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長期關注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在閱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研究員瞿宛文老師的三本台灣經濟發展學術著作後深受啟發，表示自己雖然身為經濟學和經濟史的門外漢，但藉由寫下真實感受，提供大陸「外省」讀者的讀後心得。馬臻老師在文中指出從當下的現實來看，台灣自80年代中後期以來陷入的亂局，恰恰是國民黨來台後的數十年的治理造成的主體性扭曲、殘缺和變異。讓國民黨及台灣此後衍生的歷史，斷絕了「新生」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說，國民黨來台後的歷史，形成一個台灣歷史的「黑洞」，這個歷史的「黑洞」最終異化和吞噬了「台灣主體性」。而真正超克這一「黑洞」的可能性，只能存在兩岸的交流、掙扎與統一之中，存在於這幾百年來的不平等的世界霸權結構的改造與消散之中。而這是台灣主流的思潮和視野所看不見的另一個世界了。本文原刊於馬臻老師的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以饗讀者。因篇幅因素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上篇。

台灣經濟與歷史的「黑洞」
瞿宛文台灣經濟史研究著作讀後感（上）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古人說：「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奈何「是非成敗」，偏偏被許多人闡釋得無比複雜，「學者」們各說各話，也日益燒腦。我國台灣省的歷史，尤其如此。以至於我們這種「外省」讀者，常常覺得猶疑兩難，很難找到想要的精彩好讀的書籍。

最近讀了瞿宛文老師的《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三本學術著作，深受啟發。對於經濟學和經濟史，我是徹底的門外漢，沒有任何資格來置評瞿老師的三本書。只能不避粗淺，厚著臉皮寫點自己的真實讀後感。

一

作為曾經留學美國的經濟學博士、台灣大學城鄉所與經濟系兼任教授，現任的台灣中研院研究員，瞿宛文數十年致力於台灣經濟的研究，成果豐碩，有目共睹。不過，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她的「成果」，而是她的思想進路，或者說心路歷程：「以左翼作為認同，不滿意主流經濟學，但也認為既有的左翼經濟學不足夠」，這個思路，顯然與她留美博士的身份不很「一致」，但很合我意。用一直常用的詞語來說，這叫做「實事求是」，用現在流行的詞語來表達，這叫做「守正創新」。

也是因此，瞿宛文不滿於這幾十年來曾經煊赫一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不滿足於既有的左翼經濟學的闡釋，而是自力更生，嘗試探索一條獨立的台灣經濟史研究道路。她的主要成果，集中於上述三本書裡（因為我只看過這三本）。這三本書，第一本《超越後進發展》，是與美國教授安士敦合作，2003年初版；後兩本分別出版於2017年和2020年，都為獨立著述。據我的體驗，這三本書，以第二本《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為核心，不僅僅是因為該書篇幅最大，厚達500多頁，也是因為該書對台灣經濟史的研究最為深入、扎實、開闊，而且前後關聯，將第一本和第三本統合了起來。

這三本書都是好書，原因很簡單：

第一，她的著作語言流暢明朗，思路清楚明晰，沒有佶屈聱牙的語言，也沒有晦澀不清的理論。這並不是說她的書中沒有理論，而是說，即使談到相關理論，瞿宛文也是致力於用清楚明白的語言來表述，自己想清楚，然後再來說清楚。從來不糾纏不清，不試圖以己之昏昏、啟人之昭昭。這種老老實實、實實在在的品質，在學術界，應當說是一種寫作的美德。

這就要講到她的著作的第二個特點：避虛就實，以平和的心態、現實的姿態，來呈現和梳理各類經濟史的資料數據，不做刻意的理論性的拔高與概括，具有相當的現實感。我用的是「不做刻意的」來形容她在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姿態，她似乎特別注意立足於現實，提別強調「歷史性」的回溯，有時候稱之為「以歷史性的角度來詳細陳述」，或者不斷追溯「歷史性的動力」，她所強調的「歷史性」，就是要回到具體的歷史現實描述之中，而不做那種「凌空蹈虛」、「指點江山」的理論飛舞或理論空轉。這首先自然是優點。

當然，瞿老師在某些方面，似乎沒有完全貫徹好她的這種「歷史性」研究的理念。比如在《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一書中，她沒有對「民主化」進行歷史性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而是以這樣一個過於巨大的沒有具體分析能力的「民主化」概念，來指稱台灣80年末葉以來的歷史，這似乎違背了她自己的原則，導致了「民主化」與經濟之間的複雜關聯無法得到進一步呈現，無法形成深度的歷史批判能力。當然，從總體上來說，瞿老師的研究是很細膩，很「歷史性」的，是一個值得讚賞的優點。

由此，我覺得這些書的第三個優點，就是通過一種扎實、現實的方式，來挑戰了我既有的知識思路，同時也給我補充了大量的歷史知識。說實話，我讀瞿老師的書之前，關於系統研究台灣經濟史的書，我只讀過劉進慶和塗照彥的，閱讀時有過很多收獲，但也留下了一些困惑。而瞿老師的側重點及其思路，與上述二位不同，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對立性，這樣讀起來的感覺就特別具有挑戰性，逼使我不得不又去重新翻閱劉進慶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以及《我的抵抗與學問》，在對照之中清理雙方的長短。這個閱讀過程，講得形象一點，就是雙方在我頭腦裡「打架」、「論戰」的過程。

這種具有「挑戰性」的閱讀，才好玩，才有意義，才能學到新的東西，因此，這是三本值得推薦的好書。如果讀者希望深度追究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面貌，則可讀厚厚一大冊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如果只想了解台灣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和瞿宛文的基本思路，則讀流暢簡明的《台灣的不成功轉型》可矣。

二

多年來，瞿宛文研究思路，就是要突破台灣主流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尤其是打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用實事求是的方式，研究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歷程，尤其是戰後至80年代快速發展的歷程，並提取其中的較為有益的普世經驗。她在點評安士敦的研究時說：「只有當後進國能夠發展出真實的經濟力量，才能對西方霸權地位有所挑戰，同時後進國唯有透過經濟發展才能自立，也才有尊嚴，因此，她認為落後國家一定要能自己發展經濟，才是最踏實的。」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現實的立足點，所以，她特別提到：

她當然反對新自由主義學派白由化的主張，因為她知道該學派主張政府不應干預的政策處方只會讓後進國持續貧窮，她也不同意一些主流發展經濟學者以人道為名，單單強調消除貧窮與人道救援的說法，認為那其實無濟於事。因此，她的學術追求就是希望能幫助後進國家發展經濟，並且她亟於研究與推廣後進發展成功的經驗。

這段話雖是點評安士敦，但也算瞿宛文的夫子自道，是她多年來一以貫之的現實關懷和學術路徑。她2003年即在台灣出版《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這些研究集中於探討台灣快速發展的經驗，似乎以「表揚」當年的國民黨政府居多，其目的倒不是為了給百年爛黨的國民黨臉上貼金，而是為了讓第三世界的「後進國」能夠得到一些具體的經驗，以此「超越後進發展」，更是為了讓台灣社會能夠汲取以前的有益經驗，來直面當下被島內主流所忽視的台灣困境。

因為這樣的立足點，所以，她雖然與傳統的左翼經濟學有一定的目的上的共鳴，但是學術取徑卻有很大不同，得到的歷史經驗也有很大不同。例如，以劉進慶為代表的左翼經濟學家，曾深度批判台灣戰後初期國民黨治下的經濟發展，其主要觀點是：

戰後台灣經濟受到歷史性的日本殖民地遺制和國民黨政權半封建的上層結構及美日資本主義支配的制約，以公業和私業的雙重經濟結構開展。公業和私業的關系，是半封建的主從支配從屬關系。就社會經濟的涵意上，前者是半封建體制的基礎，後者則是資本主義體制的立足地，兩者在本質上是對立的生產關系。此一對立矛盾，在全部過程之中，必然導致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的官商資本的形成與確立。在基本上，官商資本是具有前期性格的資本，其積累過程中一方面生成了作為政經濟支配階層的特權官僚、資本家，另一方面促成被支配階級的廣大勞動者、零細農民及零細經營者諸階層的形成與再生產。

這是劉進慶在其名作《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中的一段總結性的話，這本書研究的是台灣戰後1945—1965年的經濟結構，我在閱讀時覺得歷史資料扎實，有很大說服力。6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開始進入騰飛的工業化階段，左翼經濟學家往往將之稱為在新殖民地環境下，從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社會邁向資本主義的社會。劉進慶在此後的一些論文中，也曾分析過：

50 年代可說是美國的影響與蔣家政權性格矛盾對立的時期。60 年代以後，脆弱的資本主義力量與外國結合長大，迫使半封建家長制經濟慢慢衰退。總歸一句，這個階段是政治寄生資本主義，靠政治保護來營利。

之後從70年代到現在為止，政治寄生資本主義蛻變到現代資本主義，80年代轉型的結果，照我的看法，它不是產業資本主義。而主要是商人資本主義。當然產業資本主義在台灣也有一定的力量，但主流我覺得是一種廣義的現代商人資本主義。

劉進慶對國民黨治下的官商經濟、階級壓迫、半殖民地買辦特性、搜刮經濟等都有詳實分析與批判，在90年代初葉，他曾歸納台灣百餘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構特點：「百餘年來，有一貫不變的結構形態。總括有六個共通特點，從外而內依順序為出口導向、依附外資、低廉勞力、單項產業、專制開發以及外貿順差。」對此他都有具體分析，此處限於篇幅，暫且簡錄如上。而瞿宛文思路不同、著眼點不同，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既有的台灣經濟性質。這裡的關鍵在於，瞿宛文重新深入發掘了戰後台灣經濟建設的主事者（官員）的思想、舉措與品格，這一點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她沒有糾纏於很多左翼學者對國民黨基本性質的分析，也不側重於分析蔣家獨裁統治的方方面面，她的著眼點在台灣戰後為什麼能夠實現產業升級，以及經濟主事者在什麼樣的背景、思路和制度上，採取什麼樣的思想、精神和措施進行經濟規劃建設，她認為這才是真正體現了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現實緣由，而傳統左翼經濟學的那種政體或經濟的本質性分析，並不切中於她想探求的目的。

在瞿宛文詳實的歷史挖掘中，她既回溯了日本殖民遺產的影響，討論了台灣戰後工業化是否為日殖時期的延續，也以極為詳盡的篇幅，追溯了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作了中肯的評價。他對國民政府的公民營政策，尤其對台灣民營資本的發展及其典型案例，有深刻地研究。不過，正如我指出的，在她的研究思路中，最核心、最關鍵的恐怕是對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研究。她極為詳盡地從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行政現代化談起，論述抗戰前後以工業救國的資源委員會的種種歷程，然後以資委會來台接收日產為切入口，談美援下的行政院財政經濟小組委員會的種種特點，談1953-1958年的經濟安定委員會的成立與發展，也特別研究了蔣介石對財經政策的領導作用。

在這一歷史脈絡和視野中，瞿宛文高度重視台灣的產業政策單位，即經安會下的工業委員會，畢竟這個委員會是制定產業政策、促進台灣工業化的主要推手，也是瞿老師想要探求的台灣經濟飛速發展、產業順利升級的具體主事平台。經安會1958年有過改組，經歷過美援會等階段，再經經合會、工業局等等，使得台灣的產業政策逐步進入體制化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瞿宛文將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形成與發展的脈絡，勾勒得非常具體、清晰、明了。其中最核心的，是她對這一經建體制中的主事官員如尹仲容、李國鼎、趙耀東等等人物的觀察和分析，她借鑒歷史學者羅志田的「儒官」之說法，將這批人稱之為「以實業救國的儒官」：

在此將以「以實業救國的儒官」來稱呼這一代「財經官僚」。稱他們為「儒官」是表示其仍有傳統士大夫的經世致用之志。在前現代中國的官必為儒者，因此沒有儒官的稱呼，但現代的官僚多被假定不是儒者，因此以「儒官」來稱呼這些有儒者取向的從政者是十分適當的。再則，因他們是以推動實業救國為職志，故稱之為「以實業救國的儒官」，強調救國則是要凸顯他們當時救亡圖存的急迫感。

以瞿老師提供的歷史資料而言，將這些財經官僚稱之為「以實業救國的儒官」，我覺得頗具說服力的。瞿老師在發掘這一批台灣戰後經濟產業政策主事者的精神品格之後，著重強調這批人身上有著中國近現代以來所形成的救亡圖存謀發展的民族動力，有著傳統的士大夫的經邦濟世的品格，也有著較為正直獨立、主動奉獻的精神，這樣一些因素，「如尹仲容、嚴家淦、李國鼎等這一代儒官，其能力的累積源於民國時期資委會及其他推動發展的努力與失敗的經驗，動力則源自中華民族百多年來必須抵禦外侮救亡圖存的心志，尤其抗日戰爭的經驗」，這使得這批人在主持台灣經濟建設時，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動性。恰好當時蔣介石也有意改革國府的經建官僚體制，會給予他們一定的自主權，於是，經建體制就形成了國民黨政權內部具有一定獨立品格的單位，能夠較為不受國民黨既得利益的干擾。

這是瞿老師特別重視的一點，她說：「因此在討論生管會歷史角色時，若如一般文獻那般只著眼於形式上的制度組織，強調其「被賦予」之統籌管理的位置，則將錯失關鍵要點。」因此她特別分析「組織並無法自行，……在當時的混亂中有賴於主事者積極主動去解決問題，同時也不斷在過程中重新調整組織與制度」，同時，「協調出的解決方案必須可以服眾、解決問題，同時也有賴於主事者的積極與堅定，以及共事者能否有共識而互相配合」，這是「台灣經濟得以穩定下來而開始發展」的關鍵。在這一基礎上，「他們持續推動台灣的工業化，從1950年代紡織業與民生輕工業的進口替代，到1958年開啟的外彙改革及轉向出口導向，1965年的加工出口區，1960年代啟動的重化工業計劃，包括一輕石化產業計劃與1970年的中鋼，1970年代的推動高科技產業計劃等等」，造就了戰後台灣經濟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快速發展。

瞿老師將這一批人的主動、自主的精神品格，提高到「自主性」的高度來認識，稱之為「鑲嵌自主性」，這是一個精彩的理論提升：

當時主事者都能堅持依據他們所認為的整體長期發展利益行事，而不只是個別部門一時的利益。他們堅持最終目標是整體的成長──盡速建立現代工業生產系統。這顯示尹仲容等人抗拒個別利益影響的意志，而這是因為他們有清楚的工業救國的共識與願景，來支撐他們的所作所為，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換言之，在政治高層的支持下，是他們既有的理想與動力使得他們具有自主性，而同時對產業環境務實的掌握，使得他們具有了Evans（1995）所言的鑲嵌自主性。

以上述闡述來看，瞿老師所言的「鑲嵌自主性」，一是指經建單位相對於國民黨政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二是指這批經建主事者具有自主的精神品格，並有能力運用這種自主性來推動產業升級發展，繪製當時台灣經濟發展的計劃、藍圖；三是這種自主性深深鑲嵌於中國近現代以來救亡圖存的歷史，恰恰是以百餘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的「中華民族主義」為精神動力；四是這種自主性是「鑲嵌」在整個國民黨政權之中的，既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部分，但又不能代表國民黨整體的性格品質，而是保持經濟相對自主性的一個存在，這樣，經濟建設才能相對理性、自主地展開，而不受政治局勢或意識形態太大干擾。在瞿老師的敘述中，這種經濟相對於政治的「鑲嵌自主性」，應當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她由此認為「國府能夠做到這些乃是因為它戰後初期在台灣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經建體制」。

五是這種「鑲嵌自主性」的經建體制的形成，源於國民黨失敗之後慘痛教訓和適度反思、調整，也就是說，台灣戰後的國民黨政權，與在大陸時期有了一定的區別，雖然不是本質性的區別，關於這一點，瞿宛文將之稱為「國府失敗紅利」：「國民政府在大陸軍事潰敗與經濟崩盤的慘痛經驗，以及仍處危急局勢，使得救亡圖存、振興經濟而不能重蹈覆轍，成為遷台者的共識，並維持著高度的危機意識。更重要的是，這一代人繼承了中國近百年來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為救亡圖存而發展出來的中華民族主義，尤其日本的侵略帶來的亡國危機，更是激發了這一代人的愛國情操。如果援用近年來各種『紅利』的用語，可說這一代儒官遷台時帶來了推動現代化工業化的強大動力，這些動力可稱為是『抗戰紅利』與『國府失敗紅利』。」

有了這種歷史及其「鑲嵌自主性」，也就有了瞿宛文所說的「發展型國家」的可能。所謂發展型國家，首先來源於西方結構學派對日本經驗的概括：

根據Johnson，日本發展型國家有以下特色：探取具有發展取向、計劃式的市場經濟，相對於蘇聯式僵硬的計劃經濟，他稱之為理性的計劃（plan rational）；以經濟民族主義為動力，以經濟發展來復興國家；由通產省擔任領航機構，施行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發展。而當時日本具備了相關的條件，其文官體制能讓通產省人事精簡、有最好的管理人才，政治上又有足夠的空間，能有效地倡導新政策並予以執行，並依據市場規則進行干預……

但瞿宛文探索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經驗，不僅僅詳述了其經濟發展的具體舉措和原因，更關鍵的是，為了反思近年來台灣內部分離主義、民粹主義等等潮流所帶來的缺陷，她更為看重和強調「發展的意志」，因為這才是形成一個發展型國家的更為內在的因素。為此，她超越了結構學派的一般性分析，而「更為關注動力以及發展意志的關鍵作用」，「認為其他各種有利後件只能發揮輔助性的作用」，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單有動力並無法保證能得到成功，但若只具看有利的條件而缺乏發展的意志，卻是難以成事。正是因為認識到為何層面及發展意志的關鍵作用，本書的重點在於歷史性地說明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形成過程，而不只是聚焦於經濟問題如何得到解決，因為只有從這個歷史性的動力因素才能理解如何。」（437頁）

顯然，有了這樣一種歷史認識之後，再來反思近年來台灣所謂「民主化」之後的政治經濟亂象，就會很容易抓住台灣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一是政治領域的民主選票的遊戲，使得政治意識形態傾向對於經濟政策的干擾大大增強，政治經濟建設都呈現出了短期化、口號化、黨派化、民粹化等等特徵，相對於60、70年代台灣經建部門的「鑲嵌自主性」，如今台灣經濟部門則連這點「鑲嵌自主性」都無法保持，更無法制定健全而理性的、能夠被真正長期執行的經建計劃。二是由於分離主義虛構台灣民族意識，並由此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混亂與分裂，因此，原有的自中國歷史傳承而來的中華民族及其救亡圖存的意識，都已無法存在，無法維持台灣省內的發展共識和發展動力；三是後來的經建官僚也不再可能是「以實業救國的儒官」，分離主義割斷了與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層關聯，於是具體主事者也就喪失了這樣一種時代精神和情懷視野，限於一般的技術性的探討和建構之中，成了「技術官僚」，沒有了內在的真正的主體性。

（未完待續）

◎下篇｜台灣經濟與歷史的「黑洞」｜瞿宛文台灣經濟史研究著作讀後感（下）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您可能有興趣】
‧「寫在人間」的呂正惠和台灣統一之思
‧ 薦讀戴國煇的《台灣與台灣人》，從中求索真正的台灣「主體性」
‧ 被文學所強暴，這才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為人知的真正悲劇
‧ 葉榮鐘：漢語書寫與台灣主體性誕生的三個時刻
‧ 從白色恐怖走來的左翼詩人施善繼，或左翼的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