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第三世界」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概念，是大多數前殖民地或彼時還是殖民地的發展中國家，為爭取政治與經濟的主權獨立，形成具國際主義精神的反帝反殖團結運動。1955年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亞非各國共同抵制美國與蘇聯的不結盟運動，開啟第三世界國家以自身立場與視角參與國際政治的實踐。

長期關注兩岸左翼理論與歷史發展的馬臻老師，指出殷之光先生於今年一月出版的新書《新世界：亞非團結的中國實踐與淵源》，提供新的視野重新認識第三世界亞非拉人民團結運動的歷史實踐，重新發現和思考第三世界的主體性，因此重新認識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史，與民族解放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

馬臻老師特別指出，在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俄烏戰爭，而美國霸權逐漸衰落、卻又依舊橫行天下的當前，閱讀《新世界》一書，與回顧陳映真自七零年代末以來，對第三世界的思考與實踐，有著特別意義。尤其，台灣的殖民地歷史經驗，對中國第三世界人民立場的探索格具重大意義。台灣長期親美反共，站在美國西方的視野看待問題，馬臻老師本文對第三世界未完成主體性的思考與討論，提供台灣讀者對第三世界理論新的思考觀點與進一步的認識。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1957年10月，新中國培育的工人作家陸俊超，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小說《國際友誼號》。一艘由波蘭人、希臘人、中國人等船員為主的「國際友誼號」航船，在長遠的國際航行中，堅持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精神，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立場，反對一切的帝國主義者和壓迫剝削者，他們不顧自身危難，救助一切陷於困境的人們。這是一個象徵意蘊非常明顯的小說，突出展現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形成了「全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國際主義文化氛圍。

當下，對這一重要的歷史實踐的回顧與研究，並不多見。最近讀到殷之光先生的《新世界：亞非團結的中國實踐與淵源》一書，從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實踐出發，以亞非團結為線索，敘述由此發展而來的新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展開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實踐。這部視野廣闊的著作，重新梳理和探討了「國際友誼號」背後所彙聚的歷史。作者說：「希望以第三世界外獨立運動為主線，來重新梳理 19—20世紀的全球史進程，並進一步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為20世紀帶來的獨特價值」。

該書將理論辨析和歷史敘述融於一體，從文字表述上來說，似乎稍嫌理論化。但基本脈絡清晰，論析也很深入。

簡單說，這本書給人四個方面的啟發。

一

首先，是站在新的立場，重新認識了戰後世界歷史。

該書超越了傳統的冷戰視角，不再以美蘇陣營的對立為線索，來觀察和理解二十世紀。而是站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和視角，來思考二十世紀歷史。

什麼是第三世界？作者在書中說得很清楚：「本書不希望簡單地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將『第三世界』看作是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也不希望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以國民經濟發展程度作為衡量其『第三世界』處境的標準。而希望從20世紀霸權與反霸權辯證關係出發，將第三世界視為一種鬥爭動態，展現這種『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認同是如何在『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下獨立起來』，並且『還在繼續為完全獨立而奮鬥』的歷史進程。第三世界的主體性，便在這樣一種爭取平等世界秩序的進程中得以確立。」在原有的冷戰格局的歷史敘述、以及後來由西方傳來的其他各類歷史敘述中，第三世界的主體性，是被遮蔽了的。

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獨立解放的潮流，是20世紀才產生的新事物。汪暉在為該書寫作的序言中指出：「20世紀誕生了兩個新事物，即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這兩個新事物是衝擊19世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秩序的漫長運動的延伸，也清晰地打上了自身時代的烙印。」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及其產生的像新中國這樣的國家，是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運動的主要構成部分和推動力量。二者有不可分割的深刻聯繫，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變異、解體，同時也就導致了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探索的挫折乃至衰微。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就是一部反帝、反殖民的漫長探索史，是在謀求獨立與解放的去殖民的基礎上，不斷尋求自力更生、探索自主發展的歷史；是基於自身的歷史、文化、社會特點，探索和開拓自身主體性的歷史。這個主體性，也就是第三世界的主體性。

《毛主席和亞非拉人民在一起》油畫，作者：伍必端 靳尚誼，1961年作。圖片來源：人民網-藝術收藏頻道

二

所以，該書的第二個特點，是站在新的立場，重新發現和思考了第三世界的主體性。

什麼是第三世界的主體性？從發展的脈絡來說，就是廣大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反帝、反殖民的歷史，是在獨立、解放的基礎上，不斷去依附化、去殖民化，不斷尋求自力更生、探索自主發展的歷史。眾所周知，這一歷史並沒有完成，很多發展中國家又重新陷入了受西方霸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上的間接遙控、盤剝和影響，淪為了看似獨立卻又難以自主發展的「新殖民地」。這其中，極少數經濟高速發展、甚至已經進入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或地區，其自身仍遭受到霸權國家的軍事、政治、文化全方位的滲透、影響乃至控制。

第三世界的主體性，突出體現在它的反帝、獨立、自主、平等、團結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精神，它不同於當下基於地緣政治、國家利益或霸權訴求的國際政治關係。正如汪暉指出的：「居於其闡釋體系中心位置的第三世界概念並不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個政治範疇，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歷史經驗中形成的自覺的政治運動，以及這一政治運動對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對全球秩序的設想。所謂亞非團結或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就是一場規模廣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去殖民運動，一場重新界定民族獨立、主權平等、經濟自主和現代化的運動。」

那麼，我們可以追問，什麼是第三世界的主體性的本質或根基？從書中來看，第三世界的主體性的探索的歷史，是樹立在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基礎上的，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的基礎上的。曾經在亞非拉廣大的第三世界地區，形成過廣泛的平等、團結、互助的國際主義實踐，因此，我們可以說，第三世界的主體性就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主體性。

由此，我們也可以推論：只有通過廣泛的人民民主革命及其政治、文化運動，才能誕生立足人民、反對一切不平等的剝削與壓迫，獨立、解放、自由的人民的政治主體。

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所誕生的人民主體，是第三世界主體的「血肉」，否則就不存在這個主體。第三世界的主體是由每一個獨立解放、自主發展、平等自由的國家的人民主體構成的。這個主體，既是政治的社會的主體，也是思想的文化的主體。

三

該書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站在新的角度，重新認識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史。

這是該書論述的核心。作者通過「重塑平等」、「再造民族」、「反帝團結」、「國際主義」等章節，詳細回溯了中國在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是如何從「萬里長征」走向「第三世界」的。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廣泛而又長期的底層民眾中進行革命實踐和文化重建，這是一段艱苦漫長的探索史，是一段深入中國大地和最廣大的人民的歷史。這一實踐既包含了革命軍事鬥爭，更包含了長期而深入的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化的探索、啟蒙與重塑，形成了新的平等觀、政治觀、民族觀、世界觀，形成了新的意識、價值、感覺和氛圍，極大激發了中國各階級人民群眾的革命、建設的主動性，誕生了新中國的人民的政治主體性。這一套政治和文化的價值體系，不一定完美，但已經非常完整和深厚。

恰恰是在長期的深入民眾的革命實踐中，才能誕生這樣的中國人民的政治主體，才能誕生第三世界的人民主體性。作者在書中也分析到，美國威爾遜總統在20世紀初葉所提出的「民族自決」等論述，並不包含真正的國際間的、民族與國家的平等。而包括史達林、甚至是列寧在內的社會主義革命領袖，雖然深入分析過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革命可能性，有過高屋建瓴地指導，但仍然是一種外部的思考和指導，並沒有真正形成類似於中國這樣的立足於最廣泛民眾的第三世界主體性。

作者在書中特別提到：「雖然在列寧與史達林的分析中，『東方』作為『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為被壓迫民族反抗鬥爭世界性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他們對這些在歐洲之外有著迥異社會經濟地理條件的民族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邏輯推論或是經驗論的層面」，他還進一步分析，「在史達林的表述中，我們還能感受到那種明確的差序觀念。在這種差序格局中，東方扮演著一個從屬性的角色。它是（在西方發生的）無產者世界革命鬥爭過程中『經過俄國革命』而新開辟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由此，作者立足於第三世界的立場，明確指出了第三世界自身的革命實踐的重要意義：「而真正確立十月革命以及整個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世界性意義的，則恰恰來自於廣大『東方』內部發生的革命實踐。」

回顧歷史，後來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沒有形成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人民立場，而是在錯綜復雜的歷史演變中，漸漸發展出一定的霸權性。我們或許可以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三世界意識都沒有完成，因為沒有漫長的在廣泛的底層民眾中進行革命動員、政治重塑和文化重建的艱苦歷史。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有著深刻的馬列主義思想指導和人民立場，但沒有像中國革命那樣，輾轉於最廣大的底層農村，形成中國的人民民主革命那樣的更為廣泛和深刻的人民性。正如作者在回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時分析的：「對於解放區的普通人民群眾來說，這一改造世界的過程，更是一場『認識世界』方法的巨大變遷。通過公共媒體討論、民主生活、政治教育、社會運動等多種形式，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兩者之間發生了有機聯繫，並進而形成了『人民』這一政治主體的主體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政權的探索、萬里長征以及長期的根據地建設，所具有的根本性意義。我們才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什麼是中國革命的經驗？如果採用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所做的最簡潔的歸納，即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以及作為黨的靈魂的群眾路線。黨的建設、批評與自我批評、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等等，具有深厚的內涵，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中比較薄弱、甚至普遍缺乏的。但從中，卻誕生了新的中國人民的主體性，誕生了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政治、文化根基，誕生了第三世界人民的主體性。

四

也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該書給人的第四個啟發——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民族解放與民族主義的重要意義，以及對當下「台灣問題」的啟示。

該書的「再造民族」一章，回溯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觀念變革的歷史，從「自治實驗與國家整合」、「國民革命中的『民族』與『自治』」、「作為世界體系的民族」以及「從萬里長征到第三世界」四個階段，來分析中國人民立場上的民族觀演變史。我們會發現，正是因為有了中共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長期實踐基礎，「新中國對平等的理解才得以超越民族/種族主義的局限，卻同時包容民族主義本身所體現出的政治與歷史價值。」這是一種迥異於原有的封建社會或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的平等觀、民族觀和世界觀。「而對於新中國的人民來說，國際主義精神是一個不斷被教育的過程。也正是在對國際主義時刻感知並就此不斷改造自身認知世界的方式的這一過程中，『中國人民』的主體性，才得以在『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這組辯證觀念中逐漸建立。」

特別指出這一點，是因為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常常想起我國台灣地區的思想家、作家陳映真先生。作為中國左翼革命的思想理論、革命實踐和組織精神的深刻傳承者，陳映真自七零年代末以來，即立足於海峽兩岸的人民統一立場，運用左翼革命理論，構建出一套深入的第三世界理論，並在八九十年代以來，帶領台灣地區的同志，參與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聯合與團結的相關實踐，對台獨思潮展開了長期的堅決而深入的鬥爭。

與陳映真有關的的思潮中，有兩種思潮在此值得提出。一是「左獨」派的「一島革命論」，認為台灣可以單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陳映真曾批判過；另外還有一種更值得警惕的思潮，就是台灣部分的左派（包括韓國的左派、第三世界論者），立足於他們建構的所謂第三世界立場，而架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民族解放和民族主義的歷史，他們認為，搭建一個第三世界的反帝、去殖民的理論或實踐，不需要通過民族國家（中國）這一媒介，而可以徑直由台灣地區進入「第三世界」的探索之中，更有甚者，淹沒在了反共、反中的意識形態洪流中，以反帝為幌子，逃避對美帝國主義霸權的客觀分析和深切批判，反而鸚鵡學舌，批判起了由美帝反共意識形態所臆想出來的「中華帝國主義」。由此，他們逃避了台灣的統獨議題，甚至在客觀上達到了支持台獨（獨台）的效果。

他們之所以產生這種認知，是完全不了解中國的第三世界革命實踐，及其新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辯證關係的緣故。這種思想，事實上與台灣史學界近年來極端扭曲的台獨史觀相呼應——即繞過中國史，將台灣史直接歸類於世界史之下。如今，台灣島內已經形成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的課綱體系、教學體系，與前述的所謂第三世界論在內在的史觀架構上，如出一轍。

台灣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後期，曾經有過高蹈而壯烈的人民民主革命探索，從歷史脈絡來看，這一探索基本與中國大陸的左翼革命的同頻共振、融為一體。無論是二三十年代的深受中共影響和領導的台共，還是四十年代後期迅速發展的中共在台地下組織（很多老台共參與其中），甚至是70年代以來直接或間接受到中共革命影響的統左派（以夏潮系、勞動黨等為主體），莫不如此。雖然他們受到新舊殖民主義的打壓和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的殘酷屠戮，但脈絡相延，形成了一條清晰連貫的歷史血脈。

我們由此可以進一步申論，海峽兩岸人民，從歷史、文化、民族、經濟、政治等各個層面來說，都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離開了兩岸的統一和中國人民的大團結，離開了「中國人民」的政治範疇，所謂的第三世界的探索，根本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本，沒有任何的現實政治可能性，也不存在任何的革命、政治、文化建設的根基，只會淪為一些左翼知識分子的空虛無根的知識生產和浪漫想像，沒有任何實際的歷史血肉。正如香港學者盧荻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反資本主義……更根本是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整體秩序、系統運作邏輯。而『中國人民』這個歷史範疇，其基礎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不僅是抵抗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資本主義秩序『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也即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而且是隨後至今抵抗著『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也即新殖民主義。這種抵抗正是今日台灣、香港各路自稱左翼要促進的運動所欠缺的，也正是從這一點可以判斷，『中國人民』的主權，其正義性遠遠超過台灣或香港的任何性質、任何形式的『自決』」（盧荻《台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先導與後繼》）。

況且，如果他們有更深刻的自覺的話，就會發現，這種離開中國的所謂獨立的第三世界論，本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化的所殘留的影響，台灣只會在「新殖民地化」的政治情境中，越走越遠，越走越扭曲。

五

當然，我們也應該特別指出，台灣及其殖民地歷史經驗，在中國的第三世界人民立場的探索中，具有特殊的意義。

台灣學者趙剛在《台灣、大陸與第三世界——陳映真的歷史視野》一文中曾特別分析過：「這個被陳映真早就提出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觀點，對中國大陸的知識狀況，是否有任何意義呢？我認為是有的。特別是萬隆會議以來的三、四十年間，一直把自身在觀念上置放於『第三世界』的中國大陸知識主流，其實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第三世界身份，因為它基本上沒有被殖民過。因此，台灣的長達半世紀的『殖民地經驗』，對中國大陸的知識界的意義或許就在於藉由『殖民』作為一個中介所得到的對台灣人民與社會的理解，作為方法，進而建立一種比較貼近大多數第三世界社會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狀況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觀點。也就是說，將這個『台灣經驗』內在於中國的當代思想的起始感覺中，庶幾可以建立一種比較堅實、比較內在的第三世界觀點——可以更內在地理解韓國、越南、沖繩、印度，乃至非洲大陸。」

事實上，毛澤東在上世紀30年代就分析過中國存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種種狀況，並從革命的視角做過深入分析。中國大陸並非沒有「前殖民地」的經驗（如中國東北，或抗日戰爭時期的日據地區，租界等等），但趙剛所指出的「台灣經驗」的重要性，是非常有見地的。港、台近年來興起的自我扭曲的「戀殖」氛圍，以及極端民粹主義、沙文主義地「反中」、「反共」，是「前殖民地第三世界」中所有矛盾、病態因素的深化和凝結，集中展示了新舊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人民的傷害之深，呈現了當下世界與中國的最內在、最尖銳的問題。

說到底，第三世界內部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尤其是各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深淺程度不一，第三世界的大團結和主體誕生，仍然是非常漫長的過程，這是一個遠未完成的主體。二十多年前，在與韓國作家黃皙英的對話中，陳映真曾說，「第三世界」是相對於「帝國主義」的概念，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三世界」概念就有其存在的現實基礎和理論上的必要性。陳映真指出，現今帝國主義進入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構造」時期，「全球化構造」正是帝國主義演變的新階段，他認為：在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民主表像下隱藏的是新的不平等和世界日趨兩級化發展的事實，全球化時代世界進入了「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階段（黃皙英、陳映真《全球化架構下第三世界文學的前景》）。

在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俄烏戰爭的背景下，在美國的新帝國主義霸權逐漸衰落、卻又依舊橫行天下的現實中，我們閱讀《新世界》一書，回憶陳映真當年的思考與實踐，就有著特別的意義。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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