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拜登政府時期的幾位幕僚，近半年來分別在媒體、智庫建言，指出美國已經無法單打獨鬥戰勝中國，需要拉幫結派，用拜登政府的結盟戰略來對付中國。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編譯三位幕僚的文章，並指出拜登幕僚建議的戰略，在川普任內是很難落實的，但就算美國組織聯盟圍堵中國的戰略能夠成功，中國也能以「結伴而不結盟」的方式反制。透過兩篇編譯的文章，得以窺探美國對中政策的分歧，也體現中國「結伴不結盟」政策使中國得道多助，朋友遍天下。而美國挾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拉幫結派，窮兵黷武，卻失道寡助。全文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上篇。

川普6月16日參加G7峰會，與加拿大總理卡尼（右）、妻子黛安娜（左）伉儷合影。圖源：The White House

美國無法單打獨鬥戰勝中國，卻又很難再拉幫結派（上）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9月7日，《紐約時報》刊載一篇文章，標題是〈美國單打獨鬥無法與中國抗衡，但聯手盟友就無可匹敵〉（America Alone Can‘t Match China, but With Our Allies, It's No Contest），作者之一是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曾在柯林頓政府擔任主管亞太事務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在歐巴馬執政期間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被廣泛認為是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並在拜登政府任職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因此一度被外界稱為美國政府的「印太政策沙皇」，在拜登執政末期，還曾出任副國務卿。另一位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曾在拜登政府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主任，是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倡議」（China Strategy Initiative）的創立主任。

文章開宗明義指出，「在現代史上，中國是美國首次遇到一個在多數關鍵實力維度上擁有更大體量的競爭對手。面對中國的強大國力，美國可能已不足以僅憑自身單獨應對這些挑戰。」

文章公然宣稱，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用很多標準來衡量，美國已經輸給了中國。中國經濟雖然在放緩，但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其規模仍比美國大近30%。中國的製造產能是美國的兩倍，生產的汽車、船舶、鋼鐵和太陽能電池板遠遠超過美國，全世界70%以上的電池、電動汽車和關鍵礦物都是中國生產的。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國的有效專利和高被引論文數量均超過美國。在軍事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艦隊，造船能力估計是美國的230倍以上，並正在迅速確立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和量子通信等領域的領先地位。

中國有自己的問題，比如人口萎縮和老齡化、工業產能過剩、政府財政不穩定和債務高企。但任何嚴肅的美國對華戰略都必須考慮到那句冷戰格言──「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

單獨來看，美國在許多重要指標上都比不上中國。但加上歐洲、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墨西哥、台灣和其他經濟體，中國就遠不能匹敵。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後，這個聯盟的GDP將是中國的兩倍以上，軍費開支也是中國的兩倍以上，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占全球製造業的一半，而中國只占三分之一。這個聯盟將擁有更深厚的人才庫，創造更多的專利和高被引研究，並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量，可以阻止中國的脅迫。聯盟的規模將贏得未來。

文章指出，「這樣做目的不是遏制中國──這個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而是平衡中國。只有通過伙伴關係，我們才能保護我們共同的工業基礎、技術優勢和威懾中國的能力。」

美國為何單打獨鬥無法戰勝中國

坎貝爾和杜如松並不是第一次提出這種論調。在今年5/6月份的《外交事務》雜誌上兩人就合作撰寫了一篇類似的文章，標題為《低估中國：為什麼美國需要一個聯盟規模的新戰略來抵消北京的持久優勢》（Underestimating China：Why America Needs a New Strategy of Allied Scale to Offset Beijing's Enduring Advantages)。文章稱，當前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從認為中國會超越美國的悲觀情緒中轉向了過度自信，覺得中國不可能超越「上升中的美國」。而這極有可能「危險地低估」了一個世紀以來唯一一個GDP超過美國70%的競爭對手的實力。

如今，美國面臨技術上被超越、經濟上被去工業化、軍事上被擊敗的風險。在這個時代，戰略優勢將再次屬於那些能夠實現規模化運作的國家。中國具備這種規模，而美國單憑自身則不具備。因此，美國唯一可行的道路是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在複雜的全球競爭中，單打獨鬥將是極不明智的。

為了實現規模化運作，華盛頓必須把盟友體系從一套被國力的雙邊關係網絡，轉變為一個在軍事、經濟和技術領域能共同構建與整合能力的平台。具體而言，可能意味著日本和韓國參與建造美國軍艦，台灣協助建設美國的半導體工廠，而美國則向盟友分享最先進的軍事技術，同時聯合各國，在共同的關稅或監管壁壘背後整合市場，以對抗中國。 這樣一個以美國為核心、體系一致、可協同運作的集團，將形成中國無法單獨匹敵的總體優勢。

但這種方式需要根本性重構，從「指揮—控制式外交」轉向以「能力為中心的國家治理」。在如今這個美國已不再擁有獨占規模優勢的世界裡，這種力量的構建和運用方式的根本改變，是不可或缺的。

文章列舉了多方面的實例顯示中國的經濟實力規模和體量，說明美國為何單打獨鬥無法戰勝中國。作者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衡量，僅從商品領域而非服務業來看，中國的生產能力是美國的3倍，在軍事和技術競爭中構成決定性優勢，並超過排名其後的九個國家的總和。

西方與全球多數國家在工業產出方面的比較，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占全球總製造業產出的31.6%，其次是美國，占15.9%。圖源：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二十年裡，全球製造業份額增長了五倍，達到30%，而美國的份額則減半至約15%；聯合國預計，到2030年，這一差距將擴大至45%對11%。中國不僅在許多傳統產業中處於領先地位—水泥產量是美國的20倍，鋼鐵13倍，汽車3倍，電力2倍—還在越來越多的先進領域取得突破。

儘管在生物技術和航空等美國傳統優勢領域仍在追趕，中國憑借《中國製造2025》等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已經實現如下成果：全球近一半的化學品、一半的船隻、超過三分之二的電動車、四分之三以上的電池、80%的消費級無人機、以及90%的太陽能板和關鍵稀土精煉礦產均由中國生產。

北京還在採取措施確保其優勢持續擴大：中國占據全球工業機器人部署的一半（是美國的七倍），並在第四代核技術商用上領先全球十年，計劃在二十年內建造超過100座反應堆。

作者認為，美國觀察人士往往低估中國的創新能力，誤以為中國只會複製和模仿西方成果。但正如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歷史上的經驗所示，製造業實力本身就能為創新打下堅實基礎。國家投資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如今中國在科研方面的投入與美國不相上下。

龐大的人口則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儲備和競爭規模。根據信息技術與產業基金會的一份最新報告，在十項未來關鍵產業中，中國在六項上接近創新前沿或處於領先。

這些工業和創新能力也能服務於軍事目的。中國海軍已是全球規模最大，未來五年將再添65艘艦艇，總規模將比美國海軍大出50%，約為435艘對300艘。中國艦艇的火力迅速增長，從十年前僅有美國垂直發射單元的十分之一，到2027年可能超過美國。

儘管在航空領域仍落後於美國，中國已打破長久的技術壁壘，開始自主製造噴氣發動機，並迅速縮小產能差距，目前每年可製造超過100架第四代戰鬥機。

在大多數導彈技術領域，中國很可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具備首個反艦彈道導彈、卓越的空對空導彈射程，以及全球最大的常規巡航和彈道導彈庫存。在量子通信、高超音速武器等越來越多的軍事技術領域，中國也領先於所有對手。這些優勢經過幾十年積累，即使中國經濟停滯，也將持續存在。

中國前所未有的規模，美國只能採用新結盟

對華盛頓而言，任何認真應對長期競爭的戰略，都必須以三個現實為基礎：第一，規模至關重要；第二，中國的規模前所未有，而北京目前面臨的挑戰在相關時間尺度內並不會根本改變這一點；第三，美國實現自身規模的唯一可行方式，是採用新的結盟方式。

這意味著，美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盟友和伙伴。他們不再是觸發機制、遙遠的附屬地、附庸或地位象徵，而是實現大國規模所需的能力來源。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聯盟首次不再是用來投射力量，而是用來保住力量。

冷戰時期，美國與盟友一起壓倒蘇聯。今天，只要再擴展一些，這一聯盟就足以壓倒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紐西蘭、美國和歐盟，合起來的經濟體量為60萬億美元，是中國18萬億美元的三倍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仍是其兩倍多。

這個聯盟的製造業產能占全球大約一半（而中國為三分之一左右），每年產出的高被引論文和活躍專利數量也遠超中國。聯盟每年國防支出約1.5萬億美元，是中國的兩倍左右。而且它將取代中國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目前中國是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華沙公約成員國冷戰時和北約對峙圖。圖源：維基百科

從原始數據來看，這種由民主國家和市場經濟體組成的陣營，在幾乎每一個維度上都超過中國。但如果不進行協調，這些優勢仍然只是理論上的。因此，釋放這個聯盟的潛力，必須成為本世紀美國國家戰略的核心任務。這不能靠傳統的聯盟模式簡單加倍推進。

美國可以從長期的雙邊聯盟（如與日本和韓國）和多邊機制（如北約）出發，再加上新近建立的合作（如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的AUKUS防務科技協議），以及較鬆散的組織（如四國集團，包含澳大利亞、印度、日本）。但任務並不是僅僅慶祝這些機制的存在或擴大其成員，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為在多個領域推動「以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戰略的基礎。

這些關係太常基於一個假設：美國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國家則提供政治支持，或頂多貢獻一些特定能力。整個體系仍主要以安全為中心，側重威懾、部署和安撫，而將經濟協調、產業整合、科技合作等關鍵維度視為次要。

這種傳統模式根本無法應對中國這種系統性對手，對當下局勢而言，極其不足。

規模化將要求美國與盟友能力雙向流動

過去幾十年，美國的聯盟與伙伴策略建立在戰略慣性和結構性等級制度之上。如今，必須轉變為一個在所有關鍵領域中產生共同能力的平台，而不僅僅是軍事。

要實現這一點，美國及其盟友必須接受一種陌生、甚至令人不適的高度協調與相互依賴。在軍事上，實現規模化必須實現雙向能力流動，包括投資美國防務產業中薄弱環節，同時向歷來未獲得過高端裝備的盟友提供先進技術。

在經濟上，實現規模化意味著圍繞中國過剩產能建立聯合關稅與監管屏障，同時構建新的機制協調產業政策並整合盟友市場份額。在技術上，同樣需要建立統一的投資規則、出口管制與研發保護機制，以防止技術向中國流失，同時開展聯合投資。

這些步驟將使一個僅在原則上對齊的聯盟，變成一個在實踐中融合的共同體。這種以「共享能力」為戰略基礎的轉變，將使美國及其伙伴能夠在規模和速度上與中國展開真正競爭。

拜登政府利用現有安全聯盟和伙伴關係構建了一個「網格體系」，旨在更好地分配軍事部署、提高盟友國防預算，並推動AUKUS等新安全機制，同時提升四國集團的地位。這些努力值得加強，但下一階段必須是轉型國防工業合作。

從烏克蘭戰爭吸取的教訓很明確：美國若單獨與中國進行持久衝突，將缺乏足夠產能。儘管無人系統方面的新興企業展現出一定創新潛力，但真正實現規模化，特別是在傳統系統領域，仍需通過與盟友共同生產和更深層次的產業整合。

二戰時期的「民主國家軍火庫」不太可能重現。美國需要建立的是歷史學家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所說的「民主國家軍火網絡」：一個以聯合生產、共享創新和整合供應鏈為基礎的國防產業網絡。這與過去的模式截然不同，以前是美國向他國單向輸出能力。如今，規模化要求能力雙向流動，包括盟友在美國境內的投資和製造。

二戰時期的美國造船業是美國最終能贏得戰爭的關鍵。圖源：網路圖片

更緊密的整合也需要更多責任分擔

拜登政府邁出的初步嘗試，如由日本修理美國驅逐艦，已經展現出一絲可能性。更大膽的舉措可能包括與日本、韓國造船企業（其生產率是美國的兩到三倍）建立合資企業；促成歐洲導彈製造商與美國企業合作；或邀請日本、台灣公司在美建設傳統微電子工廠。

但過時的監管和政治限制仍然常常阻礙盟友能力的轉化，這些問題必須由國會和行政部門共同解決。

美國自身的能力也必須向盟友輸出。拜登時期啟動的AUKUS協議，以及與日本聯合生產「戰斧」導彈等舉措，是邁向正確方向的一步。但真正取得進展，需要克服國務院對擴散的擔憂和五角大樓對技術優勢流失的恐懼之間的官僚同盟。

快速分享技術是確保澳大利亞建成核潛艇、亞洲盟友擁有足夠反艦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台灣能有效威懾中國入侵、印度能把安達曼群島建設成北京無法忽視的軍事堡壘的關鍵。

這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意味著：統一出口管制法律，協調採購標準，協同投資關鍵環節的組件，從半導體到光學設備等。

盟友之間也可以彼此轉移能力，不僅是在地區內部，也包括跨地區之間。這種能力轉移已經有所啟動，儘管仍然緩慢，但還有更大潛力可挖。韓國的武器可幫助歐洲重新武裝與再工業化；法國的核技術可以支持印度的潛艇項目；挪威和瑞典的導彈可幫助印尼和泰國保衛海域。實現能力整合，需要在聯盟之間進行跨體系思考，而美國應在其中推動集體行動。

更緊密的整合也需要更多責任分擔—甚至責任轉移。當盟友和伙伴跨洲構建協作網絡的同時，他們也必須在本地區承擔更多威懾任務，歐洲國家在歐洲加強自身角色，亞洲國家在亞洲加大投入。

這可通過加強一些日益重要的組織的安全維度來實現（如四國集團，或美日韓三邊機制）。但華盛頓還需加強與盟友在實戰層面的協調，例如升級聯合作戰指揮系統、加大相互操作性投資、提升聯合演習的複雜度。這可能包括與美國盟友和伙伴組建聯合部隊，先從印太危機時可部署的陸基防空和反艦導彈營開始，未來擴展到更複雜的空軍和海軍編隊。

2023年3月13日，美國總統拜登（中）、英國首相蘇納克（右）、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左）於美國加州洛馬岬海軍基地舉行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峰會。圖源：法新社

美國還應通過在核指揮與控制方面給予盟友更多話語權，推進類似冷戰時期與歐洲盟友開展的核共享安排，來強化延伸威懾。

在全球範圍內，美國可推動新版「關島戰略」，該戰略由總統尼克森在越戰後提出，主張將責任下放給伙伴國。這將賦予地區國家更大主導權，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所稱的「副警長」角色：澳大利亞主導太平洋島國事務，印度主導南亞，越南主導東南亞大陸，尼日利亞主導非洲。

川普向美國的伙伴施加了艱難抉擇甚至直接威脅。許多國家很可能出於理解，可以暫時不願再與華盛頓綁定。幾代人建立的信任，很容易就被毀掉。

一個更無影響力的美國，一個中國主導規則的世界

大國往往高估自己對他國的影響力。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並不認為他在地方自治上的試驗，會導致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川普政府或許也不認為自己對盟友的貶低與脅迫會引發「戈爾巴喬夫時刻」，但關鍵盟友已在考慮與華盛頓「分手」——發展核武器、組建地區新聯盟、挑戰美元地位。

有些國家甚至出於對美壓力的國內反彈，正在考慮向中國靠攏，儘管這會對本國產業與安全造成巨大風險。美國面臨破壞自由世界聯盟的風險，也正在瓦解通往規模優勢的最佳路徑。

與此同時，隨著華盛頓與自身聯盟疏遠，中國正構建起自己的聯盟。出於反西方怨念與各自狹隘利益，中國、伊朗、朝鮮和俄羅斯正在形成一個實質性的威權同盟。中國重建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礎，幫助伊朗向俄羅斯提供一次性攻擊無人機，也默許朝鮮派兵前往歐洲參戰。

這四國政府正在聯合削弱美國制裁，並開展外交協調、情報共享和聯合軍事演習。這是一項統一的挑戰，需要統一的應對。

當美國內部有人呼籲以「逆基辛格式」的外交策略拉攏俄羅斯、分裂中俄聯盟之際，北京則堅定利用西方聯盟的裂縫，尤其是試圖加劇美歐之間的分歧。當前最大風險是：華盛頓一方面與歐洲分裂，另一方面卻未能成功離間中俄關係。

中國自身推行的「戰狼外交」反而幫助民主國家凝聚力量；但美國也正在陷入一場適得其反的外交對抗，反而讓中國有機會扮演「理性伙伴」的角色。華盛頓若真想在戰略上取勝，成功聯合盟友遠比試圖聯合那些根深蒂固反美的對手更具現實意義。

如果美國不能與他國共同實現規模化，或退守西半球、瓦解自身聯盟，那接下來的世紀很可能就屬於中國。美國將如當年的英國一樣，被一個擁有前所未有規模的大國所邊緣化。世界將被多個大國分割，但中國將是最強者，並在部分領域超過所有對手的總和。

結果將是：一個更弱、更貧窮、更無影響力的美國，以及一個由中國主導規則的世界。

儘管越來越多的共識低估了中國的實力、誇大了美國的復甦，但這種思維不過是過去誤判周期的翻版。對美國前景的樂觀想像容易助長單邊主義，隱含甚至直接表達這樣一種錯誤判斷：美國的盟友和伙伴是多餘或被高估的，而事實恰恰相反，它們是美國對抗強大對手實現規模化的唯一路徑。

要取得成功，美國必須比拜登政府時期的「親盟友」政策更進一步、抱有更大雄心，徹底拋棄川普政府成形中的排他性、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戰略。

這種承諾不僅是政策信號，更代表了美國及其盟友伙伴整體能力的展示。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實力的「觀感」極為敏感，而華盛頓調動盟友伙伴的能力——連北京都承認這是美國最大的優勢——正是這個觀感判斷中的關鍵因素。

坎貝爾和杜如松認為，美國最有效的戰略，不是孤軍奮戰，而是與各國共同構建新的、持久的、堅實的能力網絡。這種跨黨派、長期的結盟升級戰略，再加上新興領域的戰略協作，才是美國在面對史上最強競爭對手時取得規模化對等競爭的唯一出路。

（未完）

◎下篇｜美國無法單打獨鬥戰勝中國，卻又很難再拉幫結派（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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