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台灣社會性質論是陳映真在1990年代後開始求索的課題，如馬臻老師文中所說：是陳映真進入九十年代後思想危機的產物。1993年4月陳映真邀請一批志同道合的戰友，共同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並由陳映真擔任初代會長。

陳映真研究台灣社會性質論，是為了回答「要走怎樣道路？」的問題，是陳映真主張並試圖以社會性質論指導黨的路線爭論，因此希望「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並與研究會在十年間進行大量的不懈的努力。

長期關注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在閱讀陳映真全集時，依其所思所想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整理出四重意蘊和五重挑戰，回顧陳映真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的背景與其努力，並點出階級矛盾作為左翼立場與思想的核心，全世界左翼都面臨了階級矛盾表現形式與傳統馬列主義的經典定義有諸多不同的難題。而這正是陳映真「台灣社會性質論」中對社會核心矛盾最根本性的挑戰和困境，也是陳映真為何在台灣如此孤獨的原因。馬臻老師指出，因為他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全面的、核心的對壘者。

兩岸犇報特轉載此文，以饗讀者，因篇幅因素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上篇：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四重意蘊和五重挑戰（上）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三、五重挑戰

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可以說，是未完成的一個探索。面臨著多重的挑戰：

第一，是理論和實踐的距離。這種性質論和變革論，是要在真正的實踐中才能產生和深化的，而台灣這幾十年來的歷史現實，並沒有提供實踐的可能性。陳映真的設想是：「在實踐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把理論完美化、正確化，使它發揮更大的指導戰鬥的作用。」因為這一理論是面向現實實踐的，沒有現實實踐，就無法真正深化和矯正。

而且，恰恰是因為沒有現實的實踐可能性，會讓我們去追問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之間的關係，是必然的影響與被影響、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嗎？在《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一書中，美國學者德里克曾認為，中國的革命的戰略確定，其實與中國社會性質論證、社會史論爭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這種觀點固然有問題。但是，我們確實可以發現，毛澤東在1926年就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憑藉著革命家的敏銳的感受力，把握到了各個階層內部的「矛盾」所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所在，此後基本延續了這一路線。而中國的社會史論戰卻發生於1928年之後。

這可能不同於陳映真的設想。陳映真曾說：「三○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的探索和開發，結晶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論這樣一個結論。從這個結論出發，一九三九年，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發展階段，規定了中國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從而提出了相應的中國改造論：即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一個重要結論。以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為基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指導了一場推翻百年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壓迫、消滅數千年殘酷的封建統治的偉大革命，並取得了勝利。這標誌著中國社會科學巨大成就與貢獻。」這一理解思路，在曾經的歷史經驗面前，仍然遭受著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就是，從毛在1926年就做出了精確的社會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看，敏銳的革命家、政治家能夠憑藉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直覺，深入而準確地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及其動力所在。恰恰是因為他有歷史的、實踐的豐富觀察、感受和思考，有著敏銳地對歷史現實的把握力。而不一定是先有深刻的理論爭鳴和某種定論的形成。中國社會史論爭只是後來給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提供了很多歷史的、學理的系統支撐和深化罷了。因此，在陳映真原來的思路裡，理清思想、確立理論，是一個必須要優先的事項，否則就要思想混亂、無力行動。然而，這是一個難題，如果實踐的可能性不存在、洞察的可能性不存在，是否意味這理論在更深層次上的可信性與困境？

二是核心與關鍵的把握。之所以實踐上有困境，是因為在基本的矛盾很難把握。左翼立場與思想的核心在於階級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是陳映真分析和把握台灣內部矛盾的一個立足點。然而，正如韓少功曾指出的現實：「隨著工業化升級版的金融化、資訊化、全球化到來，階級圖譜確實出現了很多異動，新的觀察切面密集綻開，形如線路板和二維碼，要看清要說清並非易事」，「一方面是貧富分化加劇，一方面卻是階級邊界日漸模糊。一方面是不說不行，一方面卻是開口也難。這對左翼構成了奇詭的挑戰」。

這是全世界左翼都面臨的一個難題。當下的階級矛盾，在表現形式上與傳統的馬列主義的經典定義有了諸多不同，而且，很多時候，階級矛盾呈現出錯綜複雜的模糊性、悖反性，被種種新形式、新形勢所弱化。迄今為止，沒有左翼思想家能夠對之做出經典的、有說服力的重新定義。前述我舉了齊澤克、巴丟等人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在這一問題上幾乎束手無策。如果在這個核心問題上無法得到新的突破，那麼，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中對社會核心矛盾的把握，則無論怎麼與時俱進、不斷深化，都無法祛除這一根本性的挑戰和困境。

三，如果說階級矛盾需要我們重新發現和定義，那麼，在陳映真原有的思路中，反帝是和反資結合起來的、階級解放也和民族解放聯繫在一起，這種原有的關係就必然面臨層層挑戰，需要得到一種新的說明。

回顧歷史，中國左翼革命是在一個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發生的，工人是先鋒隊，農民是主力軍；而台灣六零年代後全面資本主義化，按陳映真的分析，八零年代中葉之後進入較為發達的「新殖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如何產生人民民主革命的變革，沒有成功先例。反對新殖民地化和階級解放如何深刻關聯，需要重新得到理論上的處理。

四，台灣是中國有機組成部分。台灣的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與整個中國的主要性質和矛盾緊密相聯，而且，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各方面的矛盾也緊密相連。在世界、中國、台灣這三層結構下，台灣社會性質論，既有其獨立性，但也受到其外部兩層矛盾的深刻影響和制約。

按陳映真九零年代的計畫，「我對自己的期許是在知識上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台灣要怎麼認識？台灣的社會史應分成幾個階段，台灣社會的構成是什麼？二是新中國的社會本質是什麼……中國統一論，應該在台灣社會論和大陸社會論的基礎上。」也可以理解為，要理清台灣社會性質論，就必須同時理清大陸的社會性質論，而且要與當下世界結構下的資本主義階段論要結合起來。世界、中國、台灣的主要矛盾的疊合與呼應。三重格局視野疊加在一起。尤其是台灣與中國的社會性質及其基本矛盾的判斷，制約著台灣一切左翼運動。

對此，陳映真有深刻自覺，他曾說：

「必須指出：台灣戰後社會構成體的形成，是在美帝國主義干預下中國民族分裂的背景下形成。台灣社會矛盾結構的克服，不能不暫時地在「分裂國家」的框架中思考。這不意味著台灣社會變革運動與大陸無關。相反，台灣社會變革的道路，與大陸社會主義革命的民主化（黨群間的民主關係）、自主化道路（克服中國大陸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時發生新的買辦主義和邊陲化）有十分密切的關聯。台灣社會與大陸社會的個別特殊性與互動性，有辨證上矛盾而又統一的性質。」

雖然陳映真在2001年的《因為祖國的緣故》這一人間思想創作叢刊專輯中，組織林書揚、黃志龍（陳明忠）、王哲（杜繼平）、石家駒（陳映真）等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理論家，從不同角度分析大陸社會性質問題，但顯然，由於缺少大陸政治經濟學家的加入、缺少大陸思想家的加入，對大陸的把握仍然顯得單薄。這對深化台灣社會性質論構成的新一重的挑戰。

五，步驟和路線的可能性。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在1996年未刊發的《台灣反帝·人民民主主義變革運動初論》一文中，陳映真曾認為，台灣「變革運動的性質」是「民族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的變革」，「美（日）帝國主義是四十年台灣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在具體的分析和實踐上，他有很多深入的闡述。實踐上的要點和步驟是：

（二）實踐上的首要課題，是台灣各族工人階級先鋒隊伍的組成。從而，今後在理論·意識形態的建設、統合與為此一建設與統合的鬥爭、學習、組訓刻不容緩。
（三）先鋒隊建設之後，在新的理論、思想武裝下，開展精準、蔭蔽的組織工作，積極、迅捷、堅定，走進工人群眾展開意識化宣傳和組織工作，爭取三年內創造大好形勢。
（三）決定先鋒隊伍和勞動黨的組織、工作關係。
（四）要大力推進理論、意識形態工作。要組成理論建設工作組織，配合具體實踐與客觀形勢，發展和完善反帝·人民民主主義變革理論，以及聯繫這一理論和其他歷史、社會科學和文學、文藝創作、文藝批評的相關理論。
（五）和工人合作，同時以同樣切迫性和重要性，大抓學生工作，要有專責組織抓好大學校園內的學生工作。
（六）要大抓意識形態工作。在親美、保守、反共、反中國、反民主文化的知識環境中，要打破保守、買辦文化，大立反帝、人民民主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重新爭奪台灣社會和歷史的解說權；要有計劃、有品質地、科學、客觀地展開認識新中國的文化運動，正確、公正、科學、有民族立場地認識新中國的成就和缺點、勝利和挫折。
（七）展開反帝·愛國·統一的人民統一戰線，廣泛創造和團結反帝·人民民主主義的戰線。

這裡存在的問題是，文化鬥爭和政治經濟鬥爭處於一種雙重纏繞的關係，到底何者為先？

從步驟上來說，在台灣這樣遍地反共反中的意識形態氛圍中，意識形態不斷再生產，日益固化、深化原有的思想—文化—意識—氛圍—情感，帶動整個社會。前些年的太陽花運動已經可以看出，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已經達到了極為扭曲和荒誕的高度。因此，先要有文化政治運動，破開意識形態「再生產」迴圈的巨大缺口，才可能打開政治空間。要從意識形態上首先進行反抗、影響知識份子和大眾，使之「意識化」，破除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不斷「再生產」，才有其他的可能。然而，立足於工人和其他民眾的政治經濟鬥爭，卻也是政治文化鬥爭的基礎。正如阿爾都塞曾提出的，即儘管意識形態鬥爭很重要，並且一般來說總是「領先於」其他的階級鬥爭，但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階級鬥爭，關係到的只是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歸根到底是被決定的、第二位的，而不是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是下層建築，是真正的政治經濟的階級鬥爭。大概是在這一點上猶豫吧，陳映真在不同的文章，提到到底應該以哪一種人群的「意識化」為先，他其實是有很多的思考和猶豫的，是先從工人入手，還是應該先從知識份子和學生入手？

葛蘭西

此外，眾所周知，葛蘭西在《獄中劄記》中，以「領導權」「有機知識份子」「市民社會」「集體意志」「陣地戰」「實踐哲學」等關鍵概念為核心，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理論。這套理論認為，直接的暴力革命只能破壞國家外部的政治社會，而市民社會作為凝聚人民思想意識的「文化核心」，才是西方社會結構的堅固堡壘。因此，無產階級政黨若不首先獲取市民社會的領導權，就不能真正贏得國家政權。政黨及其有機知識份子要對舊的意識形態體系進行批評，形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形成無產階級政黨與人民的「集體意志」，人民群眾才能在歷史事件中付出一致的行動。

此外，葛蘭西還曾指出：

在政治和軍事鬥爭中，從抵抗最薄弱的部位取得突破，以便能夠用正是由於消滅了較弱的輔翼而獲得的最大限度的力量去攻擊最強的部位，這可能是正確的戰術……然而，在意識形態戰線，打敗輔翼之敵和搖旗呐喊之輩卻幾乎談不上什麼重要性。在這裡，你必須和最傑出的對手交鋒。……
當一門新的科學表明自己有能力面對那些具有對立傾向的偉大戰士，當它要麼用自己的手段解決了他們所提出的至關重要的問題，要麼以斷然的方式表明這些問題都是些假問題，這時它就證明了自己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以「高級文化」中「最傑出的對手」為核心，確立為「陣地戰」的中心戰場。然而，恰恰是在這一核心「陣地戰」領域，困難是顯而易見的。恐怕需要三十個陳映真、戴國煇和劉進慶一類的文藝、歷史、政治經濟學家，才有可能組織這樣一場「戰役」。

對陳映真而言，沒有任何現成的西方理論可以幫助指導自己、指導現實。他對這一領域的鬥爭其實也有著深刻的自覺。在一篇未刊發的《戰後批判：民族分裂時代的台灣社會與意識形態及其克服》的文稿中，陳映真該文「為了克服台灣新殖民地崇洋文化、買辦文化和反民族的文化、民族自卑主義的文化」，提出了系統的「新文化運動的展望」。他說：

「台灣新文化運動，首先必須是克服新殖民地文化的運動。因此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特質，就是民族文化運動，是在我們長遠以來偉大而豐富的民族文化中優秀、進步、美善的部分，加以新的研究、總結和繼承，並發揚光大，重新創造……」
「其次，對於外來文化，特別是四十年來傳來台灣的西方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加以深刻、透徹的批判，對這些文化中優秀、進步、有用的東西，要嚴肅認真地吸收和學習」
「我們也要調查、研究和學習作為民族文化的構成單位的人民的文化。在目前階段，「人民」，指廣泛的工人階級，指農民的中下層，指城市貧民，指台灣九個原住民族人民。在他們那兒，保存了較多民族傳統的信仰、戲曲、歌謠、藝術、建築、價值、禮儀，而且其中還有不少事真正有人民生活內容、民族特色的東西。……進一步加以發揚和創造……」
「發展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勤勞、素樸、強烈要求改變世界和生活的文化」

這種種思考，因為沒有三十個陳映真、三十個戴國煇、三十個劉進慶的引領，而失去了真正的可能性。現有的學術訓練和生產機制，恐怕無法產生這樣的人。在未來的變局中，文化領導權的鬥爭，可能是要優先思考的、更為嚴峻的挑戰。

陳映真與曾健民合影

四、餘論

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從表層來看，是對一個社會進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判斷其基本的歷史、現實性質特點，確定自我的革命所處的歷史階段和革命性質。

從中間層來看，是尋找一個社會本質性的矛盾、裂隙、對抗所在，只有在矛盾之中才能透視本質或真理，尋找革命的契機、動力、方向，這其中，矛盾哲學是根本性的，馬克思改造黑格爾辯證法之後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根本關鍵。而當下，社會矛盾的錯綜複雜的變化，幾乎讓理論喪失了真正的洞察力、引領力和闡釋力。

但從深層來看，就是追尋的主體（陳映真）的思想和實踐的界限在哪裡？主體本身的優缺點和矛盾在哪裡？這個生命主體本身，與他的社會構造之間的吻合與罅隙、貼合與矛盾在哪裡，畢竟，只有主體與社會主要矛盾產生呼應，才能有所作為，或者，更直接的講法是，陳映真如何借由對主要矛盾的洞察，找到介入社會的一個契機？由此，我們可以回顧他在80、90年代每一次主動介入的契機、每一次主動介入或者被動因應的事件，諸如八十年代末的風波之後訪問大陸、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多次進行論戰、辦雜誌、辦人間叢刊、研究台灣文學史、辦各種歷史展覽、出版重要歷史和理論書籍，以及，通過文學寫作介入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

作為文化戰士，陳映真只能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介入。由於統派力量的孤弱，因此，上述的「介入」，從最終的結果來看，都不是成功的「介入」。但也可以說是成功的介入。在歷史條件下，陳映真已經差不多盡了最大的努力。在不可能中尋找可能，在絕望之中堅守希望，陳映真及其同志們的社會性質論探索，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意味著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延續和尾聲。什麼時候才意味著這個介入的完成？可能是實現了這套理論自我否定的時刻，是在實踐中真正完成自我否定的時刻。

陳映真可能等待著這樣一次更高的否定。

寫到這裡，想起曾健民醫生在回憶陳映真的文章裡，曾提到：

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陳映真曾托我一個好友吳晟拿個紙條給我，上面大致是寫：我並沒有錯誤，為何我這麼孤獨。讀了之後，我相當的感動，1992年我回來以後，陳映真和我長談許久……

「為何我這麼孤獨」，因為，他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全面的、核心的對壘者。

（全文完）

◎作者：馬臻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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