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歷史終結」下獨霸全球，其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被稱為普世價值，視為政治體制的最佳典範。然而三十多年來，當美國向全球輸出改革時，卻造成更多問題「國際化」，包括貧富差距、恐怖主義、難民問題、金融危機、全球通貨膨脹、極端氣候、戰爭危機……等等。

尤其近年來，美國先後選出川普、拜登、川普，拜登四年任期造成美國社會高通膨、高利率及高稅率，川普被美國人民視為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領導人，以完全執政之姿重返白宮，然而近期川普跳過民主程序對全球發布關稅戰，美國副總統范斯直接對歐洲領導人進行「意識形態攻擊」。加上資本主義民主選舉極為花錢，美國2024年大選捐款總額達159億美元，成為史上最昂貴的選舉。種種跡象，再再顯示西方引以為傲的「民主」價值正遭遇嚴重挑戰。

相較之下，中國屬於一黨（執政）制，「中國式民主」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在承認社會多元主體平等的基礎上追求共識，在溝通協商的基礎上力爭民主共識，而非西方政黨選舉的爭權奪利、贏者全拿。中國大陸近年來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脫貧攻堅及國計民生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功，在應對金融危機、社會問題和自然災害展現高效表現。讓許多學者開始反思西方民主模式。

本文作者布魯諾·萊波爾德（Bruno Leipold）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教授，便重回馬克思主義尋找對普選代議制度的改革方法，指出馬克思的建議雖然不能選出正確制度，但馬克思作為一位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其著作與思想仍是重要的資源，為西方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民主化的補救措施。

近來，賴清德作為雙少數總統，卻以執政黨之姿對在野黨立委發動大罷免，多次發言表示不能「利用民主攻擊民主」、「利用自由消滅自由」，讓台灣社會在面臨關稅嚴峻挑戰時，同時遭遇執政黨打著「民主」的旗號，帶頭分化社會的問題。為此，長期關注西方左派資訊的習晚，將本文在AI翻譯的基礎上進行文句編輯與潤飾，把來自西方內部的反省聲音分享給台灣讀者，一同思考西方代議制選舉民主的問題。

德國開姆尼茨的卡爾馬克思紀念碑。圖源：Jacobin

當西方民主陷入危機，來自馬克思的解決方案

◎作者｜布魯諾·萊波爾德（Bruno Leipol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教授）
◎改譯｜習晚

美國和歐洲左翼普遍認識到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在失敗。從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發起反對美國寡頭政治結構的政治革命，到麗貝卡‧朗貝利（Rebecca Long-Bailey）「廢除英國上議院」（UK House of Lords）如地震般震撼英國的主張。傑出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都很清楚，爭取更公正社會秩序的運動與推動政治制度民主化是密不可分的。

企業和菁英對決策和立法的影響、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高不可攀且不負責的代表……都是司空見慣的。我們的政治體制隔離並威脅那些受政府決策影響的人，阻止任何的社會主義者取得政府權力。然而，哪些具體的改變能解決這些問題，卻很不清楚。

最能發揮效果的思想資源之一是卡爾·馬克思的政治和憲法著作。這點可能會令人驚訝，因為馬克思通常被認為是純粹的經濟思想家，很少談及憲法和政治制度的設計。

確實，馬克思從未提出完整的憲法理論。但這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是一位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對自由憲政和代議制政府的精細批判，以及應由哪種民眾機構來取代它的草案。

堅持代表問責制、立法權高於行政權、以及為民眾之需廣泛變革國家機關，特別是公務員制度的必要性……這些思想觀念，馬克思是受到工人階級起義，在1987年3月－5月短期掌控巴黎市政府的巴黎公社的經驗啟發。

他們同時也呼應了英國憲章運動、法國民主運動，美國反聯邦黨人運動（British Chartists, French democrats, and US Anti-Federalists ），有的部分甚至源自於這些古老的激進思想傳統。

納布爾西、史都華懷特（Karma Nabulsi, Stuart White），和我將在即將出版的新書《激進共和主義 Radical Republicanism》中探討這項傳統。

把馬克思思想視為必須嚴格遵循的藍圖是錯誤的。他的著作並沒有提供足夠的細節來解釋這一點（對於一個反對編寫「未來烹調食譜」的人來說，這不足為奇），雖然，任何思想家都不應該被僵固當作真理的儲藏室。但當我們思考如何使政治制度民主化時，馬克思的著作的確是重要的資源。

重要的是，它也讓我們有機會提醒自己民主在社會主義的核心地位。民主不僅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必要先決條件，我們實現政治制度民主化和經濟民主化的動機和願望，都同樣源自於：人民應該能夠支配形塑他們生活的結構和力量。

「普選為民服務」

馬克思認為，普選權是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在最樂觀的時候，他甚至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工人階級最高的政治權力」。

但馬克思擔心代議制政府會不斷摧毀普選的解放潛力，定期選舉為選民提供重要的制裁力量（罷免劣質人員），也賦予民選官員在立法機構中進行投票和採取行動的巨大裁量權，然而民選官員並不見得會完全按照選民的意願。馬克思認為，這導致產生一群不負責任的官員，更熱衷於代表自己精英本身的利益而非選民的利益。

他贊同幾種縮小代表與被代表之間差距的機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收回權（the recall）。它賦予公民立即制裁代表的權力，而不必等到數年後的下次選舉。馬克思開玩笑說，雖然雇主們相信他們的「個人選舉權」能夠「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而且如果他們犯了一次錯誤，可以迅速糾正」，但同樣的這一批雇主們，對普選民眾擁有類似權力想法感到驚駭。

馬克思也支持「強制授權」（imperative mandates），即選民向代表發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指令──讓公民直接參與立法過程，嚴禁民選官員違背競選承諾。最後，馬克思批判延長議會任期，主張更經常的選舉。在評論憲章運動者對年度選舉的要求時，馬克思指出，這是「條件之一，沒有這些條件，普選權對工人階級來說不過是幻覺」。

馬克思認為，這些措施結合起來將改變代議制政府：「不再是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統治階級的哪個成員將在議會中歪曲人民的利益，而是實行普選……為人民服務。」

在當代政治中，左派並不總是像右派那樣能成功地激起人們對遠離民眾和不負責任的代表的憤怒。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他的媒體同僚，將脫歐派選民對英國議會在脫歐談判中所扮演的憤怒角色，有效地轉化為「人民與議會對立」的敘事。在義大利，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透過對腐敗政客的攻擊以及承諾在其代表和黨員之間實施強制性授權，初步取得了重大成功。這也使得自由主義者很容易摒棄對代議制政府的批評和強制授權等反制措施，將它看成令人反感的民粹主義。

如果左派把這個立場拱手讓給右派，那肯定是個錯誤。馬克思的建議可能不是我們選定的正確制度的組合，但在考慮如何讓民選代表承擔責任並讓公民在民主中真正有發言權時，應該成為我們憲法武器庫的一部分。

對行政部門的批判

儘管馬克思對代議制民主心存疑慮，但他認為立法機構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他讚揚巴黎公社將類似部長的職位分配給公社委員會成員，而不是設立獨立於立法機構的總統和內閣。

對馬克思而言，過度的行政權力甚至比疏離的代表權更加危險。他特別批評了1848年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的法國憲法，譴責該文件設立了直選總統，他有權赦免罪犯、解散地方和市政委員會、發起外國條約，以及最糟糕的是，無需與國民議會協商即可任命和解僱部長。馬克思堅持認為，這產生了一位擁有「帝王一切屬性」的總統，讓立法機構「對國家運作喪失一切實際影響力」。他指責說，這不過是用「選舉君主制」取代「世襲君主制」罷了。

馬克思反對行政人員擴權的原因之一是，他擔心他們會逃避民眾的控制、監督和審查。他也對總統權力的個人性質保持警惕，因為領導人把自己描繪成民族精神的化身。「擁有一種人民恩賜與他的神聖的權利」。

今天讀到這些評論，我們很容易想到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總統。事實上，川普和推翻第二共和國的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之間確實存在一些有趣的相似之處。但更結構性的問題是美國的帝國主義總統制度，民主黨也積極鼓動創立這種制度，它不受國會有效的監督。類似的問題也困擾著英國憲法，並被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和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英國脫歐談判期間所利用。法國現行憲法於 1958 年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執政期間通過，其明確目的是將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手中──這一遺產受到現任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熱烈擁護。

馬克思的著作提醒我們，不要把民選官員視為改革的主角，把對議會制度的批判與對立法機構的全面攻擊混為一談。現有議會無疑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而且，在更廣泛的社會主義運動和議會中的社會主義代表間的關係，也長期存在著重大的組織問題。

然而解決之道卻不能依賴法院的權力來捍衛和推動進步目標，或讓社會主義者掌管全能的行政機構──或者，完全放棄尋求立法代表。立法機構是國家機器三個部門中最民主的機構──美國聯邦黨創始人熱衷於限制其權力是有原因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應該保護它免受行政和司法的干涉。

改變官僚體制

馬克思關於代表制和立法權的思想，意味著對大多數現代代議制政府進行嚴肅而深遠的改革。但他對官僚主義的看法與我們熟悉的政治體制截然不同。

馬克思尋求國家的根本變革，將普通工人置於公共管理的核心。他提議開放州政府的官僚機構，實行競爭性選舉，他並且主張賦予代表與選舉權相同的罷免權。在馬克思看來，這將使國家從一個高高在上統治人民的分散、疏離的機構轉變為一個受人民控制的機構。它將「把人民的傲慢主人變成隨時可撤換的僕人，用真正的責任代替虛假的責任，因為他們的行為始終處於公眾的監督之下」。

這些評論與馬克思長期以來不信任──甚至厭惡官僚的態度一致，（諷刺的是，馬克思又常與官僚國家主義有關）。他斥責那些官僚是「受過訓練的階層」、「國家寄生蟲大軍」、「尸位素餐、領取高薪的馬屁精」。他堅信「質樸的工人」比他們設想的「天生優越的傢伙」更能「謙虛、認真和有效率」地完成政府事務。

馬克思的願景無疑是有吸引力的。一般民眾頻繁受到官僚們一時興起的衝動擺佈，為了生存，被迫跳過無止盡的火圈。然而在當代的複雜社會，他的願景將遭遇，諸如技術專長不足的管理人員和對企業缺乏管理經驗……之類的巨大障礙。至少，如果經濟領域沒有給予人們更多時間參與公共事務的配套措施，很難想像會有一個高度民主化的官僚機構。

至於官僚機構民主化的計劃要如何運作，馬克思的著作並沒有提供任何實際的指導。就他心中的模型而言，它似乎近似古雅典時期，公民透過抽籤選出行政職位，輪流擔任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是雅典民主的一個特點，在馬克思寫作的時期，幾乎沒有人理解，甚至根本被遺忘了）。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民主的這一要素最近在民主理論和實踐中重新出現，成為解決代議制政府某些缺陷的可能途徑。例如，人們對人民大會進行的廣泛討論，這個由一群隨機選擇的人組成的人民大會，主要的任務是審議具體政策或對憲法改革提出建言。人民大會曾用於討論愛爾蘭（Ireland）的憲法修正案和不列顛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 Canada）的選舉改革方案，目前正在進行的運動是逼使英國未來的憲法公約納入人民大會。

此外，美國政治理論家約翰‧麥考密克（John McCormick）也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建議，即建立現代形式的羅馬平民保民官（the Roman plebeian tribune）。該機構有 51 名，從廣大民眾中（排除最富有的 10%）抽籤選出的成員，並有權提出立法、發起全民公投和彈劾政府官員。

這種抽籤式民主。也許是實現馬克思期望公民直接執行政府和公共管理任務的政治體系的一種方式。

民主主義者馬克思

馬克思始終認為，代議制政府取代專制政權是巨大的進步。然而，把代議制等同「民主」，卻也遭到他的駁斥。他轉而論證上述的制度變革，才能產生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政治體系。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些結構對於在經濟領域推進社會主義至關重要——認為社會主義者可以簡單地接管現有的國家機構，並掌舵航向社會主義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馬克思承認自己有時也會犯這個錯誤）。

他寫道：「社會主義者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要繼續「把政治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那麼人民就必須用他們自己的治理機器「取代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和治理機器」。「徹底的經濟變革必須與徹底的政治變革攜手並進，忽視後者就會損害前者」。這至今仍是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和憲法見解之一。

在社會主義處於脆弱復興的階段，馬克思關於人民民主的觀點，更值得密切關注。如何從中汲取精華實現他深刻的見解，端賴我們自己的抉擇。

◎作者｜布魯諾·萊波爾德（Bruno Leipol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教授）
◎改譯｜習晚
◎原文來源｜Democracy Is in Crisis. Karl Marx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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