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鉛筆經濟研究社

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圖／網路圖片）

01

新華社香港分社，聽上去好像是個新聞機構，其實，在2000年以前，新華社香港分社有雙重職能，一方面是新聞機構，但更重要的是中央在香港的工作委員會。一直到2000年，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也就是中聯辦，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這個職能才告結束。

所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其實就是中央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別官員——「大總管」。這個崗位曾經出過大事，那就是1990年4月，剛剛卸任新華分社社長職務的許家屯出走美國。

此事當時在國內影響很大。如此高級別的官員出走國外，上一次可能就是林元帥了。不過，到今天，還知道許家屯的人已經不多了。

許家屯寫有回憶錄，記錄了他擔任新華分社社長時的經歷和見聞。既然是回憶錄，作者當然會美化自己，醜化對立面。所以，對其中的內容不能輕信，需要核對比照其他史料才能確信。

不過，這也不要緊。作者固然會美化自己，但還是會在不經意間寫下很多真實內容。規律是：作者越是重點強調、要表達主張、觀點的地方，越不可信。相反，他不經意中寫出來的內容，往往真實可信。

厚厚一本書，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鍵是看你會看不會看。

我就在書中看出了一條作者並沒想表達的線索：在香港的花花世界裡，一個老共產黨員逐漸迷失，忘記初心，被「糖衣炮彈」命中，最終做出了重大錯誤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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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告而走，但許家屯並未墮落為恨國者。在海外的二十多年時間裡，他沒有發表過對國家不利的言論，沒有被反華勢力所利用，後來似乎還頗有悔意。繼續批判他個人，意義不大。

把這條線索揭示出來的目的在於：幫助現在的人們理解1980年代以來香港的這段歷史，理解內地駐港人員所遇到的獨特困難和挑戰——他們中的不少人，沒能戰勝這種困難和挑戰。許家屯就是其中之一。對香港的工作，因此長期沒能走上正軌。整體局面，頗為被動。

這種被動局面一直延續到最近。在97回歸之後，即使已經擁有主權，中央派駐香港的機構和人員，仍然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沒能推動香港社會走上正確的道路。這是最近幾年尤其是2019年香港亂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成這種局面的首要原因，就是當年香港相對於內地巨大的經濟優勢。所以，他們才有機會打造「糖衣炮彈」。

今天，內地人去香港，不會感覺香港有什麼「糖衣炮彈」。在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居民生活、文化環境等多方面，香港已經落後。但在許家屯那個時代，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差距，很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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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香港任職以前，許家屯是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第一政委，中央委員。行政級別之高，算是全國前幾十人之一了。就是這樣高官大員，到了香港，簡直就是土老冒進城了。

此前幾十年，許家屯都沒穿過西裝。1983年那一年倒是剛做了一套，一穿才發現，料子很厚，是冬天穿的，而且，很不合身。赴港上任是在夏天，沒法穿。只好穿一件短袖襯衫去香港，還按照當時內地官員的習慣，戴了副黑墨鏡。

許家屯是坐火車到港赴任的。這幅打扮一下火車，就被報紙嘲笑，說只有黑社會才戴黑墨鏡，襯衫也不合身，頭髮亂蓬蓬，被諷刺說是典型的共幹打扮，其實就是說他是土老冒。

看見相關報導，許家屯大受刺激。到了香港，頭等大事就是找人給他上了一堂禮儀課，好好學了一番先進的資本主義禮儀。並且，學了就用，第二天就趕緊去買西裝領帶。花了六百港幣，許覺得很貴了，沒想到，一穿出去，還是被人嘲笑西裝式樣陳舊、料子低檔，不合身份。

這事還被許拿到分社的會上專門研究。其他人表示，國家給的工資太少，買不起好衣服。許深感同意。當時，國家給分社副社長以上人員，每年每人補助一套衣服。許在書中說，在香港，人家穿衣服不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而且年年換新。國家這個補助，太少。於是便向財政部多要錢。幾經努力，果然待遇提高了。副社長以上人員，每年多補助一套。

後來，許家屯專門做了一套新西裝，配上平光眼鏡。大家都覺得不錯。土老冒終於不那麼土了。許家屯自己也很高興，說，我的形象終於被香港社會接受了。

接下來就是用車。初到香港時，管事的人問，您喜歡什麼車？許說，我在江蘇坐的是皇冠，挺好，就還是皇冠吧。管事的人一撇嘴，那哪行啊。您這身份，坐皇冠，太掉價了。必須是賓士啊，還得是黑色的，這才符合您的身份。於是，許家屯又增長了一些資本主義禮儀知識。

轉過年來，有人找上門來，提出以90萬港幣的價格，把一輛勞斯萊斯汽車轉讓給許家屯專用，說這種車才符合您社長的身份。許倒是沒敢接受。不久，李嘉誠又兩次向許提出：您這身份，來往香港北京，不能坐民航，得有自己的專機啊。有那種小型噴氣式飛機，和大飛機一樣穩。給您來一架？

雖然沒接受，但許家屯在回憶錄中寫道：「理解他的好意，暫時沒有迫切性，謝謝他的關心」。

這些敘述，基本可信。因為許寫下這些，是想要說他努力工作，盡可能融入香港社會，是想要誇自己。但在不經意間，卻讓我們看到了，由於經濟水準的巨大差距，雖然身為高官，但面對香港人，許全無自信，事事按照香港人的喜好、標準來——甚至到了逢迎討好的地步。而對於勞斯萊斯汽車、私人飛機等闊氣東西，許雖然暫時不敢用，但心嚮往之的意思，也很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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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經不知不覺在逢迎討好，工作上，也就不知不覺按照香港人的喜好來辦了。

九龍城寨是香港的一個「三不管」地區，也因此成為黃賭毒氾濫之地，就是一個貧民窟。按照共產黨的工作要求，地方幹部不但不能放棄這些地方，還要作為工作重點大力幫扶，給群眾切實解決困難，儘快消除貧民窟。

按照這種工作習慣，到香港不久，許家屯就親自去九龍城寨參觀視察。視察中，還和當地的居民代表直接溝通。許表示，要就相關問題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港英政府解決居民的生活實際問題。

沒想到，視察消息被報導出來以後，港英當局大為不滿，發表聲明，責怪許家屯這次視察事先沒有知會港府，並說和許家屯會談的居民代表不是註冊團體云云。

更有意思的是，新華分社內部，居然有人因此給中央打報告，說許家屯擅自行動，招致港英政府不滿。

對港英政府的不滿，和有人告他的狀，許家屯在回憶錄中都表示不屑。看上去，在這件事上，他堅持了自己的想法，可實際上，此後在香港的幾年裡，許再也沒有做過這種深入訪查民間的事情。看來情況是：口不服，心服了。

接下來就是開展各項工作了。許家屯認為，新華社香港分社此前都是「閉門不出」，和香港社會缺乏聯繫。他打算改變這種狀況。改變的辦法，就是把客人請進來，多溝通多交流。

這種想法本身很好，中央駐港機構確實應該深入瞭解香港社會，搜集各種資訊和民意，給中央決策提供依據。問題在於，許家屯的「客人」，幾乎都是香港社會的上層權貴或頂級富豪，至少也是知名人士。在回憶錄中，許家屯津津樂道地講述他和這些「大人物」打交道的經歷。

有一個香港富商，是統戰重點對象，也就是「老朋友」，去世了。許家屯不但參加葬禮，還親自扶靈，甘當「孝子」。許因此成為第一個公開給資本家扶靈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

另一個統戰物件也是富商，兒子結婚，許家屯專門出席，並在回憶錄中寫道：「觀了禮，聽了歌，看了舞，吃了菜，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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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接觸社會，融入社會」的方式還有：參加公司開幕或者周年紀念、展覽會開幕、酒會宴客、體育比賽、戲劇活動等等，許都熱衷出席。這種活動，他一年要出席五百多次——一天一次都不夠。逢年過節，還要給統戰物件送禮品、發賀卡。賀卡一發就是上千張。

當然，日常則是更多的各種飯局。為了吃好飯局，許家屯還在分社會議上正式把參加飯局和請人吃飯作為主要的工作方法，並制定了請人吃飯的標準。

開始，對頻繁的飯局，許家屯還不適應，但由儉入奢，就算難，能難到哪裡去呢。不久，他就在飯局中如魚得水、樂此不疲。畢竟，每次吃飯，他不是主人就是主客。這種眾人圍捧的感覺，很好嘛。

現在回頭看，香港工作之所以出現大問題，只走上層路線，放棄群眾路線，是主要原因之一。對許家屯來說，他不但不覺得「只走上層路線」有什麼問題，還把這當成自己辛辛苦苦工作的表現，美滋滋地寫在回憶錄中。

比如，為了爭取演藝界的友誼，他參加鐘鎮濤的婚禮，把汪明荃安排為人大代表，在香港舉辦京劇清唱會，並以未能和成龍見面聚首深以為憾。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家屯在香港上層社會的活躍，居然還在「老朋友」之間引發了醋意。老的統戰物件抱怨他：「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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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新華分社長期以來的工作是「只走上層路線」，後來制定香港基本法時，主要參加者就是香港中上層，香港下層基本被排斥在外——這麼大的事，當然要讓朋友們而不是陌生人來參加了。

當然，只走上層路線，也不是許家屯一個人的決定。當時，由於香港相對於內地巨大的經濟優勢，保持香港經濟穩定，成為重中之重。時任國務領導人就特意囑咐許家屯，千萬不要讓香港經濟出問題。香港經濟要是垮了，包袱太大，中央背不起。

當時香港政府年收入360億港幣，支出300多億，按當時匯率，約合人民幣100多億。相比之下，江蘇省當時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70多億人民幣——江蘇省可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差距如此之大，內地對香港說話時，底氣確實不足。時任國務院領導人就明確說，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另一位中央領導人甚至說，不要五十年不變，要一百年或更長時間不變。

政策層面要求穩定香港經濟，不敢多管事；許家屯個人層面，則是深感自己太窮太土，面對香港富人，更是直不起腰來。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新華分社在香港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和香港權貴、富豪、各界知名人士觥籌交錯、花天酒地，參加各種高級社交活動。估計，後來的中聯辦，也大致如此。

1986年，李嘉誠有一次單獨和許家屯談，說他要在海南島投資100億港幣搞開發，但條件是許家屯去海南當領導，或者是擔任開發公司的董事長。

從李嘉誠後來在大陸的投資表現可知，李嘉誠這就是在有目的、有計劃地打造官商勾結體，想把海南島變成李家島。而許家屯之所以被李嘉誠看中，選為官商勾結體「官」，顯然是因為他們彼此已經有了深入瞭解。許家屯已經成了香港權貴的「自己人」。

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敘述自己在中央受排擠、不被信任等等，雖然從他的敘述看，過錯都在對立面，但很有理由懷疑這些敘述的真實性。想同時成為兩方面的「自己人」，恐怕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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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底，中央決定免去許家屯社長的職務。接到消息後，許悵然若失。權貴們也紛紛表示要給許設宴餞行。由於要設宴的人太多，沒時間一桌桌吃過去，最後決定，開一個大的告別酒會。

以往新華分社在香港召開的國慶酒會，也就是三千人規模。這次送別會的規模，比國慶酒會還大，所以特意租了一個能容納四五千人的會場。告別酒會當天，幾千人的會場座無虛席。香港各界名流濟濟一堂。許家屯把這作為他在香港深得人心的表現，特意寫在回憶錄中。

其實，這正暴露了他這幾年在香港結交權貴之熱衷和之有效，甚至可以說，他確實很有條件擔任香港權貴集團的「白手套」——可是，中央不給他這個機會了。

1990年4月30日晚，許家屯不告而別，飛往美國，從此，他再也沒有踏上中國土地。2016年6月，許家屯在美國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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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李子暘：從一個人的經歷看香港亂局的原因
◎文章來源：鉛筆經濟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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