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 > 文學野草集
陳明成和陳芳明：學者是如何自我閹割的？
陳明成在學術的外衣之下，選擇了放肆地污蔑、攻擊和詆毀，學術其實成了上綱上線的政治批判，成了帶毒的匕首，在在顯示著自己的卑劣；而陳芳明在學術的外衣之下，選擇了逃避、扭曲和閹割，用貌似漂亮的文辭，掩飾著自己的膽怯，吹出一個個自我催眠的肥皂泡，顯示著自己膽怯。
致湖北
【編按】1月23日凌晨兩點，武漢發佈「封城」通告，當日上午10點全市離漢交通全部關閉，從那一刻起，武漢被按下了暫停鍵。歷經76個日夜，4月8日零時，武漢終於重啟。作為中國大陸防疫的重中之地，武漢「解封」具有指標性意義。在武漢人民犧牲奉獻迎來曙光的這一刻，犇報特分享由王睿所作〈致湖北〉一新詩，表達對湖北與英雄武漢的敬意。
魯迅今日還能教我們什麼？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這位大文豪留給孩子的遺言卻是不要做空頭的文學家。魯迅不是高踞在上的、傲然不可親近的文學導師，他總是親切有味，深知人情世故而不世故的，保持孩子似的純真。只有這樣葆有童心的作家才有活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跨越各種文化的藩籬界限而成就寬厚博大的胸懷。文學藝術之所以可貴，正在於文學能夠涵養讀者對於他人的同情理解，能夠消弭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使不同時代、民族的心靈能夠真誠地結合在一起。我們今日閱讀《吶喊》、《徬徨》時仍然從字裡行間獲得感動與警醒，那都來自近代中國苦難的歷史與魯迅的智慧和純真。
台灣的荷馬：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
近日台灣高中國文課本一首新詩在網路上引起爭論，這首新詩即是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的〈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2018年時，著名報導文學作家藍博洲撰寫〈台灣的荷馬：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一文介紹這位不向命運妥協，且投身台灣社會運動的朋友。犇報在此分享舊文，讓網路上對這首新詩充滿爭論時，透過此文理解莫那能寫詩的背景，以及參加原運、社運以及統運的經歷。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理想主義的傳承與失落
這牽涉到左翼對於自身存在與實踐的認識問題：我們如何避免在一種歷史失憶的狀態下自大且自戀地燃燒我們的哥倫布情結，並進而把自身的思想與實踐置放在一個歷史的長河中，既自覺於傳承也承擔於開創，而這無論如何是不能不以對一切先行者的實踐軌跡、他們的顛躓困頓、他們的希望熱情……，有一個起碼的認知與理解的尊重，而不是簡單的「挪用」。歷史虛無主義往往在抹殺了過去的同時，也抹殺了未來。 這是讀《台北戀人》這本書讓我感受到最重要的一種思想啟發。在一個虛無主義的、挪用主義的或拿來主義的年代中，一個人要把自己擺在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以及這個渺小所參與到的偉大。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統一四年史與文學史
「統一四年史」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透過它，左翼的、反帝的鄉土文學的系譜得以更完整地展現。「鄉土文學」指的不是描寫鄉土人物與風情，或是充滿鄉土語言的文學，而是具有一種階級視野──哪怕是相對素樸相對直觀的，企圖以一種貼近庶民的立場，見證帝國、殖民、官僚、反動傳統勢力，與資本的壓迫，並企圖以一種具有大歷史意識與社會整體結構意識的視角，而非那僅僅專注於個人隱密內在與幽微浮動的那種視角，進行文學書寫。 如此理解的「鄉土文學」，於是和「現代文學」產生了一種無論是在政治或是美學甚或是哲學上的尖銳對立，於是，我們想到了那個比較為我們所熟悉的發生於19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在這個論戰中被視為鄉土文學創作者（或文論者）的「代表人物」如陳映真、尉天驄、黃春明、王禎和與王拓等人。 本文原載於2016年4月的《人間思想》第四輯。作者趙剛從藍博洲小說《台北戀人》的閱讀中，探究「四六事件」與「318太陽花運動」兩代台灣學運在思想上斷裂之因。尤其當香港「反送中」與台灣「318太陽花」合流之際，重新回到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對於我們看清事情的真相與原委別具意義。本報經作者同意分四期刊載，本篇為第三期。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統一四年史
本文原載於2016年4月的《人間思想》第四輯。作者趙剛從藍博洲小說《台北戀人》的閱讀中，探究「四六事件」與「318太陽花運動」兩代台灣學運在思想上斷裂之因。尤其當香港「反送中」與台灣「318太陽花」合流之際，重新回到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對於我們看清事情的真相與原委別具意義。本報經作者同意分四期刊載，本篇為第二期。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緣起篇）
本文原載於2016年4月的《人間思想》第四輯。作者趙剛從藍博洲小說《台北戀人》的閱讀中，探究「四六事件」與「318太陽花運動」兩代台灣學運在思想上斷裂之因。尤其當香港「反送中」與台灣「318太陽花」合流之際，重新回到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對於我們看清事情的真相與原委別具意義。由於原文2萬字，本報經作者同意將分四期刊載。
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野草．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筆記
我想起一個問題：魯迅當初為何搞起文學來？這篇1925年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與1906年的「幻燈片事件」有關嗎？我同意羅崗所下的肯定判斷。「幻燈片事件」讓魯迅從醫學轉向文學，因為他理解到，如何解中國於倒懸，關鍵不在肉體的康健甚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在精神氣度的復甦。 「幻燈片事件」將近20年後，魯迅還是悲哀而尖銳地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召喚：中國需要一種人來改造所謂的社會──即，奴才與聰明人向主人的集結。 改變聰明人，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聰明地聽、打哈哈，說假大空話。改變奴才，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說，愛訴苦愛抱怨愛八卦。此外，也讓傻子（也就是未死的仁與勇之苗）找到一種存活實踐與發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