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民悟（媒體工作者）

《紅色青春》演出劇照（圖為2021年演出場次）。圖源：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提供，攝影：史學敏

近幾年因政府推動「轉型正義」，讓白色恐怖這段歷史進入大眾視野，也成為許多創作的主題，但多數作品幾乎著重「恐怖」，強調冤錯假案、追捕、審訊、刑求，政治犯成為這些強調白色恐怖內容的「配角」。但政治犯作為白色恐怖整肅的主角，他們在白色恐怖之外的故事是什麼？反抗國民政府的動機又是什麼？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製作的《紅色青春》，正是反其道而行，以對話式劇場的形式，講述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紅色青春，以及他們的思想與理念。

《紅色青春》主視覺

《紅色青春》劇情圍繞在阿嬤月娥身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的三代同堂家庭，並以三個衝突作為劇情的張力。第一個衝突發生在祖孫之間，孫子阿智因寫大學作業，訪問阿嬤遭遇白色恐怖的經歷，但阿智對白色恐怖已有既定認知，反而無法理解阿嬤的理念，不僅對阿嬤不申請「受難人補償」感到憤怒，更一度把阿嬤視為「匪諜」看待。

第二個衝突發生在母女之間，是阿嬤月娥的女兒愛華，也就是阿智的母親，身為政治受難人二代，從小就因為「匪諜女兒」的身分，感受到整個社會的不友善。愛華總認為媽媽是無辜的，是被「共匪」誘騙參與罷工才被捕坐牢，直到愛華理解媽媽隱而不說的秘密與為了理想的付出，這才深受母親的理想所感動，放下自己的苦難與仇恨，與母親達成和解。

第三個衝突是愛華跟阿智母子間的衝突，也是全劇的高潮。愛華身為過來人，明白阿智的情緒，當阿智生氣質疑阿嬤為何不申請「受難人補償」時，愛華一針見血的指出：「你對待阿嬤的方式，就跟當年審訊人員對待阿嬤的方式一模一樣！」後來，阿智透過媽媽的真情告白，理解了歷史全貌，但阿嬤的故事卻與自己既定的白色恐怖認知相衝突。當阿智事過境遷回顧這段往事時，反思問道：「現在台灣看起來自由了，但我的思想真的自由了嗎？」

劇中扮演因為作業而訪問月娥的阿智（圖為2021年演出的場次）。圖源：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提供，攝影：史學敏

三個衝突，呈現出用刻板印象看待事情造成的問題，是家人之間難以對話的家庭難題，也是白色恐怖在台灣如何被認識的縮影。劇中點出的「受難人補償」問題，源自「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中，第8條第一項第二款：「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不得申請補償。「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為判定政治犯涉案情況與當下背景，還設置調查小組就個案逐一審查。這正是劇中月娥阿嬤不願申請「受難人補償」的原因。月娥阿嬤說：我不認為我的思想有罪，但為了申請補償，我好像又再被審訊一次。

劇情裡，當年組織月娥阿嬤的方老師，是從上海來到台灣做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人，方老師為了讓月娥阿嬤等人逃過死刑，把所有罪責扛在自己身上，也讓判決書上的白紙黑字，留下月娥阿嬤看起來是被拐騙的無辜證詞，這也成為愛華跟阿智錯誤認識月娥白色恐怖經歷的原因。

劇中的月娥阿嬤到底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我們不得而知，筆者看的那場演出，在劇場「坐針氈」的環節中（演員直接跟觀眾互動對話），有觀眾問月娥阿嬤有沒有加入共產黨？阿嬤回：「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當共產黨員，但我想知道要怎麼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這句回應加上劇情，流露出月娥阿嬤的思想與理念，也讓人得知《紅色青春》參考的歷史，包含1950年爆發的「台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當年中共地下黨員計梅真和錢靜芝從上海來台開設「國語補習班」，教導郵電工人國語並組織罷工爭取勞動權益，後來爆發白色恐怖，計梅真和錢靜芝遭逮捕槍決，其他三十三位台籍郵電工人則被判處七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

其中，台籍女工許金玉以「參加叛亂之組織」為由遭判刑15年，許金玉在某次移監中碰巧與計梅真同房，計梅真看到許金玉非常高興，要她有什麼問題盡量問，許金玉便問：「計老師，以後誰都認定我是共產黨了，那我應該要怎麼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呢？」計梅真卻難過地說：「我沒有資格回答妳這句話。」

許金玉郵局員工服務證。（台灣民眾文化工作室收藏）。圖片來源：翻拍自2019年秋祭手冊

另位曾經與計梅真同牢房的白色恐怖女性受難人馮守娥，因「蘭陽地區工委會案」與哥哥馮錦煇一同被捕，馮守娥被判刑10年，哥哥最後在馬場町被槍斃。馮守娥曾回憶在獄中看見計梅真被帶走時的場景：

只看到計老師跳起來後，從容地穿上衣服和梳好頭，然後走到門口，看見從隔壁房走出來的錢靜芝老師，就跟她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人！」然後鎮定地走出房間。大家所尊敬的兩位老師，就這樣被帶出去而沒有再回來，而計老師是至死，都還在擔心她學生的生命。

月娥就是在青春時深受這樣的典範感召，就算出獄回到社會，年老當了阿嬤，紅色青春仍是她一生追求的理念。

計梅真與新婚不久的丈夫曾國榕合影。圖片來源：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擷圖自《無罪的死刑犯》影片

然而，對許多人來說，當年的「共產黨」，與現在的「共產黨」已大不相同，這種論調認為過去的左派完全站在底層工農一邊，而現在的「共產黨」已經是新的威權專政。這種論調，正是劇中阿智與愛華曾經對月娥阿嬤的看法，不論是過去還現在，「共產黨」都是萬惡的、充滿問題的存在。這種認知根深蒂固，影響著台灣民眾如何看待「共產主義」、「共產黨」。也因此，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的同時，社會上仍可以瀰漫一股檢肅「中共同路人」的氛圍。

馮守娥曾在〈台灣白色恐怖與女性〉一文中指出：「既然現今的台灣社會，老百姓仍無法消除對白色恐怖的懼怕，仍無法安安心心過日子，就代表白色恐怖的陰影仍未在台灣絕跡；我個人認為，無論是平反、補償、撥正歷史，都只是在治標，真正的治本之道，應是在早日結束兩岸分裂與對立狀態。」

如果，我們對白色恐怖歷史的理解，仍以怨恨國民黨、恐懼共產黨作為基底，只強調冤假錯案與追捕審訊刑求，那也只是延續仇恨，把過去的對抗繼承到眼前。而進一步超越克服的可能，便是面對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不只認識白色恐怖，也認識紅色青春。如同《紅色青春》劇中母女、祖孫三代，因為放下仇恨對立，願意去認識理解，進而達到彼此間的和解。紅色青春，跨越了白色恐怖的歷史鴻溝，為我們指出一條通往和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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