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長期關注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在閱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研究員瞿宛文老師的三本台灣經濟發展學術著作後深受啟發，表示自己雖然身為經濟學和經濟史的門外漢，但藉由寫下真實感受，提供大陸「外省」讀者的讀後心得。馬臻老師在文中指出從當下的現實來看，台灣自80年代中後期以來陷入的亂局，恰恰是國民黨來台後的數十年的治理造成的主體性扭曲、殘缺和變異。讓國民黨及台灣此後衍生的歷史，斷絕了「新生」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說，國民黨來台後的歷史，形成一個台灣歷史的「黑洞」，這個歷史的「黑洞」最終異化和吞噬了「台灣主體性」。而真正超克這一「黑洞」的可能性，只能存在兩岸的交流、掙扎與統一之中，存在於這幾百年來的不平等的世界霸權結構的改造與消散之中。而這是台灣主流的思潮和視野所看不見的另一個世界了。本文原刊於馬臻老師的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以饗讀者。因篇幅因素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上篇｜台灣經濟與歷史的「黑洞」｜瞿宛文台灣經濟史研究著作讀後感（上）

台灣經濟與歷史的「黑洞」
瞿宛文台灣經濟史研究著作讀後感（下）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三

之所以不憚繁瑣，引述瞿老師精彩的研究內容，倒並不是我對台灣經濟停滯和衰落有著特別的興趣。不，在我這樣的人眼中，台灣經濟的衰落，在現實表現和歷史原因上，毋寧是一目了然的，即使沒有瞿老師的上述歷史分析，我也能在台灣一般主流思潮的發展之中，窺探到這些內在的原因。只是瞿老師卻依據堅實的歷史資料，對這些原因做了更加深遠、詳實的呈現。

我最感興趣的，說白了，還是那個「劉進慶」和「瞿宛文」在我腦袋裡「打架」的問題，也就是為什麼都有著詳實的歷史資料，但瞿宛文和劉進慶卻看到了不一樣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我想，這裡有好幾個方面值得分析：

一，二者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不一樣。前面已經說到了，瞿宛文更在意對歷史現實的詳細考察，而不太願意使用傳統的左翼經濟學的思路和概念，對台灣戰後經濟的種種表現及其政治人事進行本質性、概括性的分析或拔高。在瞿宛文這裡，傳統左翼經濟學的某些觀念可能已經固化了，而且，這些觀念和概念，很可能是先入為主的，或者用她的說法，就是「非歷史性」的。她高度重視「以歷史性的角度來詳細陳述」，一再強調：「必須以歷史的視野切入，並從『哪些人構成』相關機構、該機構做（及如何做）什麼事來探討戰後台灣經建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歷史性地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探討。這種思維和理念上的不同，在具體研究中當然會看到非常不一樣的經濟史。

二、瞿宛文的這種思路，顯然補充了不少左翼經濟學家容易忽視的側面與問題，這也是她的研究價值所在。比如上面提到過的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正面價值與經驗的提取，對於經建制度、主管人事、經濟本身發展的種種細節的重新發現與照亮；在這一歷史性的視野之下，發掘國民黨戰前與戰後的經建制度的詳細演變，以及國民黨戰後在公營、私營企業發展方面的更為具體的措施。這些發現，與劉進慶等左翼經濟學家，以及與近些年來台灣主流的經濟學家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例如，關於台灣戰後國民黨公營私營經濟的性質，劉進慶曾提出過 「官商資本」等概念，這個概念非常核心，劉進慶以此為中心來定性戰後台灣經濟：

被經濟社會的發展所觸發，因而越發增強其對於物質的關係的黨官僚，便設法經由非份所得的資本化，而帶給本身自動繁衍的機能，並試圖克服在經濟功能上的限制即黨官僚披上半資本家的外衣，而將非份所得所累積而成的財富投資於私業，將之作為資本而賦予增殖的功能，即擴大了財富的累積。如此，既可使私業的擴大成為與他人同享的自我利益，也能緩解其與資本家的對立矛盾。另一方面，資本家和占有權力的黨官僚相扣連而進一步促進其利潤的追求（資本累積），並掌握了一躍成為名實相符的政治經濟支配階級的契機。如此，黨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逐連成一氣，相互扣連。兩者的對立矛盾至此得到了統一與揚棄，並因此而生成了所謂的「官商資本」。

劉進慶的這一分析，也有大量數據和現實支撐，他指出：「官商資本，正是不折不扣的『官』（即黨官僚）和『商』（即資本家）相連結而成的資本，在戰後的台灣社會，一般人甚至用『官商勾結』一語道出了其特質。這是以權力和資本相結合為特徵，形成一種特殊的台灣官僚資本，或稱政商資本。」正是以此為主要立足點，劉進慶提出了「半封建家長制」、「搜刮經濟」等等觀點。這些觀點在某些方面或許仍然不夠細致，甚至涵蓋範圍被誇大了，但卻是也指出了當時台灣經濟內部的一些特徵。

而瞿宛文在分析台灣公營、私營經濟之發展歷程與性質時，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歷史性地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探討公營企業可能的角色與政策，而不是本質化、非歷史性地從所有權形式來為公營企業定性」，這一思路顯然針對的是左翼乃至右翼的各種經濟思想。她特別看重「主事者」的思想、人格和理念，認為「參與者的動力與目標、組織制度的安排的合宜性；執政者的期待與所給予的自主空間，以及整體環境等」，是衡量公營企業及其性質的最重要的標準。她評述左翼經濟學家的觀點時說：

從左翼理論也可能對特定時空下公營企業的實際性質提出質疑，即懷疑其雖在形式上屬於「全民所有」，但被實際上擁有管理權的官僚掌控，而官僚的意圖不是為全民謀福利，故實質上不是「公有資本」而是「官僚資本」。例如，劉進慶（1992）依循左翼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認為官僚資本受國家權力的階級性格所制約，而國府的半封建、半軍事威權性格帶來「公業的家產化」（頁94-101），同時黨官僚依據本身的利益會帶來結合官商利益的「官商資本」（頁279-283）。再如大陸時期，國府在敗守台灣之前在大陸已失去民心，被認為是一個以四大家族為首的營私集團，即使如資委會旗下的公營企業也被稱為是「官僚壟斷資本」，而官僚資產階級是國府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了。

針對劉進慶的這些觀點，瞿宛文提出要從「後進國的發展需要與發展階段、主事者的時代性與驅動力，以及機制設計與外在環境等」角度來進行思考，尤其要注意「從後進國家推動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公營事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即產業政策的實施有時要依賴公營事業來推動投資及工業發展」，恰恰是從這些角度出發，她發現國民黨政權「戰後國府在台灣的公民營政策上並不擴大公營企業，且以雨露均露的方式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而經建制度的主事者也沒有囿於國民黨的既成利益格局，反而是站在後進國經濟發展升級的立場，以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主義為動力，來不斷推動整體經濟的改善升級。她最終將之概括為：

台灣戰後民營部門早於1950年代中期就已在工業產值上超過了公營部門，同時台灣第一代資本家多為戰後新興資本。這是源於日本殖民統治一向壓抑本地資本的發展，以及國府不擴大公營並且扶植民營企業的政策。台灣戰後產業政策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在於其公民營政策配合國府推動整體發展的政策，在扶植產業與促進市場競爭之間，以及在「公營企業—大型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三者之間尋求折衷。

按這種看法，則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不僅沒有左翼經濟學家所指稱的「官商資本」，反而是利用公營私營經濟之間的平衡，來有效地推動了民營經濟發展。不過，我們只要對比瞿宛文和劉進慶的觀點，就會發現，事實上二者之間並不構成對立、否定關係。劉進慶所指出的「官商資本」、「官商勾結」等等，是指「官與商」、「公營於民營」、「國民黨獨占資本和民間資本」這二者之間，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協同發展。在劉進慶對台灣戰後初期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分析中，這二者確實構成了台灣的某種階級統治結構。劉進慶在《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中曾指出：「公業、私業兩極化結構的過程，形成戰後台灣社會中黨官僚、資本家、勞工、農民及零散經營者五大階級及其再生產的循環結構。若從支配及依賴的關係來看這五大階級，廣大的勞工、農民及零星經營者則為被支配階級」，這一分析是建立在大量資料基礎上的，在50年代及60年代初葉有相當的歷史現實性。至於1965年之後隨著經濟飛速發展，原有的社會結構、階層結構和生活狀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則是劉進慶的著作沒有涵蓋並詳細分析的。

以這種看法來說，劉進慶是指向政權權力與資本發展之關係；而瞿宛文的「三者之間尋求折衷」，則主要是從政治權力之小部分——經建制度、經建政策及其主事者入手，來探討其中的關係，著眼點並不相同，我覺得二者的歷史觀察可以相互補充和完善，並沒有必然的矛盾關係。我們只能說，瞿宛文的研究，有助於補充、增進我們原有的對國民黨經建體制的認知，在把握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上，多了一重開闊的視野。

三、瞿宛文的經濟研究，在某些方面也無法正面回答左翼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落實到一些具體的表述上，似乎有自相矛盾之處。例如，她雖然沒有專章詳述戰後美國援助以及日本經貿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但是在部分的章節之中，也多次談及台灣經濟發展與美日經濟之關係，她的基本思路是：

美國顧問提供監督與技術協助，其實常成為主事者用來排除內部障礙的助力，而非指導原則，當時台灣享有的其他有利的條件還包括日本優勢經濟力量必須全然撤出，以及美國因冷戰而容忍國府扶植民族經濟的作法，然而這些特別因素對台灣經濟發展而言只能是輔助性條件，而非關鍵所在，因為再有利的條件仍有賴於國府經建體制的積極利用才得以發揮作用。

然而，這一論述雖然有其現實依據，卻並沒有正面回應左翼經濟學家的批判。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事實是，台灣地區的政權向來並不能真正自主，戰後對美日、尤其是對美國有著相當強大的依附性。這種依附性，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是如此明顯而強烈，那麼，在經濟上又該如何來分析呢？瞿宛文一方面在不少地方提及國民黨政府的「主權殘缺」，認為「國府在台依靠美國保護而主權殘缺，發展上依賴大陸時期的救亡意志為驅動力，以親美反共取代了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自主動向，而未將三民主義發展為具有社會民主實質的治國理念」，另一方面則有認為此種「殘缺」並非主要的，「對台灣經濟發展而言只能是輔助性條件」，不是必然條件，更不是決定性條件。那麼，這種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難道沒有在經濟領域形成影響與被影響、乃至支配與被支配的某種隱形關係嗎？

劉進慶曾指出：「美國對台灣援助的主要目的是由美國的外交利益觀點而來的：第一目標是強化台灣的反共軍事力量，而做為其手段，必須以美援來安定台灣經濟。所以其重點是維持台灣既存體制，我們可以如此說，美援主要投入於維護體制的物質手段的公營企業，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為。結果是：台灣的公營企業，特別是電力及肥料部門大量仰賴美國的資金而發展，以此為基盤，台灣出現了美國所期待的資本主義開發路線，同時確立了反共軍事體制，確實地達成美找所期望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台灣的政治經濟也因此而更加倒向美國，日益力深了對美國的依賴，這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這一觀點事實上沒有得到瞿宛文正面的回應。劉進慶在分析美援時指出：

美援的運用在制度、機構及形態上不僅複雜而且呈現多歧性，一般認為美援運用的狀況難以使人了解的道理在此。然而實際上此一難解的機制，隱蔽了極具效果的支配機器。美援當初是以美元作為表示單位，當其進入台灣之後，變化成為台幣的形態，投入贈與、貸款以及各項費用；貸款部分則被當作美援資金再度出現，在美援過程中不斷循環。例如，管理相對基金及剩餘農產品銷售金的各種美援特別帳，就是探取這種形態的美援台幣資金來運用及循環的制度化機構。再者，美國政府在美援的過程中也加上了三把「鑰匙」。其一是原始美援過程中的藍圖制；其二是衍生美撥過程中的相對基金制；其三則是美援台幣資金制。以此三把「鑰匙」，美國帝國主義緊密掌握住美援的過程，從根本處支配了台灣經濟。

從內容來看，美援透過貨幣經濟的機制，支配了此十五年來台灣的經濟過程。大略言之，美援財貨之中約有半數投入軍事、政治的消費，與社會的再生產過程脫離；另外一半則被納入社會經濟的再生產過程而被資本化。換言之，前者支持了軍事的黨專制權力，後者支持了經濟（公業、私業）發展，是美國帝國主義特殊的雙重介入方式。

美援是如此，那麼，台灣與日本經濟之關係又如何呢？劉進慶曾指出：

日本的日圓貸款的貸款條件，雖然並不高於美援但也並不低，在單方面更附加了某些條件，這點頗值注意。擇其重要的諸項規定來看：日本政府有權對於貸款具體計劃加以審查、許可；貸款的方式必須是使用借款購買日本資材及技術；貸款契約的效力及解釋全部遵從日本的法令；超過償還期限時，償還金以復利計算；台灣方面接到違約警告後一個月內若不改正，必須即刻償還本利； 5K本利償還金應使用出售美元給日本指定銀行所得的日圓，並要在東京繳納等。由此可知，契約完全站在優惠日本立場的單方貸款條件。日本的日圓貸款之所以被稱為「有條件的援助」，其原因即在於此。「經濟合作」只是一個名義，作為施方的日本與作為受方的台灣之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從日圓貸款的附帶條比件中已顯露無遺。

總之，以往透過輸出入貿易及民間投資而支配台灣經濟的日本獨占資本，如今以代替美援的日圓貸款為契機，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宛若君臨台灣，全面性地介入台灣經濟。一九六五年正是日本資本主義達成昭和三十年代（一九五五年）的高度成長與高度資本積累的時期，同時開始向亞洲地區輸出資本藉以解決其內部矛盾的時期。

以上這些分析，在劉進慶的文集中都有相當的歷史資料來支撐，因此，在這一點上，如果瞿宛文沒有進行正面的、深入地回應，則無法面對左翼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批判。固然，瞿宛文曾經通過對尹仲容等經建主事者面對美日外援的政策分析，指出尹仲容等人有一定的民族主體意識和自主性，並非完全依附於美日之輩。問題在於，這些人只是國民黨政權的局部存在和少量存在，其政策制落實在經建的重要部門，而非經建的整個領域，因此，仍然無法超克這樣一種「依附性發展」的指控，這種依附性發展，其局限在哪裡？是否成了接下來台灣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隱患呢？比如，瞿宛文在《台灣的不成功轉型》中一再指出的，80年代以來台灣當局不從現實理性出發，而從政治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不斷妄圖切斷或減弱海峽兩岸的經濟聯繫，這一扭曲性的現實，難道不是多年來的依附性發展所必然導致的結局嗎？

四

由此，我們可以重新思考瞿宛文所提出的相關概念可能存在的局限。例如，從「鑲嵌自主性」出發，我們可以指出，台灣政權從來沒有取得過真正的主體性和自主性，不僅如此，而且如果我們用歷史地眼光來看國民黨踞守台灣後的發展，也可以發現，這一主體性的扭曲、偏失，在台灣不僅沒有得到彌補，反而因為海峽兩岸的隔絕，而在白色恐怖獨裁中日益發展。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一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國民黨政府不僅在戰後，即使在大陸時期也沒有形成過真正的、完整的革命性思想綱領和治國理念。還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就尖銳地指出過：「三民主義算不上是什麼主義，只是一個『大雜燴』罷了。孫先生思想不細密，又在忙於革命，只是為了給革命作號召，東抄一點西抄一點而已，哪裡談得是什麼主義？……國民黨內有思想的人，一定承認我的話——三民主義是雜亂無章的東西！」這說的是大實話。因此，這也波及到經濟領域，雖然瞿宛文在回溯國民黨大陸時期的相關政策時，常常認為「國府在大陸時期缺乏條件來保護民族工業」，然而，「缺乏條件」這樣的表述，還是對國民黨有著太多的「溫情」與「同情」。事實上，「缺乏條件」完全可以創造條件，而且，「缺乏條件」的現實，不恰恰是由於國民黨自身喪失革命性、無法真正面對現實進行自我革新所造成的嗎？難道共產黨就沒有「缺乏條件」？

「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我們完全可以直率指出，國民黨自身並沒有革命性的思想，來真正面對中國和自身的問題，做有意識地整體的改革和自新。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國民黨在1927年的清黨運動之後，就已經是個「爛黨」了，「百年爛黨」名不虛傳。這一說法並不是說國民黨此後就「爛」得毫無戰鬥力，而是說國民黨從來沒有真正有意識地發展出一套革命性的理念，來引領中國和自身的整體性革新。國民黨之「爛」，爛的不僅僅是「組織」、「人員」和「作風」，爛的首先是「心」、是「靈魂」，這個政黨的從來就沒有有意識地、獨立自主地、完整地建構過他的思想體系和使命擔當，這是由其立場、思想、價值觀等等多方面的局限和錯誤所造成的。國民黨也因此喪失了對中國進步人士的吸引力。雖然在抗戰時期因為民族危亡，激發了整個民族同仇敵愾的民族主義精神，當時的國民黨從中汲取了一部分的統治的正當性，但是，這並沒有緩解其政治危機，相反，僅僅是掩蓋了其政治危機。抗戰後的國民黨沒有真正意識到自身內部的腐爛性的危機，反而變得更「爛」了，在1946—1949年的迅速失敗與崩潰，是它的必然結局。

二是從戰後的現實角度來看，國民黨退守台灣直到當下，也依然是個「空心」的政黨。這一基本的性質，決定了「鑲嵌自主性」並不是真正的自主性，而只是局部的經濟自救性措施，甚至「鑲嵌自主性」本身，恰恰反映出國民黨主體性、自主性的極大限度。瞿宛文認為：「國府在大陸時期缺乏足夠主權與條件來實施所謂外資政策，故難以保護民族工業。而到了台灣後，雖仍依賴美國而未有完整主權，然而美國此時卻容許國府施行產業政策扶植本地產業，同時國府在兩個時期中，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皆大致表現出追求現代化與工業化的企圖」等等，這雖然符合歷史現實，但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大致表現出追求現代化與工業化的企圖」？瞿宛文通過分析經建主事者的「以實業救國的儒官」的性質，試圖來矯正一般的對國民黨性質的批判，但是，我們恐怕更要觀察和分析國民黨高層整體的精神意志形態，才能做全面的定性與分析。劉進慶曾指出：

此期的反動搜刮經濟，有別於開發獨裁制，因此即使繼後台灣經濟朝向發展，也勿容正當化。因為由於內外客觀形勢的變化，反動政權為要維持專制統治，便不得不覓求經濟開發，向開發獨裁制轉軌，由是促使民管經濟、市場經濟以及開放經濟的發展。民答經濟超克公管經濟才是繼後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是否定而克服公營經濟的歷史辯證性發展。此期的反動搜刮經濟倒不如說是阻礙和推還台灣社會經濟歷史發展，絕不可把它正當化，更不容美化了。

劉進慶以「反動搜刮經濟」來指控台灣50年代和60年代初葉的經濟現實，如今看來當然是過於嚴苛了。但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為要維持專制統治，便不得不覓求經濟開發，向開發獨裁制轉軌，由是促使民管經濟、市場經濟以及開放經濟的發展」的分析，如今看來也有其歷史現實性，不能被完全否定。當然，瞿宛文做了一個重要的補充，就是國民黨「覓求經濟開發」的過程中，確實有過「以實業救國的儒官」的「鑲嵌主體性」，其中也繼承了中國近代以來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境界，這些曾經為台灣的發展做出過真心實意的貢獻的人，我們不應抹殺其歷史功績。甚至，我們也完全可以指出，不僅僅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在教育、在文化等各個領域，國民黨內部未必沒有「清官」、「好官」、「儒官」等種種，甚至蔣氏父子也未必沒有「為國謀利」、「為民族謀發展」的部分責任與企圖，但這種「鑲嵌自主性」不足以涵蓋整個國民黨政權及其思想立場，而國民黨內部種種派系乃至思想的鬥爭，也需要更多細致地梳理。

三，也是因此，我們能夠從 「鑲嵌自主性」進一步反思國民黨戰後的「發展的意志」的局限。誠如瞿宛文所指出的，國民黨的經建體制及其主事者，確實曾經體現了一部分的「發展的意志」，也曾通過提供台灣現代化經濟發展的規劃，而由政治權力凝結了一種發展共識，但瞿老師似乎並沒有深入分析這種計劃、共識、和意志本身。我以為，比「發展型國家」、「發展的意志」等等更為深刻、更為根本的，是「發展的主體」，在前文我們已經指出，國民黨本身缺乏形成這樣一個「發展的主體」的思想體系、精神品質和意志能力。

這一點瞿老師也曾指出：「戰後國府這發展型國家確實成功地以現代化計劃對社會進行動員與召喚，然而卻是在一種高度反共恐共的氛圍下進行的。同時，因為政權依賴美國保護，故缺乏完全的政治主權，其親美反共的特徵使得其中華民族主義有著難掩的殘缺」，但這一闡述似乎還可以補充：由於百餘年來國民黨一直沒有從思想、意志、使命等方面打造一個獨立的主體，更無法「理論結合實際」，根據現實的變化發展而不斷發展自身的思想體系，因此，其本身無法形成一個歷史發展的主體，這不僅僅是「其中華民族主義有著難掩的殘缺」，而是其本身的整體性的扭曲、殘缺乃至腐爛。這種整體性的殘缺，對台灣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比如，因為沒有健康完整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政策，沒有形成適應台灣歷史現實的政治主體，其在台灣的治理導致了台灣本省人的離心離德，最終引發了台獨的泛濫，甚至由台獨虛構的主體來隔斷和置換了原有的民族主體，直接將「台灣主體性」掏空；因為沒有完整的反帝反殖的民族主體，台灣各方面全面附庸於美國等霸權，形成了全面的反共文化，這種文化在冷戰內戰下的海峽兩岸隔絕中，最終走向了「台獨」或者「獨台」的反中乃至去中；由於一直無法真正結合歷史、時代的問題進行反思和自我革命，國民黨的歷史主體一直無法得到真正的革新與發展，使得這個黨在台灣的政治變局中日益衰落，最終無法避免地走向變質乃至消亡的命運。

只有健全的「發展主體」，才能真正形成健全而持久的「發展意志」。如果這個主體本身的扭曲、殘缺乃至零落，那麼，即使能夠在短期內獲得快速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必然會埋下巨大的隱患，帶來持久的裂痕與傷害。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台灣省，就是大陸地區，也未嘗不走過許多彎路，甚至遭受過重大的挫折。幸虧能夠堅持獨立自主、守正創新，不斷探索、發展、轉折乃至超越，才一次次絕處逢生，不斷邁向新的境界，處理舊的問題，迎接新的問題。瞿老師曾認為：「單有動力並無法保證能得到成功，但若只具備有利的條件而缺乏發展的意志，卻是難以成事。正是因為認識到為何層面及發展意志的關鍵作用，本書的重點在於歷史性地說明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開成過程，而不只是聚焦於經濟問題如何得到解決，因為只有從這個歷史性的動力因素才能理解如何。」瞿老師對這個「歷史性的動力」的細膩而精彩的發掘，固然補充了台灣經濟史上為人所不知的一面，但是，這種僅僅著眼於經建體制的分析，似乎也還是不夠徹底，也還是不能真正解決瞿老師所關心的「後進國家發展的普世經驗」問題，更難以深刻解讀為什麼台灣在9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無法帶來經濟發展的成功轉型。

事實上，照我的體驗和看法，國民黨來台後的治理，固然以「鑲嵌自主性」等等贏得了台灣經濟曾經的輝煌，但台灣各方面的條件比大陸整體上要優越得多，其地理位置和人口也如此精煉，戰後各方面的輔助性條件和歷史機遇也甚多，但其發展卻差強人意，甚至在經濟領域也不過是維持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因此，我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其實一向的評價並不很高。即使戰後台灣的人均收入增長倍數高於大陸，但實在也說明不了什麼，因為大陸的條件之複雜和艱難，遠超台灣，這一點往往為論者有意無意地忽視。自80年代中後期以來，台灣不僅在經濟領域，在政治、文化、教育、輿論等各方面，都陷入了高度的自殘、扭曲和混亂之中，從當下的現實來看，這一亂局顯然無法通過台灣自身的革新來解決。而這一亂局的主要原因，恰恰在於國民黨來台後的數十年的治理，以及這種治理本身的主體性的扭曲、殘缺和變異。「天以新為運，人以新為生」，國民黨及台灣此後衍生的歷史，斷絕了這個「新生」的可能性。

從這個角度來說，國民黨來台後的歷史，形成了一個台灣歷史的「黑洞」，將那些「鑲嵌自主性」所能夠帶來的光芒不斷吸收，這是一種整體性的扭曲和吞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瞿老師一再慨嘆台灣後來無法延續此前台灣經濟發展的一些優點，這其實早已被歷史結構所決定。這個歷史的「黑洞」最終異化和吞噬了「台灣主體性」。歷史黑洞的盡頭是什麼，如果僅僅從台灣本身來看——我看不到盡頭，也說不清楚那是什麼，更看不到超克的可能性。這不是簡單地追問「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能夠解決的。

真正超克這一「黑洞」的可能性，只能存在兩岸的交流、掙扎與統一之中，存在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中，存在於立足中國歷史與現實的「中國道路」之中，存在於這幾百年來的不平等的世界霸權結構的改造與消散之中。

然而，這是台灣主流的思潮和視野所看不見的另一個世界了。

（全文完）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您可能有興趣】
‧「寫在人間」的呂正惠和台灣統一之思
‧ 薦讀戴國煇的《台灣與台灣人》，從中求索真正的台灣「主體性」
‧ 被文學所強暴，這才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為人知的真正悲劇
‧ 葉榮鐘：漢語書寫與台灣主體性誕生的三個時刻
‧ 從白色恐怖走來的左翼詩人施善繼，或左翼的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