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南風窗
◎作者：姜雯

「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陳映真（1937-2016）。

今年8月，由陳映真創辦、以「左翼批判」為精神的台灣人間出版社，宣布將於年底歇業，這似乎宣告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但值得慶幸的是，陳映真的小說全集（共為三冊，《將軍族》《夜行貨車》《趙南棟》）在6月於大陸完整出版。

陳映真被譽為「台灣的魯迅」，他是20世紀後半葉中國台灣文壇重要的小說家、思想家，他的作品「遲到太久」來到大陸，但這「遲到」也許是某種歷史寓言式的相遇？也許只是「遲到」得剛剛好而已？

台北近郊，我坐在傍晚的淡水河邊，望向對岸的觀音山，天上的雲厚壓壓一片，仿佛在遠方堆起了另一座山頭。夕陽緩緩跌落進雲裡，天光暗下去，晚霞在水面反射出粼粼的波光，湧動如潮……

我試圖從這河流裡打撈起上世紀50年代的陳映真，那個帶著昂貴的學費，從貧困的鶯歌鎮前往「淡江英專」（後為「淡江大學」）求學的憂悒的青年。他在淡水這個小鎮上「不知何以突然對於知識、對於文學，產生了近乎狂熱的飢餓」，他耽讀魯迅、巴金、老舍、茅盾，而後轉向社會科學，《大眾哲學》《聯共黨史》《中國的紅星》《馬列選集》……

那是5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閱讀這些「禁書」是可能招致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難的。而也是這些被禁封的歷史，讓陳映真覺得自己在日日「不能自抑的豹變」，卻不知道自己終將蛻化成什麼。

陳映真1937年出生於台灣竹南，本名陳永善，而「陳映真」是他雙胞胎哥哥的名字。一個「真」，一個「善」，想必來自他那個做牧師的父親的期盼。他們總是在上學的途中，在田埂上討論一朵開放的野花、追逐麥田裡的蚱蜢，還因為兄弟倆形貌酷似，而需不厭其煩地向長輩解釋哪個是「阿真」，哪個是「阿善」。

然而，9歲那年，阿真病死了，那是阿善初嘗死別之苦。這個哥哥，也隨著阿善的成長與他合為一體。陳永善在他發表小說初期用過很多筆名，直到後來，他用了哥哥陳映真的名字，「驀然感到滿足和安定的情緒，就此沿用了下來」。

就在哥哥離世後一年，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當局派遣軍隊鎮壓殺害台灣民眾。兩年後，台灣正式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當時壓抑的政治氛圍讓青年人感到虛無和蒼白，陳映真於1959年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面攤》後，《我的弟弟康雄》《鄉村教師》《將軍族》《凄慘的無言的嘴》等短篇小說陸續刊登在60年代的《筆彙》和《現代文學》等雜誌。

作家白先勇當年就在辦《現代文學》，他寫道，陳映真早年的這些作品有「一種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情緒，很動人，很吸引年輕讀者……他的文字直指人心創痛處，也因他以非常認真、嚴肅的態度看待人，尊敬人的痛苦」。

2004年，雲門舞集排演《陳映真風景》，向文學家陳映真致敬

2004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更是將陳映真的小說改編為舞劇《陳映真·風景》，可見陳映真當年在台灣文壇的影響力。

左翼思想的萌芽

在陳映真兒時的記憶裡，屋後遷來一家姓陸的外省人，而陸家的大姐是一個20歲上下的女子，她為陳映真的綠豆田澆水、陪他做功課、教他唱大陸兒歌。在一個冷冽的清晨，他看著陸家大姐被兩個高大沉默的男人押出房門，這是哥哥死後，他第二次感到「深刻而無從理解的寂寞」。還有那個曾經為了一個佃農的兒子而甩過陳映真一巴掌的吳老師，在半夜裡被軍用吉普車帶走。

1951年陳映真去台北念初中，常遇到軍人在台北火車站的柱子上貼著告示，上面是一排人名並用「猩紅的朱墨打著令人膽戰的大勾」：「加入朱毛匪幫……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

而就在他所讀的中學隔壁，就是「警備總部」的看守所。上下課間，他會看到婦人、幼兒帶著食品和衣物前去探望政治天牢中的親人。從看守所高大的圍牆下走過，陳映真總是不自覺地向那幽暗的窗口望去，「忖想著是什麼樣的人，在那暗黑中度著什麼樣的歲歲年年」。

陳映真

從父親書房找到父親不忍銷毀的魯迅的《吶喊》，是他的啟蒙之書，爾後陳映真在1957年進入「淡江英專」後在「禁書」中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了解到「革命」，了解到「中國」，他的左翼思想隨著閱讀開始懵懵懂懂發芽，並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對勞苦大眾的關懷，以及對台灣高壓統治的反思。

如《我的弟弟康雄》中那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的康雄，這個虛無的少年在他的烏托邦世界裡建立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卻因自身道德上的「不純潔」，像是贖罪似的走向自戕的道路；如《鄉村教師》中從南洋戰場回鄉的吳錦翔，一邊夢想著「像一葉秋海棠」的中國地圖，卻最終因著「吃人」的社會而割腕；還有《麵攤》裡那個從南部北上的帶著病童的母親，陳映真以女性視角描寫她在城鄉移民重壓之下內心幽微的情感……

1961年，陳映真從「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畢業後開始服兵役，他在軍中了解到外省老兵傳奇而悲憫的命運，體會到歷史殘酷地在這些人身上留下的創痛和無奈，後寫下《將軍族》。這部小說描繪了一個下層老兵「三角臉」和一個備受欺凌的女性「小瘦丫頭」的故事，最後兩人似「殉情」一般結束自己的生命，但這種「情」是世俗情愛的升華。

《將軍族》封面

「第二天早晨，人們在蔗田裡發現一對屍首。男女都穿著樂隊的制服，雙手都交握於胸前。指揮棒和小喇叭很整齊地放置在腳前，閃閃發光，他們看來安詳、滑稽，卻另有一種滑稽中的威嚴。一個騎著單車的高大的農夫，於圍睹的人群裡看過了死屍後，在路上對另一個挑著水肥的矮小的農夫說：兩個人躺得直挺挺地，規規矩矩，就像兩位大將軍呢！」

作家王安憶在《烏托邦詩選》裡提到這個故事，她說她和陳映真的相遇就在一本書裡，書裡的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她的心，她覺得這個人有種「奇異的愛心」，她想著：「具有這樣的情懷的人該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能將感情體味如此之深的人該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這個人心中的情感的源泉是什麼？來自何處？」

王安憶著《烏托邦詩篇》，開篇寫「一個人在一個島上，也是可以胸懷世界的。」

與歷史的風雷相遇

1963年陳映真進入「強恕中學」擔任英文教師兩年半，這時候，作家蔣勛便是他的學生。

蔣勛寫道，印像中陳映真「穿著比一般老師隨便。長髮蓬鬆，一條皺巴巴的褲子。常常是一雙涼鞋，拖拖趿趿，走在校園裡……那個在作品中流露著深沉的感傷與憂鬱的作家陳映真，和在校園裡因為逐漸熟悉起來，可以跟孩子們又笑又鬧的老師陳永善之間便有了一種奇異的混淆」。

兩年後，陳映真進入美企輝瑞藥廠。那時的陳映真開始實踐自己的左翼理想，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卻仍感到「被牢不可破地困處在一個白色、荒蕪、反動，絲毫沒有變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絕望與悲戚」，這時候他發表了《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獵人之死》《最後的夏日》《第一件差事》等小說，裡面不無呈現出他的「困境」。

1985年，陳映真在台北紫藤廬（張照堂/攝）

這種「困境」和「實踐」讓他最終，走進那個他曾從高牆下路過的幽暗的窗戶裡。1968年，他因為「民主台灣同盟案」（統稱「匪諜案」）被捕入獄，判刑10年。別忘了，那是台灣「反共肅清」的年代。陳映真因為進口左派書籍到台灣、在讀書會上閱讀魯迅等被禁作家的作品，被人告發而被捕入獄，在1970年春節前被移監到台東泰源監獄。

陳映真將這稱為「久客遠行」，在遠行前父親去看他，在十來分鐘的晤談裡，父親說了一句讓陳映真銘記於心的話：「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

因為「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對左翼人士的「肅清」，台灣的左翼之火已在漸漸熄滅。陳映真是「本省人」，入獄前也未受到「白色恐怖」的侵害，因著「思想」而成為一個「政治犯」，現在的人間出版社發行人呂正惠形容他是這場「大革命」的「遺腹子」。而就是這樣一個「遺腹子」，在遷去台東泰源監獄後，遇見了數百名在1950年代被投獄、幸免被刑殺、在縲紲中已度過20年上下的政治犯。

陳映真

這一刻，陳映真和歷史相遇了，台灣本土的左翼火苗被接續了。

「他終於和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會見了少小的時候大人們在恐懼中噤聲耳語所及的人們和他們的時代。他看見了他在青年時代更深人靜竊讀破舊的禁書時，在書上留下的眉批，在扉頁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簽上購買時期，端正地蓋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裡，在放風的日日夜夜，他帶著無言的激動和喟嘆，不知饜足地聽取那被暴力、強權和最放膽的謊言所抹殺、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歷史雲煙。穿越時光的煙塵，他噙著淚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靈魂的戰栗諦聽那逝去一代的風火雷電。」

在獄中，陳映真從報紙上看到「保衛釣魚台運動」正激動地展開。他也從各種文學雜誌中感受到「現代主義」的文學氣息，這與他所堅持的「寫實主義」不同，「文學是什麼、為什麼、為誰」這些問題盤旋於他腦中。

1980年代，陳映真在日本交流協會前參加抗議活動

窗戶外的世界正在悄然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人間

1975年，因著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特赦」，陳映真減刑三年提早出獄。

出獄後，陳映真擔任《夏潮》雜誌的編務，與此同時仍孜孜不倦地寫小說、評論甚至論戰，也仍將炙熱的身體和真誠的靈魂投身於整個社會的觀察和運動——不僅在台灣，還包括另一頭的大陸。

從1978年到1982年，陳映真發表了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包括《夜行火車》、《上班族的一日》、《雲》和《萬商帝君》，描寫和批判了跨國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宰制甚至是扭曲。在《萬商帝君》中，從鄉下北上的林德旺進入一間跨國企業，心心念念希望被上司看到並升遷，卻如一顆「無用」的螺絲釘般被拋棄，最後發瘋；在《雲》中，女工們被跨國工廠盤剝、壓榨，她們奮起反抗，卻仍被資本冷漠地碾壓過去；人們在資本主義編織的美夢中上班、下班，在這台高速運轉的大機器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小小的位置……

《夜行貨車》，1979年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趙剛教授（著有《左眼台灣：重讀陳映真》《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1960年代》）說：「大陸改革開放這麼多年，還沒有一本小說像陳映真這樣去描寫這種合資企業，但合資企業確實深刻地影響了大陸各大城市的生態。在這裡頭工作的人是什麼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是什麼？跨國資本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跨國資本如何作為一個有生的文化力量影響著當代中國大陸？」

「我想，陳映真完完全全知道他的小說，不僅僅是寫給台灣人看的，也是寫給有共同命運的億萬大陸人看的。」誠然，陳映真的胸懷不僅僅只有地理空間上的台灣，還有綿延的歷史長河中的中國，以及廣闊的被殖民被帝國主義壓迫的第三世界。

就像《山路》中那個曾為了革命，一心赴死的蔡千惠所寫下的那封震撼人心的信：「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只是，面對廣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鬥爭，怕是要比往時更為艱苦罷？」

1985年，一本在台灣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左翼雜誌誕生了——《人間》，一本結合報告文學、寫實影像、深度報道的月刊雜誌。在《創刊的話》中，陳映真寫道：「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此時的陳映真，更加積極地投身於各種社會運動現場，「從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去看台灣的人、生活、勞動、生態環境、社會和歷史」，從「現場」中還原那些被現代化社會遺棄的人事物。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同仁

例如1986年在台灣發生的「湯英伸事件」，一個從南部去台北工作的原住民鄒族18歲少年，誤入求職陷阱而進入一間家庭洗衣店工作，還未工作，就先欠下「介紹費」，還被雇主扣留身份證。在繁重的工作下，他想辭職，老板不許，「介紹費」也還沒還完，在與老板的衝突之中湯英伸殺死了雇主夫妻和他們兩歲大的女兒。

湯英伸不是一個惡魔，陳映真看到了其中台灣社會對弱小、對邊緣的原住民的歧視、壓迫和不公，這不僅是一個個案，而是反映了整個社會和時代的畸形。在一段視頻資料中，陳映真在湯英伸的追悼會上穿著黑褲白衣，黑白相間的頭髮下是他堅毅的眉毛和眼睛，他不無憂思地用那低沉卻富有感染力的聲音說：「……我們怎樣去減輕，那種默默無聞的，被噤默，被掩蓋起來的，那種來到平地以後受到的屈辱、壓迫、欺騙……」

1989年，《人間》雜誌因為不勝財務虧損而停刊，人間出版社於這一年成立。而《人間》時期的陳映真，也是陳映真在台灣最被看重的時期。之後，隨著台灣「分離主義」的聲音甚囂塵上，陳映真這樣一個「並不激越的愛國者」漸漸沒入地平線下，白先勇曾寫道：「台灣文學應該要給他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相互理解的錯位

1990年以前，陳映真從未去過大陸，只能從書籍、族譜、外省老兵、獄中的「老同學」、被捕的大陸漁民那去了解對岸。不過，1983年，陳映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在那裡他第一次見到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其中包括茹志鵑與王安憶母女。彼時王安憶29歲，陳映真46歲，「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地在展開著。

王安憶這樣形容第一次見到陳映真時的情形：「在接機的人群中，有這個人，他穿一件桔黃的襯衫，他很高大，他有啤酒肚，他的眼睛很『仁慈』。」

那次出國也是王安憶第一次看到那麼多「西洋景」，她更是寫道：「假如我沒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王安憶視陳映真為「偶像」，但不管是1983年在美國，還是1990年之後在中國大陸，兩個人之間卻總有一種「錯位」。1983年的王安憶談著「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而1983年的陳映真在講著「工業化資本化的現代社會中人性的可怕危機」；1983年的王安憶覺得陳映真「享了個人主義的好處，卻來賣乖」，而1983年的陳映真生氣地說：「你是故意要反對嗎？」

1983年，台灣從50年代開始，經歷了60、70年代的經濟騰飛，比大陸早發展了30年；1983年，大陸改革開放才剛剛起步不久，人們正急於脫貧，去享受那文明社會的基本的舒適。陳映真當時思考的是30年後的大陸，但那時候的人怎麼會去理會這些，陳映真多少是「不合時宜」地講著那些話。

更激烈的情形還發生在後來幾次陳映真來大陸交流時，他被同樣出生於30年代的和往後幾個年代的作家訕笑。趙剛認為，這是一種相互理解的錯位，這是陳映真很感困擾的東西。

「陳映真說『我們中國』的時候，是完全從心裡頭說出來的，他的那些左翼話語，應該在大陸有很多人能夠理解。但他去大陸時，沒有人跟他談論關於環境、人的尊嚴、人的商品化的問題……」

「他在台灣沒有知音，很孤獨，到大陸也孤獨。他一輩子在台灣寫文章，反對現代派，到1980年代大陸都講現代派、歌頌現代派，認為寫實主義是個老掉牙的東西，他又是寫實主義的。」

「他是屬於一種革命的人格，有著革命的精神，在後革命的時代裡永遠格格不入。因為大家不喜歡談論那麼大的問題，誰想談大問題？他太嚴肅。」不過，陳映真的「革命性」並不以一種教條、刻板、單一的樣貌呈現在他的文學裡，他的文字浪漫且柔美，他的文學豐富且深刻、世俗且超越，更如他本人一樣滿懷理想主義的色彩。

台版《趙南棟》封面（人間出版社出版）

在小說《趙南棟》裡，左派革命者之子趙南棟在監獄出生，成年後卻變得虛無和墮落。「趙南棟長大後是那麼地虛無。仿佛在警告所有這些有理想的人，你有理想嗎？你可要小心點，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你的兒子都會變成這個樣子。你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嗎？」梁文道如是說道，「陳映真仿佛就要用自己全部的作品，去對過去百年來保持左派革命理想，並終於為此被犧牲被埋沒的那些人，說一句『我會好好照顧他的』。托付與他的，他也必將帶著走下去，直到最後一天。」

2006年，陳映真因中風入住北京朝陽醫院，2016年於北京病逝，享壽79歲。

陳映真手稿

——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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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陳映真的真，是什麼真
◎文章來源：南風窗
◎文章作者：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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