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鴻生（自由作家）

2020年呂正惠老師（圖中）參加紀念台灣光復遊行，圖右為知名資深社運工作者汪立峽。圖源：史學敏攝影

我來說一下我與呂正惠的共同心路歷程。

我們的相識是在1980年代末，我回台灣後參加到「台社」這個學術社團的活動上，那時他是台社的創社社員。初期我們並不熟稔，我只知道有這麼一個搞唐宋文學的人物，在這個帶著洋左色彩的社團裡顯得有點突兀。那時也在新竹清華大學的陳光興都叫他「呂老大」，我們也就跟著這樣稱呼他。

過了幾年有個機緣讓我們的心靈互相通電了一次，應該是在1995年他當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的時候。那次是在台北一些「進步圈」的知識分子開完會後的聚餐上，記得有兩桌人馬，我們分別坐在不同的桌子。他大概因為統盟主席身分，引來同桌人的挑釁，一氣之下他站了起來大聲說「有誰願意加入統盟的，我今天請客」。我看著沒人有反應，為他心急，就舉手說「我願意！」那天晚上我讓他請了客，是我與他第一次的心靈默契，也開始對他刮目相看。

然而這個默契也只是默契，要等到2010年代初呂正惠接手人間出版社，邀了陳光興、趙剛，還有我加入之後才熟稔起來。這裡一個重要的媒介是陳映真先生。陳光興與趙剛是十多年來在兩岸，讓大家重新認識陳映真的重要推手，而我則是作為在1960年代被陳映真創作所感動與影響的第一代讀者，因緣際會參加了這十多年來「重新認識陳映真」的各種活動。

圖為呂老師接受《觀傳媒》專訪。圖源：截圖自專訪影片「为了台湾统左派不被忘记，我必须出版《陈映真全集》【学术人·吕正惠02】」

我們開始熟稔有個重要的心理基礎，就是我們不曾質疑的「中國人身分」。這個共識來自於一個共同的成長背景：我們是台灣光復後出生的同代人，他只高我兩屆，是接受「現代中國人身分教育」的第一代台灣人。這個從小就自覺的中國人身分是我們默契的重要基礎。

這是和我們父母親那一代人對照來說的，他們在1895年乙未割台後出生，若有機會接受教育，就只能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因此除了少數參與抗日運動者外，基本缺乏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

此外我們都來自台灣南部，以閩南語為母語；他生長於農村，我則在城市長大。然後我們都有從南部來到台北求學的經歷，只是他來的早一點。

台灣戰後新生代首先是從1950年代起，透過「中華民族教育」來認識中國的，是成長中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第一個啟蒙力量。呂正惠提過，在年少時期曾經沉迷於將大陸山川河海的地理形勢，在紙上一描再描。我也幹過類似的事，像是在地理課本稀少的鐵路網上，加上一條又一條想像出來的新路線。這應該是那個年代的台灣少年，能夠自得其樂地遐想大陸山川的共同之舉！這是我與呂正惠共同的成長與啟蒙經驗，這個力量後來引發了1971年的保釣運動。像我們這種人應該不是少數，只是一時隱而未現。

圖源：呂正惠教授粉絲團

接著而來的是1960年代起美國思潮向台灣的大量傳布，主要是從自由主義的視野來認識中國。這是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第二次重要啟蒙，追求的不再是國族這種大集體，而是個體解放、自由民主、全盤西化等等。這正當我們的中學時代，呂正惠就讀的建國中學，和我就讀的台南一中，都有不少受到這些西化派思潮影響的文藝青年，殷海光和李敖成了我們大家的英雄。1980年代以後這條思路又演變出後現代、新左，等等更新的流行思潮。這個影響表面上看，是在反國民黨，實質上是起了否定中國的巨大作用，到現在還陰魂不散，而我們也共同經歷過這一連串的思想衝擊。

台灣戰後新生代一直要到1970年代以後，在保釣運動、中美建交，以及中國步上復興之路等這幾個重大事件的衝擊下，才開啟了從社會主義來重新認識中國的新視野，不再用西方霸權的眼光，所謂的帝國之眼，來看待自己的國家與歷史。在這點上我們因而先後重新擺正了自己的位置，來認識社會主義中國，這是我們共同的第三次啟蒙，也就有了1995年那次聚餐時的互相呼應。

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正是西方現代啟蒙運動幾百年來的三大思想支柱。今天台灣人認識中國，基本上不脫這些思想框架及其變種的制約。這三大思想支柱，在戰後藉由各種政治或社會載體，影響著台灣戰後幾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自我認識。今天台灣對中國認識的紛紛擾擾，不管統獨藍綠，也無論政治或社會運動，基本上甚難脫離這三種西方啟蒙思想的主導、糾結與侷限。

可以看出這些不是從自身歷史產生的思想都已僵化成意識形態，不論互相如何爭論，都在共同製造對當代以及歷史中國整體的刻板印象，並進而在生活與感覺層次上，形成對中國的各種偏見與成見。這些互相糾結、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讓我們在面對西方強勢的話語霸權時顯得捉襟見肘。這是生長在台灣的呂正惠與我這一代台灣人所難以避免的。

圖為呂正惠老師在北大荒。圖源：呂正惠教授粉絲團

用「體用」關係做比喻，這些思想畢竟只是在「用」的層面上發揮作用，要拿這些東西來當成可以讓中國人安身立命的「體」，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頓。因此我們這一代人也開始認識到，當這些屬於用的層次的思想框架佔據了體的位置，就會變成僵化的意識形態。

因此這些年來我與呂正惠，還有不少朋友，不約而同有了再一次「重新認識中國」的共識，認識到必須超克這些僵化的意識形態，而從中國自身的這個「體」來重新自我認識。

正如他在〈走向現代中國之路〉的序言裡所說的：「按我現在的感覺，不只文學理論，甚至連西方的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都不能隨便挪用，因為這些學科都深深植根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開始發展以後的歷史與社會，如果不經思索就拿來衡量中國歷史與社會，一定會有削足適履之感。」

他又說「從五四以來，說得短一點，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我們所有的現代知識，特别是關於政洽學、社會學、經濟學，還有世界發展的知識，全部來自西方，而現在我們卻要調轉方向，去思考西方所以產生重大問題的原因。而且還要重新思考我們長期以來，非常瞧不起的傳統文化，很可能正是中國重新崛起的深厚基礎，…。我們要認清方向，從現在開始，一心一意的往這個方向前進，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我們所面臨的大時代。」

在如此的重新認識下，我與呂正惠共同期待著一次具有真正創造精神的中華文明的復興。

這幾年來我把我的兩份書稿《重認中國》與《重新認識台灣話》交給他，而他二話不說就安排出版，並為我寫序，我想應該就是來自於我們生命成長的這些共同的經歷與默契吧！

鄭鴻生老師。圖源：兩岸犇報資料照

◎本文為「中華文明視野下的共同價值──呂正惠先生與兩岸人文交流學術研討專場」發表文章，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原文轉載
◎作者｜鄭鴻生，台灣台南人，1951年生。台大哲學系畢業，留美電腦碩士，曾任職美國的電腦網路公司、台灣的資訊工業策進會，現從事自由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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