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近幾年中美關係緊張，台海局勢被全球各界認為最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區域。如何理解中美關係或中美矛盾，關係到對世界安危和發展前景的判斷。對此，盧荻老師在本文指出，把中美關係視為合謀論或爭霸論，都有著「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然而，中國不從外部汲取任何壟斷租金的經濟發展，正顛覆性地撼動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因此這不是合謀也不是爭霸，以中國的體量和現代化方式，必會對既有資本主義體系造成影響，而前景如何難以判斷。本文原刊於《明報》，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2022年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印尼峇厘島舉行的G20峰會上會晤。圖源：新華社

超越眾說紛紜 理解「中美矛盾」

◎作者｜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

中美關係或中美矛盾的實質是什麽？這是關係到今日世界安危和發展前景的問題，其解答既是客觀展望未來的必要憑藉，也是各種政治勢力、相關主體自我定位的必需。在輿論公共空間上，必然就有各式各樣的解答，審慎分析和虛心探討之外，更多的是話語霸權、成見偏執、雙重標準、自說自話等等。

這其中，最是虛幻的應數歐美建制主流的所謂「價值與利益的二元對立」話語，倒是各路「自封左派」理解到價值本身就是物質世界的組成部分，同樣必須置於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中加以檢視，歸根究底就是如何理解今日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

虛幻的「價值與利益的二元對立」

筆者在年初曾與一位活躍於德國社運界的研究生有一番談話，主題是關於歐盟製定中國政策的爭論，據她介紹，歐盟尤其是德國的主流政治建制話語幾乎都是沉迷於「價值與利益的二元對立」而無法自拔，呈現出莫衷一是、遲疑不決的局面。

無獨有偶，近期歐美與中國的多種層次的交流隨著抗疫限制成為過去而逐步恢復，重新訪華的學者紛紛發聲談中美關係，而中國學者也多有回應，兩者的主調也都是來自「價值與利益的二元對立」的認知框架。美國方面總要高調談價值觀，就是將中美矛盾歸結為意識形態分歧，說美國一心一意要求中國的演化方向是「越來越像它」但是求之不得。而中國方面總要解釋意識形態分歧有其限度，即使真的有分歧也應該管控，應該顧及利益考慮。

這個認知框架的缺陷，首先是假定了美國以及整體西方國家集團在世界範圍的行為，真的是價值觀驅動，無視於它們往往要求世界「要按我說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更加根本的是，這個框架顛倒了現實上的價值與利益的關係，一方面是裝扮成價值遠比利益高尚，另一方面是遮蓋了價值只不過是利益的反映。

一旦勘破了認知的迷障，則需要探究的是回到了本文開篇的問題：中美關係或中美矛盾的實質是什麽？中國與美國、以及中國與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有什麽利益一致性和衝突？在這其中，價值和認知又扮演著什麽角色？

圖為2021年4月10日，中美選手參加乒乓球友誼賽。圖源：新華社

合謀論、爭霸論，還有什麽？

在西方社會中關於中美關係的討論，強調需要將價值觀置於物質關係、物質意義的分析的，大致上是各路「自封左派」。這其中最易辨認的是兩種極端論斷，一是認為中國與美國是合謀關係，共同利益超過分歧，另一是認為兩者是爭霸關係，是依托於民族-國家的壟斷資本的國際角逐。

合謀論很符合某種絕對化的政治正確性，就是視中美政治建制都是代表資本利益，都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的對立面，因此它們很有理由聯合起來共同壓榨人民，也因此它們很容易達成妥協、透過討價還價解決爭端（甚至乎台灣問題）。這個論斷的源流可以上溯至所謂「超帝國主義」理論，即是各國壟斷資本之間傾向於聯合而非鬥爭，同時也蘊含於時髦的「後現代帝國」理論之中，即是抵抗帝國的元素多種多樣但大都是分散化的力量而非國家建制。

爭霸論的源流是關於經典模式的、現代帝國主義的理論，認為壟斷資本之間必然是鬥爭為主，這首先是因為競爭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其次是進入現代以來資本與國家緊密結合，導致經濟競爭轉化為經濟、政治、軍事等多個領域相結合的總體鬥爭。就中美關係而言，各路「自封左派」認定美國是壟斷資本主義毋庸廢言，認定中國方面則強調中國經濟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並且在此基礎上壟斷資本成為主導，其技術力量也快速趨近於發達國家，所以，與美國的關係必定是帝國主義角逐。

可以說，無論是合謀論還是爭霸論，都是深深透著「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的味道，就是無視於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或所謂「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的霸權性質，從而才能得出「中美皆為壟斷資本無差異」的倡言（這種倡言在近十年前的台灣反服貿運動和香港佔中運動時曾經讓「自封左派」憑以跟在運動後面搖旗吶喊而很自得）。

歷史空前的「亞當·斯密在北京」

關於今日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美國-意大利學者Giovanni Arrighi在其名著《亞當·斯密在北京》中，描繪出一幅「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深感陌生的圖像，一個後者難以理解的狀況及其前景。

按照Arrighi的論述，資本主義的常態其實就是壟斷，就是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在體系所及的空間範圍上建構和施行霸權，以此汲取壟斷租金，包括對自然資源的壟斷佔據。這個常態貫穿於自十六世紀以來整個資本主義歷史的各個長周期或霸權體系，包括地中海城邦、荷蘭、英國、美國等主導下的體系。而中國的崛起卻是異例，因為它的政治經濟特性遠離跨國壟斷和霸權，並不從外界汲取壟斷租金，從而，它所塑造的世界將是斯密經濟學的世界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形成。

這裡的理論基礎是斯密經濟學所描述的「世界」，指的是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協調所有的個人化經濟活動，同時透過市場規模的擴張深化專業分工推動生產率提升、經濟發展。可以判斷，現實上中國本身及其在世界上的狀況，遠比美國以及整體發達資本主義集團更符合這種描述。

由此可以伸論，美國霸權具有雙重性質，一是為了美國資本在全球攫取壟斷租金，這是直接使命，二是作為全球資本的「領主」要維護其主導下的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再生產，這是抽象使命。之前的川普政府更傾向於只注重前一項，今日的拜登政府則是兩項都要，然而這兩者其實僅僅是短期取向與短期長期兼顧取向的差異，因為抽象使命畢竟還是直接使命的必要前提或基礎。

正是在第一個層面上，中國的哪怕是完全不從外面汲取任何壟斷租金的經濟發展，因為逐漸削弱美國的科技和金融壟斷、資源獨佔，顛覆性地撼動美國資本的根基。這不是合謀也不是爭霸，而是對帝國、帝國主義的抵抗，符合全世界勞動者的利益。

在第二個層面上，今日中國早已不再輸出革命，沒有任何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的動力和客觀作為，但是，以中國的體量和現代化方式，其發展必然會要求資本主義體系必須根本性地自我調整和改造（這在諸如碳排放等等的資源再分配意義上已經是十分明顯），這個前景如何卻是難以判斷。

◎本文原刊於《明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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