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渡（自由作家）

圖源：牽猴子

33年前曾為了《悲情城市〉可能被新聞局剪掉敏感部份，在中時晚報寫了一篇一版頭題的文章，跟新聞局打了一場筆仗。侯孝賢從影展回台，還特別約了我去喝慶功宴酒。然而當年所見，大多是期望於突破電檢禁忌，為電影留下藝術的真實影像，以致於對內容反而探討不多。三十三年後，近日重看，隔遠了時空，卻看見時空對比下的悲哀。最深感嘆，竟然是台灣怎麼退步了。

１

悲情城市所刻畫的二二八，有其脈絡，即台灣在政權交替過程中，所發生的包括了省籍衝突、語言隔閡、利益糾葛、兩岸幫派合作等，整個過程的複雜與人際交錯，頗為貼近歷史。甚至文化人也是本省外省交流合作，一如大陸左派記者與台灣知青一起，在酒家議論國是。這是較貼近真實的描述。一如導演辛奇在二二八時曾去保護大陸劇作家歐陽予倩，霧峰林家保護了嚴家淦，這些都是歷史複雜性的顯現。

而外省人被打、被殺，在電影中則直接呈現。本省人作日本人打扮，講日語，甚至逼迫瘖啞者林文清咿咿呀呀說出「我是台灣人」，仍幾乎被毆打，這大約也是近乎真實的情況。然而在後來的二二八敘述中，所有本省毆打外省人的一面都不見了，只剩下本省人被殺害的樣板戲一般的存在。彷彿二二八的發生，是外省人來殺本省人，卻不說前期暴動衝突所引發的衝突悲劇。

在二二八的敘述脈絡上，《悲情城市》至少是完整的。

２

其次，《悲情城市》對台灣反抗運動的描寫是有脈絡的。特別是二二八之後，對白色祖國失望的知識份子，內心憤怒難平，走向左翼，轉向認同紅色祖國，乃至於進入鹿窟，在山中建立武裝基地，試行共產公社，自己耕田，生產勞動，組織遊擊隊，那是典型的左派革命。從二二八延伸到1952年，鹿窟被圍捕消滅。

劇中，寛美在日記裡寫到，她與文清都支持這些左派革命者，以照相館賺來的錢，去贊助他們，內心裡雖然為哥哥擔心，但每當有人來找他們募款，就表示哥哥還平安，還在奮鬥。這也是一種真實歷史的再現。

我曾採訪過日據時代的反抗者許月里，二二八之後，她在大稻埕一帶工作，有一次，台灣共產黨的簡吉來找她，希望幫忙籌錢。可是後來沒有再來，她非常擔心，怕他們是出事了，才沒有出現（現實確是如此）。這樣的心情，多麼像寬美。我不知道朱天文在寫劇本的時候有沒有訪問過許月里，若有，或許便是一種真實心境的再現吧。

從日據時代的反抗，到二二八事件的暴動，再到革命地下黨，這是一脈相承連結起來的，依此連結到白色恐怖被鎮壓的紅色黨人，整個歷史才有完整的脈絡，而非斷裂的，互不相屬的。

把這一段歷史與國共內戰、全中國紅色革命連結起來，大歷史圖象會更為清楚。可惜後來的電影，包括《返校》、《流麻溝十五號》等所謂白色恐怖電影，根本不談二二八之後的反抗運動，也不談革命知識份子的理想，而是直接把所有革命者，都描寫成了二二八受害者，他們只是愛讀書、有理想的文青，彷彿對中國的國共內戰一無所知，對世界局勢一無判斷，然後就因讀書會，被抓、被殺了。

事實上當時的青年關心時事，不只學習國語，也透過日本時代的滿鐵調查報告日文書，去了解大陸與世界的情況。當年李登輝就曾讀過日文本馬克思的《資本論》，與讀書會朋友如吳克泰等討論，並加入中共地下黨。他們可不是只讀文藝書的文青。革命，是自我獻身的選擇。

然而，在《返校》、《流麻溝》裡，就充滿這種把台灣知識份子低級化、弱智化的描述，完全忽略他們的信念與理想。

一個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烈士，被「低級化」，成為無知受害的文青，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難堪的羞辱。

一個世代的知識份子，一路從反抗日本殖民帝國壓迫，到反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追求台灣民主自治的理念，是始終如一，堅持一輩子的。然而，革命烈士都被描寫成盲目附從跟班、受牽連的文青，而且還揚揚自得於把「無知」當「清白」，還有什麼比這更悲情的呢？

不僅知識份子，家族描寫也是。悲情城市所描寫的台灣人家族，是完整而立體的。它生存於一個真實的時空裡，有家族利益，有生兒育女，有家族孩子各自不同性格與命運（林文清的四兄弟），兄弟互相照應，支援開照相館，或黑道牽連衝殺等。這個家族是鮮活而立體的。

可是在某些後來的政治電影裡，台灣人家族變平面了，平板得如同樣板戲。連青年男女的性格、面容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純真、好讀書、關心時事、有愛心，人物面貌單純得如同樣板戲。相較之下，悲情城市的風格雖然是安靜去凝視一個家族，卻是多樣面貌，多重層次，豐富多了。

圖源：牽猴子

３

《悲情城市》三十三年後的重映，讓我看見，台灣不僅未從悲情走出來，還走入更深的悲情。那便是拒絕面對真實的歷史，面對真實的世界，只把自己描寫成無知、無辜的少男少女受害者，然後耽溺於自戀、自憐的情境中。在許多後來的政治電影裡，這種台灣人形象，比比皆是。這讓台灣電影變成樣板戲，無比難看。

就歷史的真實來看，《悲情城市》之後，不只是對台灣歷史缺乏面對的真誠，更可悲的是，退化到連白色恐怖時期的紅色歷史都不敢碰，而且還試圖用白色的無知，去掩蓋掉紅色革命的歷史，只想把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去脈絡化，把革命家變成沒有思想的文青。

但這不是修改歷史，而是對台灣歷史的變造。相對於《悲情城市》台灣真是倒退了。

重看《悲情城市》有一幕讓我感到心驚而悲涼。那就是瘖啞的林文清被迫說出「我是台灣人」。那種沙啞而的咿咿鳴鳴聲，近乎哭聲。

而三十三年後，在「台灣人意識」做為政治正確的口號下，彷彿每一個人，都被迫要表態說：「我是台灣人」，並且不容許有其它認同。然後，我們彷彿都變成了林文清，不容許有任何瘖啞和異議，都被逼迫表態說「我是台灣人」。如果不這樣，那些意識形態網軍就圍上來，棒棍交加。

三十三年了，這樣的台灣，這樣的情境，讓人感到一種比《悲情城市》更深的悲情。

電影的最後，林文清因支援鹿窟游擊基地的關係，己經被通緝，他想逃亡，帶著妻子、孩子走到車站，茫然四顧，卻發現台灣是一個島嶼，再怎麼樣也只是繞在島嶼上，除非搭船逃亡，沒有出路。他頹然回到家中，束手待捕。那無助而無奈的臉，寫盡台灣命運的容顏。

這讓我想起，從鄭成功圍荷蘭，荷軍投降；清朝施琅攻下澎湖而鄭軍投降；日本圍島而戰，直到劉永福逃走；乃至二二八時，二十一師上岸反抗軍潰敗，謝雪紅流亡離開；這四百年歷史，彷彿有一條台灣命運的線索。

而侯孝賢透過林文清，那說不出口的瘖啞面容，梁朝偉那無助的、默默承受命運的眼睛，道盡了一切。而他的家族，還要繼續生存下去，於是該吃飯吃飯，該招呼招呼，尋常日子，依舊延續。這才是侯孝賢想說的台灣命運的「本質」嗎？

圖源：牽猴子

◎本文原發表於聯合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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