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辯證生成論

紀念恩格斯兩百周年冥誕專題
By 范振國 Kaan Kangal / 2021-03-18 17:49:37 /
左翼
摘要:

【編按】2020年11月28日是知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理論家恩格斯誕辰200周年紀念日。大多數人對恩格斯的認識,總伴隨著馬克思,比如恩格斯為馬克思的親密戰友,和馬克思共寫《共產黨宣言》等等。然而恩格斯本身是位傑出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在他誕生後兩百年的今天,恩格斯對辯證唯物論的研究與貢獻,可被視為當代生態學奠基者的思想家之一。美國社會主義雜誌《每月評論》在2020年製作紀念恩格斯200冥誕的專題,人間學社的范振國老師特翻譯其中兩篇文章:〈恩格斯的辯證生成論〉、〈人類世時期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介紹台灣讀者認識恩格斯對辯證唯物論的貢獻,此篇為第一篇。

◎作者:Kaan Kangal
譯者:范振國
原文網址:Engels’s Emergentist Dialectics


xx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圖/網路圖片)

當代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出於各種理由,在不同場合,都對辯證唯物論和科學社會主義共同的奠基者恩格斯,一致表達了推崇景仰之意。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寫道:「自然史作為整個唯物論一部份的概念,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主張,只是恩格斯對之做了更為詳盡的表述。」當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業已提出辯證唯物論長期研究的哲學命題。當恩格斯在寫作《自然辯證法》(Dialectics of Nature)的1870-1880年間,自然科學明顯可見的傾向,就是拒絕機械的世界觀,趨近自然有其歷史發展的觀念。恩格斯的貢獻是,把他那個時代自然科學隱而不顯的問題,更明確的陳述出來。從那時起,自然科學的主要問題,便和世界的歷程和世界的軌跡如和鏈接在一起,緊密相關。恩格斯也許沒有進一步完成他的著作,但是他留下的遺產,有助於我們不斷地豐富對自然界的哲學認識,並且導正我們這個時代自然科學的趨向。

生物學家哈丹(J. B. S. Haldane)1939年在為《自然辯證法》英文版第一版寫的序言中提到:「恩格斯對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貢獻,自《反杜林論》(Anti-Dühring)以來就廣為人知。但是恩格斯內容更廣泛豐富的自然辯證法,卻是在最近的一九二○年才被發現及出版」。「如果恩格斯的思考方法更為人熟悉,最近卅年間物理學觀念發生的改變,將會更平穩。假設他對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的評論更廣為人知,我做為物理學界其中的一員,一定會避免掉一大堆混亂的想法。」

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評論恩格斯1876年《自然辯證法》中,一篇題為:〈勞動從猿到人發揮的作用〉(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的論文寫到:「由於把勞動的作用置於核心,恩格斯對人類演化進步的理論,為世人提供了卓越的解釋」。讓古爾德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恩格斯如下的論點:「人類的雙手不僅是勞動的工具,也是勞動的產品,當人類學會支配周遭環境……在原始狩獵之外,其他技術──農業、紡織、製陶、航海、藝術、科學、法律和政治……,也發展起來了」。古爾德在別處也宣稱:「所有人類的演化隨著『基因-文化』(gene-culture)的共同演化起伏昇沈,19世紀『基因-文化』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最佳案例,早在恩格斯1876年的這篇著名論著中便已形成。」

演化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發現他的生物學概念和辯證唯物論原理有令人驚訝的高度一致性。他的簡論《辯證唯物論的基礎》(Roo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從美國生物史學家麥可‧亞當斯(Mark Adams)的一則趣聞開始寫起。

某次,亞當斯去蘇聯採訪包括札瓦德斯基(Kirill M. Zavadsky)在內的各類科學家。在採訪期間,札瓦德斯基問亞當斯:「你認識恩斯特‧邁爾嗎?」

亞當斯:「認得,而且很熟。」

札瓦德斯基:「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嗎?」

亞當斯:「不,就我所知,他不是。」

札瓦德斯基:「那可怪了,因為他的作品純粹是辯證唯物論的。」

邁爾起初對札瓦德斯基的評斷感到困惑,不久他便確認自己實際上完全支持,諸如歷程性(processuality)、普遍相關性(universal interconnection)、自然不斷變遷性(perpetual change in nature)這些辯證唯物論的原理。「只是這些原理,通過自然史和辯證唯物論分別達成的程度有多少(或許大多數),目前還不甚清楚。……辯證唯物論對恩格斯和馬克斯而言,是自然的普遍哲學,它首先是透過排除物質主義(physicalism)以及笛卡爾主義(Cartesianism)而獲致的。……在物理學與生物學等各類科學中,有必要發展這些特性和原理,以便建構對所有科學都一視同仁的,全面性的自然科學」。英國生化學家與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相同的脈絡下,注意到了恩格斯「自然是個過程,而且是辯證的過程」這一信念。恩格斯明確地把它的辯證法直接面對:

他同時代的科學家的靜態觀念,這些科學家對科學必將解決的大量矛盾,絲毫沒有準備,而且也沒有感受到自然充滿了明顯的,不可調和的對立與差異,這些對立與差異在更高級的組織層面會被融合,所有這些從量變到質變、對立的統一、以及否定的否定等原則,現在已經是眾所週知,成為科學界的思想常識了。(李約瑟《時間,不斷更新之河》)(Time, the refreshing river)

阿根廷科學家馬里奧‧邦吉(Mario Bunge)對恩格斯的辯證法和辯證唯物論的敵視是出了名的。不論在公開或私下場合,邦吉從不隱瞞他的立場。在一次和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克德羅夫(Bonifaty M. Kedrov)會面時,關於辯證法的老問題又被提起。邦吉說:「應用數學家密爾切‧馬利查(Mircea Malitza)邀請我到他的公寓聚會,同行的有塔斯基(Tarski)、克德羅夫和其他的人,當我告訴克德羅夫我鄙視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理由是:我反對辯證法。克德羅夫譏諷地回答我說:別慌!邦吉同志,馬克斯在資本論裡提到辯證法不過六次而已。」

雖然如此,在某些地方邦吉對馬克思的哲學也多所稱讚,他承認:「辯證法教導我們不要信賴靜止(stillness),因為他可能遮蔽鬥爭(struggle),並且不要信賴平衡(equilibrium),因為他可能是不穩定的(unstable)。辯證法同時也教導我們並不是一切的鬥爭都是惡的,有些鬥爭會造成新的更好的事物」。

辯證法的核理內核由以下假設構成:(1)一切事物都處在變遷的過程(2)在變遷過程的某一個關節點上,會產生新性質的事物。另外,邦吉對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堅持整合的是黑格爾(G. W. F. Hegel’s)的辯證方法,而不是他的整個體系,表示激賞。

恩格斯的自學成材,淵博多聞,連同他的研究,運用的大多是殘缺過時的材料這一實情,將以各種方式持續鼓舞後代的哲學家與科學家,是無需多言的。在預備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1920年早期的著作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面臨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否有出版價值的問題。他詢問了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意見,愛因斯坦說:從當代物理學的角度而言,這本著作並沒有什麼成績;但是它對恩格斯的智慧生命史,提供非常有益的觀照。

另外一個有名的例子是:理查‧列文亭(Richard Lewontin)和理查‧列文斯(Richard Levins),他們在《辯證的生物學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這本著作的開篇寫到:「獻給恩格斯,縱使大部份時期他都犯錯誤,但大方向上他是正確的。」

xxx恩格斯(圖/維基百科)

最後一個例子是,分析哲學家希拉蕊‧普特南(Hilary Putnam)也指出了同樣的觀點,他說:「我認為恩格斯是他那個時代最有科學素養的人之一。雖然他得到資料大部分是錯的,但是他具有的科學知識卻是豐富而全面的,《反杜林論》這本偉大的科學哲學著作,無論在科學哲學或其他領域,從各方面而言,都是很有意義的書」。有趣的是,恩格斯實際上已經預見了他這本著作的許多章節,在未來需要有更詳盡解說的結局。考慮到這一點,他在《反杜林論》第二版的序言寫到:

可是,也許理論自然科學的進步,會使我的工作的絕大部分或全部成為多餘的。因為單是把大量積累的、純粹經驗主義的發現予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就會迫使理論自然科學發生革命,這場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頑固的經驗主義者也日益意識到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舊的不變的對立,嚴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線正在日益消失。(恩格斯,《反杜林論》)(註1)

從我們現在的立足點回顧這位智慧巨匠的大量成就,首先應該關注的問題是:恩格斯有關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著作中,那些是不可或缺而非多餘的?對此,各種不同背景的學者專家,不同程度的讚同,恩格斯自具特色的「辯證生成論」,可以做為代表。

舉例而言,波蘭(Polish)歷史學家喬丹(Zbigniew A. Jordan)有力論證了:生成演化的核心觀念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中已經建立。依據恩格斯的生成辯證法,「物質實體有多層級的結構,這些層級每一個都是由一組不同性質,無法簡化,而且產生於時間較早、層級較低,依據完全無法預見的規律運作。」生成的觀念和恩格斯的辯證法,作為物體共存(coexisting)與相互依附(interdependent)的體系之間,互有關聯的科學概念,緊密相關。

恩格斯著名的格言:「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模式」。指出了物質在自然界,有創新、以及生成愈來愈高級組織形式的能力。這個原理,從恩格斯第一次揭示至今,已經成為辯證唯物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如蘇格蘭(Scottish)數學家和哲學家海曼‧利維(Hyman Levy)精準的論述,演化的辯證觀念指明了:「動物和植物的複雜形式,是從更為簡單的形式生成的;這個簡單的形式,可以透過和幾乎無法計算的年代相連接,回歸到愈來愈初始的形式」。即使邦吉也同樣相信,辯證唯物論具有重視「新性質」(qualitative novelty)、或「生成」、或者邁爾所謂的「不同系列的辯證過程,可以在每一個組織層級發揮作用的優點」。

因為不同層級的複雜性運動,構成了事物組織的層級。正如泰德‧本頓(Ted Benton)觀察到的,「自然必須被看作是有層級序列和內在差異的整體,這個整體被認為是聚合各類科學的前提」。自然的整體知識,預設了不同個體的相互關係,和各門科學不平衡的歷史發展。

自然界每一門科學處理的領域,所發現的不僅是運動複雜性的獨特層面,同時也呈現了宇宙演化歷史的一定階段。從另外一方面來說,自然的歷史性和各門科學持續的進展,必然導致科學架構重大的修正。嚴格檢視概念工具的運用,永遠都是理論的內在需要。這同時也隱含著不斷將新生事物和發現的新質,融入我們現在的思想內容裡。因此,恩格斯的辯證法關注的重心,主要圍繞著自然的新生事物和彼此的相互關係,就不足為奇了。與此相關的是,恩格斯把辯證法界定為全面研究自然界相互關係的體系。

「然而恰好辯證法對今天的自然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它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發展過程,為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繫,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研究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並從而提供說明方法。」(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註2)

在掌握新生性質和事物各種組織層面的規則時,辯證法理論使用了自己的概念架構、科學語言、研究方法,以及採取開放形態的範疇。恩格斯在某一章節討論到區別與分類各種科學科目的標準時,強調每一門科學本身具有符合自己獨特地帶的特殊運動形式。分析主題或許是:

「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因此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分類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裡。」(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註3)

關鍵點是,這樣的分類必須遵循客觀的系列和上述提及的運動形式的內在發展順序。不用說,自然事件的序列邏輯,本體論(logical-ontological)的重構,必須採取體系性的框架:

「當我把物理學叫做分子的力學,把化學叫做原子的物理學,並進而把生物學叫做蛋白質的化學的時候,我是想藉此表示這些科學中的一門向另一門的過渡,從而既表示出兩者的聯繫和連續性,也表示出他們的差異和非連續性。」(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註4)

當有機世界(organic world)從無機世界(inorganic)誕生,它便發展出獨特的運動形式以及自己特殊的規律。有機世界發展之前的歷史,存在於和它相矛盾的形式,也就是無機世界中。然而,有機界顯然的不同於無機界,它的體系具有在無機界從未見到的新生性質。最具關鍵性的就是有機界系統的行為模式,包括取得歷史資訊,都由基因程式(genetic program)引導。順著這個脈絡,恩格斯提供的卓越解釋不僅論證了化學和生物學等不同領域的相互滲透。而且引出了一個具有創造性特質的自我組織系統:新性質的自生系統(autopoiesis):

「…相反地,對有機世界的一切化學研究,歸根結底都回到一個物體上來,這個物體是普通化學過程的結果,它和其他一切物體的區別在於,它是自我完成的,永久的化學過程,它就是蛋白質。如果化學能製造出這種蛋白質,使之具有在發生時就顯然具有的確定形式,即所謂原生質的形式──這種確定的形式或(更正確地說)不確定形式,就是表示這種蛋白質潛在地包含著其他一切形式的蛋白質(於是就沒有必要去假定只存在著一種形式的原生質),那麼辯證的轉化也就在實際上被證實了,因而完全被證實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註5)

辯證生成論捍衛了「組織層級」不斷提高,和自然界有複雜的機械系統的觀點。每一個組織層級的接續,要依靠能讓新生性質得以繁盛的物質環境,相對於先前組織層級的複雜性,這些新生的性質必定是獨特的。不同層級的組織,可以藉由各自組成的成份,暫時區別開來。但是,如果把這些部份的相互關係和內部組織,納入考慮,它們真正的差異便會顯現出來。基本粒子夸克(quarks)聚集後形成複合粒子強子(hadrons),例如質子(protons)和中子(neutrons),接著構成原子(atoms),原子構成分子(molecules),分子組成細胞元素(cell constituents)和膠體粒子(colloidal particles),膠體凝聚產生組織(tissues)和活細胞(living cells),細胞產生器官(organs)以及生物系統(organ systems)……等等。

摩擦產生熱、光和電,碰撞也產生熱和光,也許還產生電,由此便有物體運動向分子運動的轉化。我們進入了分子運動的領域──物理學,並且進一步的研究。但是我們在這裡也發現,分子運動並不是研究的終結。電轉化為化學變化,而且又從化學變化產生。熱和光也是一樣。分子運動轉化為原子運動──化學。化學過程的研究面對著有機世界這樣一個研究的領域,即使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裡化學過程雖然按同一規律進行,然而是在不同於化學足以解釋清楚的無機世界中的條件下進行。(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註6)

複雜的高層組織,同樣也包含著來自低層的成份,無論如何,生成論的觀點不只是探詢哪個組織層面包含哪些部份?而且還關注這些部份在複雜的各個層面上,彼此如何相互關聯?其次,在評估複雜的互動層級時,辯證唯物論盡力把不同組織層級的物質融合(而非並列)為一個整體。

「因為有機論無疑是把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結合為一個整體的高度統一,而這種三位一體是不能再分離的。在機體中,機械運動直接由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引起,這和營養、呼吸、排泄有關,也同樣地和純粹的肌肉運動有關……在從化學過渡到生命後,首先應當闡述生命賴以產生和存在的條件,因而首先應當闡述地質學、氣象學等等。然後才闡述生命的各種形式本身,如果不這樣,這些生命形式也是不可理解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註7)

每一個包含在全體中的部分元素,透過彼此的互動和相互滲透,獲得了完整的型態,在這個整體中開始出現他們的性質,最終產生了上述提及的整體所獨有的、特殊的組織模式。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部份並不只為了成就它們所隸屬的整體才聚在一起,相反的,它們每一個互動結構,彼此關聯,相互滲透的方式,都是由所謂的整體所導致的。當生成論和認定;「較低層級的動力直接造成較高層級的複雜機制」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哲學觀點展開爭辯時,生成論頗具成效的駁斥了「整體不過就是包含在整體之中的各個元素之合而已」的觀念。整體遠大於部分的總和。

列文廷和列文斯很細緻的指出了「還原」(reduction)和「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不同。儘管較低層級的成分和結構,確實可以被看作是促使較高層級運動的徵兆。但這並不意味,較低層級的狀態同時就是造成較高層級相互作用的直接原因。「還原」是試圖「在較高層級中分析出來自較低層級的不同強度的徵候」。與此相反,「化約主義」則認定;「較低層級的力(force)是產生較高層級現象的實際原因」(actual causes)。也就是說;因為低層的結構可以共同決定、共同形構高層組織的事物發生相互影響的形式,比較高層的事物現象,可以回溯至它們較低層級的前驅者那裏。儘管如此,較低層級和較高層級的現象之間絕不會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它們要透過黑格爾所謂的關節點(nodal point)做媒介。

恩格斯在有些地方,把較高層級、更複雜的運動形式和較次要的形式相對照。他觀察到同時代的某些科學家耗費過多的精力,沉迷執著於把所有事物簡化為機械的運動。這樣對待運動的態度,抹煞了其他運動形式的特殊性。只關注機械運動的偏執,連帶的會無視於和某些較高級的、現實的、機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相關的運動,以及忽視了與較高級的運動形式同時產生的其他運動形式。最終導致對自然界各種類型的運動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係的無知。因此;「正如化學作用不能沒有溫度變化和電的變化,有機生命不能沒有機械的、分子的、化學的、熱的、電的等等變化一樣。」一種運動的形式在別種運動中顯現出來,而且彼此滲透。從個別物質運動領域組織核心的角度,主要形式與次要形式必須有所區隔。「但是,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並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質包括無遺。終有一天我們可以用實驗的方法把思維『歸結』為腦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學的運動;但這樣一來就把思維的本質包括無遺了嗎?」(註8)

以上引述的這些文句,清楚的說明恩格斯設想了較低層級的元素在時間上是構成較高層級新生事物組織的成分。恩格斯同意,目前的運動形式可以追溯到它過去的發展軌跡(還原),但不認為較高層級的新生事物的性質,單靠它所源生的較低層級就可以說明(化約論)。

務必牢記,19世紀後半,哲學上化約主義的潮流和理論的自然科學,是促使恩格斯提出另一種論點的原動力。1870年初,針對當時化約主義唯物論者的觀點,像路德維希‧畢希納(Ludwig Buchner)物理事件與力的二元本體論,或卡羅‧佛格特(Carl Vogt)和雅克伯‧摩里斯喬特(Jacob Moleschott)把人的思想化約為腦體(brain substance)或磷脂(phosphorus fat)的粗劣論點。恩格斯計劃寫一些簡明扼要的回應;但是當達爾文的演化理論快速的被社會主義者和反動的自由派書籍政治化的時候,恩格斯先前的回擊計畫,隨即轉向了建構主要體系(《自然辯證法》)的任務。警訊首先發自於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失敗,接著是1873年的經濟危機,最後則是1877年社會民主黨在國會的成功勝選。

反動的生物學者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奧斯卡‧施密特(Oscar Schmidt以及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力圖削弱社會主義者接受達爾文主義。最具破壞性的是,海克爾藉著論證動物世界的規則也完全適用於人類社會,極力原封不動地保留社會達爾文主義。

當上述提及的人物被列入《自然辯證法》的抨擊名單(hit list)之時,恩格斯同樣也注意到各種和化約主義者爭論相關聯的論題,並且準備做出回應。新康德主義者(neo-Kantian),像馬蒂亞斯‧許萊登(Matthias Schleiden)之流的生物學家,張揚實證主義的洶洶之勢,便是恩格斯預備回擊的諸種論題之一。他們公然抨擊黑格爾式的哲學以及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把魯道夫‧菲爾紹和海克爾批駁的毫無招架之力。連同這些論辯持續展開的各種議題,主要聚焦於新康德主義的植物學家卡爾‧內格里(Carl Nageli)首先提出的不可知論(Ignorabimus),藉助於康德的物自體(thing-in-iteself)概念,內格里斷言:「自然法則的無限性和普遍性仍舊是神祕不可知的。人類心靈只能掌握自然界有限的領域」。這些非常著名的命題,在各門科學不斷零細化的新康德主義潮流下,以及滿懷敵意的面對自然辯證哲學的實證主義趨勢中,有充分的表述。

除了細胞與演化的生物學理論,能(energy)的熱力學(thermodynamic)規律也排上了恩格斯的議程。正如1880年初,自然辯證法手稿的片段記錄所示,直到1883年馬克思逝世前,恩格斯的注意力便轉向並且主要集中於當代物理學的發明。由於發現了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他不得不中斷自己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為準備出版馬克思的著作,投入了全部的心力。

也許,恩格斯沒有留給我們處理完整的自然哲學,但他留下了研究計畫的全面輪廓,它必定是開放而且不完美的。實際上,恩格斯十分清楚,這種不完整性和沒有終極答案的開放性,恰是他研究計畫的特色。恩格斯諸多未完成著作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它成功的論述了,辯證唯物論如何繼承了黑格爾的遺產,幫助我們航向(navigate)仍須探詢的難題、必須更清晰陳述的提問,以及亟待探索的領域。就我目前的領會而言,辯證唯物主義針對最近有關生成論和科學哲學的化約論,只提出了一小部份自己的立論。因篇幅所限,無法在此全面展開論證,但是仍希望提出一兩個能支持我直覺的觀念作為補充。

恩格斯把許多黑格爾有價值的遺產整合到馬克思哲學中,因而為建構辯證唯物主義的生成論掃清了路障。他堅持的觀點是,組成實體的每一限定物,如果彼此之間沒有相互依附,交相互動,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演化的變革,導致限定的部分聯合起來,形構了一個無限自我發展(self-devolping)的總體(totality)。這些限的定部分被認為是總體的構成要件,因為它們共同決定並且共同創造把彼此交織在一起的內在關係。因此,針對實體的基礎結構進行嚴格的辯證研究,務必要在它的範疇架構中,自覺的展開自我批判。向不斷的重建敞開,便是其中的一種態度。

所以,客觀的新生事物以及它們如何與主觀呈現的思想內容融合為一,就不是無關緊要而是必須關注的核心命題。在1878年,《自然辯證法》的設想中,恩格斯很明確的陳述了這種觀點,並將它作為辯證法的第四規律,亦即;「螺旋上升的發展形式」(Spiral form of development)。關注某物如何從它物生成的形式結構,是支撐這個法則最基本、最單純的觀念。粗略地說,當一組事物產生另外一組事物的時候,先前的階段已經蘊含了後一階段出現的潛能。映入眼簾所顯現的事物是先發後至的。

黑格爾《邏輯學》(Logic)〈本質論〉(Doctrine of Essence)有一經常被忽略的章節;「反思的運動」(Movement of Reflection),有助於更深入的理解「生成論的辯證邏輯」。這一章的部分段落,強調了黑格爾所謂的「建立的」(positing)「外在的」(external)和「進行規定的反思」(determining reflection)。這三元結構,可以等同於另外一對專有名詞;「進入自身的反思」(reflection-into-self),「進入他者的反思」(reflection-into-other)。雖然黑格爾此處探尋的是純粹的邏輯研究而且使用了晦澀的語詞,但是他引領的思路,為更深入的闡述恩格斯生成論的辯證法,鋪下了豐沃的土壤。當某一事物產生另一事物(亦即:進入他者的反思),新出現事物的會受到它所從出之物的影響(進入自身的反思)。這也就是說;某物(建立的反思)由於造成它物的變遷(外在的反思),本身也會受到這個變遷的影響(進行規定的反思)。因此,在前之物變成它自身活動的附屬品(coproduct)。這種自我參照(self-reference)或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領域,我認為是,恩格斯辯證生成論的核心。新生結構和自生系統(autopoietic)就是明證。

註:
1、原文中使用到恩格斯著作之英譯片段,譯者為避免原意誤解與行文精確度,中文翻譯統一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譯文,並於註釋說明,後段行文亦如此操作。本段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15。
2、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383
3、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593
4、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595
5、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599-600
6、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599
7、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594
8、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0卷,頁591

◎作者:Kaan Kangal
◎譯者:范振國
◎原文網址:Engels’s Emergentist Dialectics

【紀念恩格斯兩百周年冥誕專題】
恩格斯的辯證生成論
人類世時期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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