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林書揚重返綠島集中營舊地及與南韓系獄38年的政治犯（中）。圖源：藍博洲攝

◎注：本文為作者《新時代中國巨變中的兩岸統一論——從林書揚和汪暉談起》一文的節選，原文兩萬多字，有四個部分，此為第三部分。略有修改。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林書揚去世於2012年，至今整整十年。作為台灣統左派的重要理論家，林書揚對台灣社會及兩岸統一問題有過長期地探索，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思考。而且，從他的這一思想系統的構造來看，可能也是統左派內部最適合與汪暉對話的人物。

林書揚的相關思考，主要建構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二十一世紀初葉做了簡單的總結。雖然時代已遠，但並未過時。簡言之，他的兩岸統一論，具有六個方面的要點。

一

一，他的兩岸統一論，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交融一體。這當然首先來源他個人的歷史體驗，在那段常被人引用的自述中，他說：「本人出獄後的生活初靠翻譯賺稿費。後來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不論所寫文章的題目是甚麼，說的是甚麼，意識立場和思想脈絡是貫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個月的長期獄囚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證明了它。換言之，那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一林書揚所秉持終生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如何在兩岸統一的視野下聯為一體呢？

他首先區分了兩種民族主義：「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單純的完全的利害共同體。只是在一定對外關係中，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有時諸階級聯合對外的必要性大過階級之間的內部鬥爭。問題在於，聯合對外的主導權掌握在那個階級，其性格如何。如果主導聯合的位置被已經反動化了的、站在人民對立面的階級勢力之手，則民族主義將是掩護其階級自私、壓迫人民的工具。如果一個壓迫性階級有機會對外擴張，則其民族主義將變成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然而如果民族團結一致對抗外敵的真正主導權掌握在人民的手裡，那將是一種合理自衛，團結奮鬥，不具有侵他性，只抗拒霸權的民族主義。」在這一脈絡上，結合台灣歷史脈絡和社會現實，他將台灣定位為「新殖民地」。

關於這種「新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著名作家、統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陳映真，在深入研究台灣百年來的社會性質之後，曾非常細膩地指出：「台灣日據社會（一九八五—一九四五）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九四五年到五0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組成部分；一九五0年至一九六六年，是『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左右，是『新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社會。而一九八五到目前，是『新殖民地•依附性獨佔資本主義』的社會」[i]。因此，林書揚將這一視野下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統合而成的統一運動，界定為「是階級解放必經階段的民族民主運動重大環節」。

圖源：施善繼提供

從兩岸一體的視野來看，他認為「大陸和台灣社會雖然具有一定範圍的差異性格，但在強勢的資本主義主宰下的世界裡，是同樣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文化的受災區。這一點客觀地規定了兩岸社會共同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做為社會發展的最高原理。且同時相信，這個原理是超越任何一時性、局部性的反面現象的」。他將這一原理指導下的運動，稱之為本民族「在世界權力結構的動變中的主體性自我解放運動」：

統一運動才是「台灣社會發展方向」在現階段上的標幟之一。民族的再整合、國家的再統一，那是一個世紀以來在帝國主義勢力激蕩下所造成的中國悲劇的自覺的結束。凡海外華人的團結運動大陸內部的民主運動，應該都是互相銜接的運動環節，這是今日的國際環境下的自然形態，怎能說是 「很難掛鉤」呢？它（統運）的內涵因而必然地包攝著分裂和分離時期的、受壓抑和抗爭時期的、精神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經驗——有本土東方的、外來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不同體驗中的共有要素。它的基礎概念說來並不複雜。為了共同的、世代連綿的幸福，正在尋找和積累一切積極性手段的一個群體——以血緣為起源、以經濟為紐帶，卻最後以文化為成就因素的民族，在世界權力結構的動變中的主體性自我解放運動。

正是在這一視野下，他說：「台灣工人運動的目的在於勞工階級的解放。而台灣勞工階級，不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構成要因？且所謂嶄新的中華民族乃為具有階級解放的結構原理的民族主義。只要民族仍然是一種歷史的共同體，具有它的運動規律，民族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是同具解放運動的本質的。」而且，他特別強調了中國意識對於台灣勞工解放的重要性：「中國意識的闡明可以在戰略層次上使台灣勞工運動找到現已存在但尚未被充分反映出來的歷史方位。使台灣勞工的局部觀點和本位觀點及早擴大超升為現實基盤上（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夢）的全域觀點。卻又不牴觸於勞工運動的國際主義原理（因為中國新民族主義同時不抵觸於國際主義）。」

二，他的兩岸統一論，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相輔相成。民族主義指向民族解放，而社會主義指向階級解放，因此，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一體的視野下，兩岸統一，必然也必須要求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相輔相成。對於林書揚來說，分析台灣內部存在的多重歷史和現實矛盾，是為了尋找「使勞工運動和統一運動之間形成一個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契合點」，這一契合點並不是由林書揚主觀創造的，而是要通過對台灣社會的客觀觀察和分析所獲得。正是由此出發，他將台灣的矛盾判斷為：「統獨矛盾是主要矛盾，勞資對抗是基本矛盾」，這一判斷非常精彩，既是台灣百餘年複雜的歷史矛盾的總結，也是台灣當下的現實矛盾的深刻透視。可以說是台灣「統左派」的基本思想的提煉與昇華，一直為勞動黨所堅持。那麼，這兩個矛盾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蘇新《憤怒的台灣》

林書揚曾在多篇文章分析了台灣二十世紀的階級結構及其變化過程。他指出，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開始不斷成長壯大，並開始反抗國民黨獨裁政權（官僚資產階級），最終奪取政權。這二者之間的衝突曾是台獨意識興起、發展的重要原因：

我們分析70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時，如果忽略了歷史條件所造成的，官僚資產階級和非特權資產階級之間所存在的嚴重的權力偏在現象，我們就不容易找出台獨意識急速膨脹甚至氾濫的主要肇因。台灣資本主義的成長在70年代便已浸蝕著原本來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威權專制的國民黨的執政基礎，終於迫其自行調適由威權性政黨逐漸改為更適合於資本主義基礎結構的、議會民主的功能性政黨。然而執政的國民黨雖然經過了幾次的黨內分裂，掌握著主導大權的主流派在統獨問題的利害考量下仍然保留一個《國統綱領》，在民主改革方面仍未能完全放棄威權時代的部分特權。對非特權資產階級來說，在政權爭奪戰上仍被種種不合理規制所束縛，另一方面來自對岸的「統一壓力」亦愈形增強，一種嚴重的危機感，激發出階級本能的拒絕反應，通過金權機制下的媒體工具網，持續拋出巨量的反華分離的宣傳，終能捲進一切不滿前後期執政黨的民怨，小市民、工農群眾的種種不平心結，再加大眾對社會主義大陸的習慣性恐懼感等等，人為的，也自然地，匯聚成近時台獨意識的非理性內涵。

這一台獨意識興起的過程，在民進黨奪取政權後並沒有結束。因為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說白了是一種新殖民地處境下的附庸性經濟發展，民進黨及其所屬的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帶有買辦性質的政權，並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因此，在這一處境下，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取得政權，進一步瓦解和改造國民黨原有的統治結構和政黨體質，但這一切都是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環境下發生的，不僅無法阻遏台獨意識的發展，反而隨著附庸性資本主義改造的深入，而不斷推動台獨意識的深化。

與台灣資產階級相對的，就是台灣的勞工階級。林書揚分析：「台灣的勞工階級，無疑具有本然的階級屬性——資本主義結構體中的唯一的發展契機。但因運動歷史短、視野範圍窄、自覺水準低，除了經濟性的權利意識外，工人身為公民或國民的政治認識相當稀薄。在資本主義的庸俗價值觀的影響下，世界觀幾乎小資產階級化。多數基層工人還是囿於反國民黨情結，甚至因反國民黨而反中國，變成了民進黨的精神俘虜」，中下層的人民群眾無法獲得民族和階級的雙重自覺，無法進入統一運動之中。

二

三，他的兩岸統一論，意識形態與物質基礎並重並行。在具體分析台灣社會內部的物質基礎和階級矛盾時，林書揚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倒轉作用，並由此思考台灣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思想意識的趨同性。他說：「中國意識也好，台灣意識也好，被說成異化物的台獨意識也好，當我們思索其形成過程時，切勿忽略其在社會結構中的上層性。以及它和基部構造之間的決定和反決定，『終究還是受決定』的互動關係。」一方面，他認為「本土化運動急速台獨化的基本因素」，是「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結構體的完成和鞏固，政法系統及其他一切社會配件的全面化深化，來做為現階段台獨意識的主要根據」，另一方面，他也一再指出在台灣具體的語境中，這二者呈現出相互背離、對立的狀態。即一般俗稱的兩岸經濟聯繫日益緊密，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卻日益明顯。對此，他分析：

鑒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取向有一定的特質，在社會意識底流裡，還是可以發現階級立場在生活心理的深層反映。像台灣這種有過經濟起飛，已具備上「新興工業地區」條件的社會，不論出現多少內部批判，甚至精神反叛，多數的意識裡隱現的還是：經濟生活中的私有價值，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價值。當這種價值觀，和他們對兩岸統一的主觀評價不相符時，寧取前者疏離後者。這便是作為社會存在的資本主義影響成員心理的一般過程。即使重點強調「一國兩制」下台灣的現行制度保持不變，奈何半個世紀的反共教育所造成的群眾心理障礙，還是不易克服的。

這種「價值觀」或者說「意識形態」，決定了台灣本身的意識形態發展及其限制。而同時也對台灣統一運動（民族解放）和勞工運動（階級解放）提出了最為深層次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林書揚在多年前就曾像汪暉一樣，提出台灣的統一運動，需要重新找到介入島內社會基本矛盾的突破口，並創造新的思想和理論體系，形成一個「文化運動」，他說：「意識形態不過是社會整體經驗下的宏觀價值論的基本型式而已。正因為它的宏觀性質，唯有它才有可能不自囿於個別的、一時性局部性的現象，而把認識帶往本質性的高度。也就是說，從個別經濟主體的淺層認識，提升至共同體的發展原理的領悟。當然，意識形態的積極作用，須要有一前提。它不能是抽離了現實基礎的、純精神主義的、空殼化了的公式；而是在現實中不斷接受檢驗的行為立場。在意識型態規範下，才會有一種符合歷史現實的民族定位，也才會有一系列的倫理規約。而為了面對這種合乎歷史發展律的民族再整合的大課題，我們今天才需要有一個運動，和規定運動倫理的理論體系。」這個文化的或理論的運動，其要點就是結合台灣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在統派立場上不斷提出具有針對性和號召力的改革目標和思想話語，以此來推動台灣人民的覺悟。

圖源：馬振衣的書房

四，他的兩岸統一論，階級左翼與人民左翼的並舉。如何判定台灣社會的基本矛盾並將之向實踐層面轉化，是個大課題。林書揚並非教條主義者，他鮮明地認識到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急劇轉型，都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左翼政治經濟學所分析的階級矛盾表面化、尖銳化的社會。他不能將階級矛盾（階級解放）直接套用於統獨矛盾的處理之中。他說：「把台灣島內日愈深刻化的統獨爭議放進階級結構下的內部對立關係，意不在主張統獨矛盾應經由勞資階級鬥爭的規模或模式予以解決。因為突破帝國主義加在中國身上的最後一道枷鎖，雖然理論上可望由勞工階級承擔主要的牽引手，但仍然是全民的——包括兩類資產階級的共同責任。更何況台灣勞工階級在階級的基本立場、階級的世界觀、歷史觀方面仍處於幼弱期。」既然統獨矛盾不能「由勞資階級鬥爭的規模或模式予以解決」，那麼，該如何加以解決呢？

在這方面，林書揚的視野在一定程度上從「階級」轉向了「人民」，在以統獨矛盾為主要矛盾的思路下，他結合兩岸的政治經濟形勢，認為要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首先要站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立場來考量，他曾意味深長地說：「對任何一個聚合體，『合』未必然是最高善，『分』也未必然是絕對的惡。因為『分』與『合』，不止於是共同體形態上的變化，同時也必然在內部有所變化。而只要形態上和結構上的變化合乎群體的發展原理，則不論由合而分，或由分而合，都是歷史演變中的進步現象。但這一類變革的正當性的確切判斷有時並不單純。它必須包括如下的兩個子題: 變革帶來的利益應屬於全體發展所需，而不是歸由少數者獨享的階級、階層或個人利益。發展或進步，應屬於客觀的社會現實，而不僅僅是一定理念中的主觀認定或自我滿足。以上兩點，意味著無論是統一或分離，不能僅以全體中的少數人利益為準，也不能以某一特定內容的主觀價值判斷為準。一定的多數所代表的全體利益，和在客觀現實性中經多數人所共識的價值，才是一切分合主張的裁決者。唯有在以上的共識基礎上，一個積累了離心因素的『部分』與『全體』之間，才能進入選擇權和同意權的理性決定。」林書揚的這一分析，尤其是「多數所代表的全體利益」和「多數人所共識的價值」的提出，很值得注意。

不過，這一提法並不意味著林書揚要模糊乃至遺忘台灣內部的勞資矛盾和階級解放。應當說，林書揚的統一論，其最終立足點和寄以希望的，仍然是台灣內部的中下層勞動者。因此，在林書揚所希冀的思想文化運動中，中下層的勞動者仍然是主要力量所在。不僅是在分析島內的力量時如此，就是在分析兩岸的交流情勢時，他也一再呼籲，要「當前以資本家活動為主導的兩岸經濟互動情勢」，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絕大多數人的立場，來開拓交流交流的空間：

在殘酷的抗爭事件中，每每被迫喝下弱勢者苦杯的台灣勞工們，其思想狀況顯得相當特別。那是台灣的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所形成的，來自於制式教育的反共心態，和來自於生活體驗的反資本主義情操的奇妙混合。如能妥善梳理勞工大眾的一般的心理糾葛，讓他們認識到祖國統一運動所具有的解放運動的本質，則諸如一國兩制下的勞工地位問題，台灣資本主義的延續問題，兩岸經濟互動中的勞工角色問題等等帶有複雜內涵的諸問題，始有可能在勞工基本利益的立場上獲澄清。使當前以資本家活動為主導的兩岸經濟互動情勢，出現有利於運動的新平衡點。也就是使勞工運動和統一運動之間形成一個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契合點。從而將勞工的巨大運動潛能逐漸導向統一運動，壯大統一運動，最後形成一股決定性的社會主導力。

林書揚曾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原有的大陸對台政策及其交流方式，基本上是以官商間的政治、經濟交流為主，而台灣中下層人民幾乎被排除出這一交流和動員的視野之外，更不存在改變社會現狀的可能性。在分析「一國兩制」為何對台灣一般的老百姓失去號召力時，林書揚曾指出：「以兩岸促統政策的基本方針——『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而言，呼籲的對象包括以守財保權為重的有權上層和對現狀懷有敵意的廣大下層。上層部份最多的接受動機是經濟打算，最底線是回避戰爭。但絕大多數的下層人口卻缺少積極性動機——因為一國兩制下，兩岸統一似乎無關於社會改造。島內促統運動推進了一個年代，之所以頓挫多進展小，正是因為社會上層者的機會主義總是顧忌多，懼戰心理又有美國的保護政策加以緩解。下層大眾則在長達半世紀的國民初等教育的反共教條影響下多數保持著恐共心態，對統獨爭議一貫冷漠。」

林書揚所指出的「但絕大多數的下層人口卻缺少積極性動機——因為一國兩制下，兩岸統一似乎無關於社會改造」，更具體地來說，就是「近來在兩岸交流中代表政經實力派的強勢團體或個人活動頻繁，兩岸往還中的資本掛帥日漸凸顯，而一方面多數勞工群眾卻被疏離在形勢之外，時時遭受失業的威脅等現象，理論與實際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的確令原本單純的勞工群乘懷疑和苦悶。當然，推動統一的主導力量有一時期由企業界來承擔是政策的成功，但資本家的熱衷和工人的離心是否變成極化現象，則無非是統一前途的一種隱憂。」這是九十年代初以林書揚為代表的統左派提出的隱憂，不幸後來為歷史所證實。從這一思路來說，原有的「無關於社會改造」的政策現狀不加以改變，就不可能調動台灣人民潛藏的統一的政治能量。

1993年六張犁亂葬崗被發現。圖源：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三

五，他的兩岸統一論，在傳統社會主義原則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可之間頗有彈性。在這一點上他與汪暉有所不同。據台灣勞動黨主席吳榮元先生回憶，當年林書揚曾提出過「四個一」的思想，非常的簡明深切：

林老當年曾經說過，從現實的歷史格局來看台灣問題，有「四個一」的提法：即「一個祖國、一個全域、一個路線、一個使命」。他說，這是歷史與時代所客觀決定的。具體來講，一個祖國，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全域」，就是台灣只能是兩岸關係全域的局部，局部要服從大局；「一條路線」就是說按中國的國情與世情，中國只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使命」就是我們在島內的同志們必須推動國家的完全統一，通過國家統一以完成整個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這是承繼自19世紀以來，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

林書揚之所以能夠堅持「四個一」的思想毫不動搖，沒有像台灣島內有些左派那樣走向「左獨」立場，一個重要的就是他對大陸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判斷。身在台灣，關於大陸的種種負面消息自然是特別集中的，而關於大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之爭，也長期在台灣左派內部深度蔓延，成為一個祛除不掉的焦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林書揚的分析中，一方面秉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他說：「海峽另一岸的大陸社會，自從四十多年前終於擺脫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西方強權的控制和影響後，儘管由於既有條件和基礎的嚴重落後而建設的道路坎坷曲折，但也無可否認其建樹之大以民族自衛權的確立、沉重的人口壓力下對全體人民的生存權的基本保障、現代化建設的開步就緒和初步成果等來看，社會主義初階段的優越性已經展現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中。顯然，大陸社會當前的結構原理大致上符合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原理。質言之，大陸社會以全民和集體共同佔有生產手段為基礎的，使血緣和文化共同體具有堅固的生活紐帶的根本體制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性在歷史現實中的具體顯現」，針對大陸社會中的負面乃至墮落的現象，他的看法是：「運動當然是起伏不定的；歷史上那有直線上升的運動軌跡。路線是迂回曲折的；轉換期的大陸動態，有正面積極的、和負面墮落的現象並生，不足為奇。」

但另一方面，林書揚也從不否認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資本主義的成分」，在一些文章中，他對此也有一定的分析。2001年，台灣統左派內部針對當時的「七一」講話，在陳映真主編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上組織了一個討論專輯，林書揚撰寫有《有關七一講話中的生產力論》，對大陸的思想理論及其實踐探索，雖也提出一些問題，但持基本肯定的態度，這一態度是明朗的。然而，毋庸置疑，在十八大之前的兩岸政治現實中，並不是每一個左派都能得到這樣一種堅定的明朗。林書揚的兩岸統一論，在當時似乎缺少現實的可能性，以至於曾被邱士杰稱之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緊張性。

林書揚追思告別式現場。圖源：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左富蓮拍攝

要理解這一緊張性，就要說到他的兩岸統一論的第六個特點——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雙重肯定立場。這種視角與汪暉既有呼應，又有一定程度的區分。他曾說，「一種運動的推展，需要兼具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雙重肯定立場。前者提供運動的『有理性』，亦即正當性的理由做為運動的精神支柱，而後者則保證運動的『有利性』，以便發揮更大的群眾動員力。綜觀台灣統運中的理想主義，每為一定意識型態規範下的民族倫理，而運動的現實主義面則主要著力於經濟主義。具體地說，不僅以統一為民族倫理的最高善，國家意志的必然趨向，同時也以其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大契機。」他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某些常見的固化的意識形態觀念，而不斷去理解現實的複雜性及其可能性。

在這一點上，林書揚的態度是複雜的，也是明確的。這尤其體現在他對兩岸政治經濟轉型中的「資本主義」的看法上。他曾說：「但本人以上的論點，並無意強調：只要資本主義在，台獨意識便必然有其土壤。其實，台灣資本主義若以一經濟實體來觀其生存與成長的現實性，並不一定非和獨立論連接不可。眼前統獨問題的實際涵義，仍止於政治上主權歸屬問題的法理性解決而尚不及經濟體制的變革問題。而大陸上的經建經改是舉國舉黨的跨世紀國民運動。其間資本主義運作空間的存在乃一大關鍵，已超出傳統反共理念的評論範圍。未來在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以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階級意志為主要因素的台獨意識，會否出現某種變化，現在還不能預斷。」如何理解他所說的「其間資本主義運作空間的存在乃一大關鍵」呢？

一方面，他特別肯定這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高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改善，並認為這是兩岸統一的基本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之一，是兩岸統一的基本保障和動力。另一方面，在過去的某些歷史階段中，兩岸的經濟整合及其蘊含的統一的可能性，曾被論者高度評價和寄望，林書揚對此卻有憂思：「這種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也是運動大眾化的一條途徑，但如以運動中的理想主義要素為次要，而只重視現實主義的有利性的一面，那也不是正確的運動理論」，「經濟主義的統一論無疑具有實際而有力的推展作用，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和不確定性，甚至也隱藏著某種條件下的異化危機。」這一危機的關鍵，用林書揚的話來表述，就是大陸的社會主義發展能否真正消化掉資本主義帶來的某些過度的負面因素，而保持社會主義性質及其人民路線不變質。這是解決兩岸統一的關鍵，在1992年6月撰寫的《台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一文中，他說得很清楚：

筆者唯一的願望，是中國經建的豐果儘快吸收和消化資本主義的積極有用的要素而終能實現比資本主義更公正合理，也比匱乏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更繁榮進步的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唯有全民族的團結努力達成了這個目標，現時海峽兩岸的統獨之爭，才能最後被揚棄，只留下歷史中的一頁記載。（第三卷88頁）

這一思路，既與汪暉有所呼應，也與汪暉有所區別。相同之處，是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根本性解決，還是要寄望與大陸本身的高品質發展和磅礴復興，這種發展，包括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不同之處是，汪暉曾經對大陸現實有極為嚴峻的憂慮和批判，對這一現實中包含的「社會主義」的成分及其可能性，當時是悲觀的。而林書揚一直用自己身歷的歷史經驗和理想信念，來糾正和對抗那些悲觀的東西。這種在數十年的監禁與奮鬥中所得到的信念和領悟，來往於兩岸多年的觀察和堅守，讓他對歷史有極強的感受和把握力，穿透並超越了他所面對的現實表象。

圖為第二屆林書揚文論與實踐研討會手冊，主題為「統與左的辯證」。圖源：兩岸犇報

四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歸納，我們也許可以說，林書揚的兩岸統一論告訴我們：兩岸統一既是民族主義的歷史和情感，也是社會主義的現實和未來，是台灣歷史和現實的統一；既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也是階級的解放和社會的正義；既是物質基礎的積累和豐厚，也是意識形態的變革和發展；既是勞工階級的保障和解放，也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既是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堅守，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肯定和展望；既是理想主義的世界的誕生和引領，也是現實主義的中國的進步與完善。在林書揚這裡，這六組關係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也是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的。這數十年來的經驗早已證明，這六組關係之間，一旦有所失衡或偏廢，必然帶來歷史性的隱患乃至傷害。也只有在這六組關係上齊頭並進，才能推進經濟與社會、政治和人心的真正統一。

用更簡單的方式來說，可以歸結為林書揚指出的「統獨矛盾是主要矛盾，勞資對抗是基本矛盾」。林書揚認為，從百餘年的台灣歷史和現實來看，這二者交融一體，是不分先後與輕重的，以他常用的詞彙來說，就是「統左一體」，無法分開，一旦分開，必有憂患。從一般人的視野來看，往往只能看到歷史和現實層面的統獨矛盾，這個矛盾是尖銳化的、表面化的，是台灣各種形式的矛盾的一個聚合口與發洩器；而一般人很難理解林書揚所說的「勞資矛盾」，這一矛盾在當下社會是隱含性的、實質化的，是台灣內部問題的一個基座，在不同的層面、以各種管道深深地影響著統獨矛盾。

從林書揚的相關表述來說，統一運動要解決的當然是統獨矛盾，但其契機卻蘊藏在對台灣勞資矛盾發現和把握之中。所謂勞資矛盾，可以理解為美日尤其是美國強力影響下的台灣統治集團、主流政黨、統治結構，與台灣人民大眾的真實、長遠的利益之間的矛盾。從台灣統治集團的歷史本質來說，這一矛盾無法調和，也不可能調和，現實早已證明，它們只會在反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多年來，林書揚始終對台灣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統治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進行持續不懈地觀察和分析，而且這些矛盾的觀察和分析，始終是放置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框架中來理解的，也始終是放置在世界歷史的發展變化的視野來思考的。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必須時刻校準自己的歷史方位，獲得對歷史和自身的把握、領悟，並為台灣的統一運動尋找可能的社會契機、政治契機。如果我們無法找到理解這樣的現實矛盾、發現潛藏的現實契機，並由此介入其中，指導我們的鬥爭策略，就無法推動統一事業的發展。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橫亙在五卷《林書揚文集》中的，恰恰就是這樣一種經受血與火、監禁與死亡、理想與現實淬煉的，極為強大的歷史把握感和領悟力。這種領悟力是從黑暗而漫長的歷史隧道射過來的一道強光，非有信仰者不能洞察和言說。但卻不一定能通過林書揚那些稍顯佶屈的理論話語完全表達出來。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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