅決的多邊主義（assertive multilateralism）。對希拉蕊而言，2021年5月6日，她在英國皇家戰略研究院（Chatham House）演講時說：「從中國奪回生產工具，確保她永遠被樁釘在臣屬國家的狀態」。是美國最重要的思考脈絡。

如果說這種情況把世界人民推向幾乎前所未見的危險境遇，也絕非輕率之言。當今的新冷戰，沒有核武競賽和熱核武（thermonuclear）戰爭強化的危險是不可能發生的。與美國布置的1400顆核彈相比，中國的核彈頭還不到200。美國還試圖在2030年增加一倍以上的核彈。就這個部分，單單下一個十年的核武開銷，美國預計投入5000億美元，每年耗費500億。其中包括所謂的「陸上基地戰略嚇阻」（Ground-Based strategic Deterrent），一個預備取代老舊的義勇兵洲際彈道導彈系統（Minuteman lll international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的陸上基地核武導彈系統 。陸上基地戰略嚇阻的導彈系統，射程6000英里，每一系統可以攜帶的投彈量超過轟炸廣島（Hiroshima）的20倍，而且更為精準。在冷戰時期倖存下來的世界，在新冷戰時代不知是否還能存留？21世紀的人類，在生存的每一個領域，都要被迫面對無可逃避的選擇：「毀滅還是革命」。（Twenty-first humanity is now faced, in every sphere of its existence, with an inescapable choice：ruin or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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