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8期，經作者授權轉載。

【上篇】：李勇｜在理想的挫折面前——生命晚景中的尉天驄、劉大任、陳映真（上）

陳映真在南勢角故居書房。（圖片來源：陳文發攝影，2001年）

三、陳映真：幻滅與堅持

陳映真去世後，劉大任將陳映真寫給他的那封信（包括其他通信）發表在《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陳在信中首先談到了他讀到劉專欄後「心中很受觸動著數日」，又談到了一年前他心臟手術時的生死時刻，接著便談到了他們當年的齟齬：

當年你回大陸後的幻滅，碰上我初初出獄時的激越，話說不到一起，是十分自然的。我入獄最大的震撼，是和我往日只在耳語中聽到的歷史中幸活的真人相值。刑死者往矣，在綠島見到的人都是一九五〇～五二年抓進去而倖免一死被判無期或十五年以上的人。七〇年送到綠島，他們已坐了十八～二十年的牢，藉放風時間，從他們聽見了一時代的風雷，全是真人實事。一九七五年出獄，他們許多人因為屬於「奸匪」有據，不在特赦之列。出獄那個暗黑的淩晨，我誓約要為那些囚系不知底於何時的朋友而活……^注20

陳映真獄中的「奇遇」，這並非他第一次談到。在《後街》中，他更是深情激越地寫道：「在那個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監獄，啊，他終於和被殘暴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在押房裡，在放風的日日夜夜，他帶著無言的激動和喟歎……會見了早已為故鄉腐敗的經濟成長所遺忘的一整個世代的人。」^注21獄中七年，是陳映真的「精神秘史」，而和老政治犯的相遇，則是解開他後來大半生思想、行為的「密匙」。它不僅延續了他入獄前便開始的「左」傾精神脈動，而且使他更為堅定。關於入獄，陳映真曾多次談到，但所談幾乎都止於這次「奇遇」，此外還遭遇過什麼，則諱莫如深。入獄的險惡，外人實難體味，但與被捕擦肩而過的劉大任卻曾談到它的「恐怖」——在陳映真被捕後的一兩年，他都做著被追捕的噩夢；和陳同案的吳耀忠，因酗酒去世；其他人雖刑罰不盡相同，但人格、人生都打上難以磨滅的烙印。然而，就是這樣恐怖的經歷，卻並不曾改變陳映真，可見「奇遇」的激勵之大。

但1975年帶著這份激勵出獄的陳映真，卻發現世界已發生了滄海桑田之變。彼時的臺灣因土地改革、美國和日本援助已實現了社會轉型和經濟騰飛。在這個富裕化的時代，陳映真遭到了致命打擊。打擊大致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革命歷史被遺忘——在《趙南棟》中，當年的革命者葉春美從獄中歸來，但「時間、歷史、社會的變化，已經使回到故里的她，在她的故鄉中，成了異國之人」；第二，是資本主義商業化的打擊——這一點集中展現於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第三，則是「文革」理想的受挫——據《我在臺灣所體驗的文革》一文所記，陳映真入獄前曾對「文革」寄寓理想，當年他偷聽大陸廣播，接觸到1963年開始的中蘇共論戰，並受到中國共產黨反「蘇修」的持續革命論的影響，所以「文革」爆發後，他便從「持續革命」和「反修正主義」的角度看待、擁護那場運動。^注22但出獄後，「文革」真相傳出，給他以沉重打擊。^注23

在理想幻滅、現實打擊面前，陳映真又是如何應對的呢？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顯然要放置於前述三重危機的背景下進行。我們看到，從1975年發表《試論陳映真》到1982年發表《萬商帝君》，此間的陳映真一邊進行自我精神梳理，一邊以一種更徹底的理性化的姿態向危機作戰：批判臺灣商品化、知識份子民族立場喪失，加入「鄉土文學論戰」……這些都是以一種正面相值的方式向危機作戰。這正面作戰是激越而振奮的，這可能也與陳映真當時的處境和心境有關——在左翼思潮高漲的1970年代，他雖面臨危機，但並不孤獨。然而1980年代之後，「台獨」思潮蜂起，「鄉土文學」陣營分裂，加上社會承平日久，知識份子批判意識鈍化，陳映真日陷孤獨。可能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入獄的「奇遇」更激起他的眷念，這便有了1980年代的「《鈴鐺花》系列」。在這三篇作品中，讓人印象最深的其實不是對「白色恐怖」歷史的呈現，而是那種革命理想被湮沒的悲愴，以及在悲愴中煥發出來的繼承革命遺志的決絕與壯烈。

在獄中「奇遇」的激勵下，陳映真以更積極地介入各種社會文化實踐的方式，接續起他入獄前便已開始的精神脈動。但臺灣社會卻在以更迅猛的態勢反向前進：1979年「高雄事件」發生，一個時代的左翼風潮走向終結。而在大陸，一個新的時代也正降臨。陳映真由此也真正陷入了孤獨。1983年8月陳映真赴美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遇到了王安憶，那是他第一次見到一直寄予深情的大陸作家，但見面後的交流卻沒有期望的美滿，王安憶回憶說，當她操持著當時大陸流行的「個人主義」「人性」「市場」等話語敘說時，陳映真的回應是「極度不耐煩」。^注24這種「極度不耐煩」所折射的可能正是他當時的失望、孤獨。

在這種處境下，也許是覺出了文學無力，陳映真更多走向了行動。創辦《人間》、參與創辦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創盟主席、介入統獨論戰……他「一意孤行」，逐漸成為許多人眼中的「異類」。尉天驄說：「就在這一階段，一九八八年臺灣的『中國統一聯盟』成立，他當選第一任主席，一九九〇年，他率團訪問中國大陸，會見了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在官方的陪伴下參觀了很多建設，這些物質方面的成果，又再一次重燃起對於共產世界的執著。」^注25

尉對陳的不滿，既有關陳映真的中國立場，又牽扯到他的共產主義信仰及其理想主義姿態。陳在1970年代末經歷了艱難的自我精神調整，但這種「調整」更多的是面向歷史（如「文革」），在面對現實（改革開放）方面，他面臨的困難可能更大。因為他既要在改革開放的新現實中發現他決意要為之終生奮鬥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可能，又要在這一新現實面前重新思考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熟悉陳映真者都知道，陳對改革開放是有過批評的，不過仔細看來，他的批評主要針對的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貧富分化等具體問題，而「對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基本上是贊同的」，而且他晚年通過切身觀察和體驗，也認識到改革開放的成就，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克服「問題」的努力，同時在他的視野中，改革開放的成就和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之間也存在著必然聯繫。^注26

如此，新中國「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在陳的視野中便取得了一種內在一致。這種對新中國歷史與現實的認定，也構成了陳後半生中國立場的堅實基礎。而他的這種中國立場，又緊密關聯著更深在的共產主義理想——這個曾遭幻滅卻一直在尋求重建的理想，而今就寄寓在這個「中國」之中。但這個「中國」在當今世界卻面臨巨大威脅——這便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力量，它曾主導了戰後中國「內戰—冷戰」的格局，現在又以一種新的更綿延的方式（消費主義、新殖民主義）演變、滲透。在陳映真出獄後的思想中，不管是消費主義批判、台獨批判、第三世界理論，它們共同的、根本性的指向就是——美國。在他看來，美國就是第三世界的「元問題」。這種認識來自他宏觀的社會歷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視野，這是他青年時代便服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賦予他的。在這一視野下，他首先看到的是中國一百多年來被壓迫和剝削的歷史，所以他認為「臺灣的左翼應該以克服帝國主義干預下的民族分斷，實現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統一為首要的顧念」，歷史和現實的中國雖存在「問題」，「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它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注27

這種認識和立場，是陳映真的社會歷史理性賦予他的。但這種宏觀的民族本位的左翼立場和觀點，對崇美崇日、趨向分離的戰後臺灣知識份子來說卻是格格不入的，對於「告別革命」追求普世價值的新時期一些大陸知識份子來說也是陳舊過時的。所以，隔膜也就在所難免。與大多數人從否定左翼到重新發現左翼不同，陳映真是一直堅定而孤獨地值守著他的左翼理想的——不僅以文學和思想，更以行動。和一般知識份子不同的是，陳映真不僅是個文學家和思想家，更是一個行動者，所以他的思想不僅僅考慮批判，還要考慮批判的「效果」，不僅僅考慮「人」（這是他精神思想的根基），還要考慮「人」置身其中的社會、歷史、政治。這樣，他便不能不保持他那個「宏觀的社會歷史視野」，這個視野不一定能夠揭示全部真理，但在近四十年來的中國臺灣和大陸，它顯然是一度被失落的。

這個視野是如何失落的？尉天驄對陳映真的批判也許暗含著答案。如前所述，他的批判與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受挫所致的左翼轉向有關，表現於尉便是他基於人性自由對陳理想主義社會政治追求的否定——這種否定對新時期之後的大陸知識份子來說應該再熟悉不過。我們並不否認，批判是出於對歷史的反思，但反思歷史是否意味著要否棄理想？在世界左翼運動陷入低潮而反烏托邦思潮大行其道的今天，人們津津樂道於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津津樂道於以賽亞·伯林、卡爾·波普爾、漢娜·鄂蘭的思想和言論，卻忽略了：這些言論和思想其實只是在對一種受挫的事業提出批評，但這是否意味著要取消這「事業」背後的理想以及追求這理想的衝動？

更關鍵的問題是，它能夠取消嗎？以賽亞·伯林是20世紀著名的反烏托邦主義的思想家，他認為人類對「完美的社會」的渴念起於「一個柏拉圖式的理念」：「首先，像在科學中一樣，所有真正的問題都應該有且只有一個真正的答案，而其他的答案都是錯誤的；其次，必定有一條可靠的途徑導向這些真理的發現；第三，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了的話，必定彼此相洽、俱成一體，因為真理不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但伯林認為，這種觀念是存在問題的。首先，不同的人群、文化、價值必然會存在衝突；其次，「真正的答案」即便理論上存在，在追尋過程中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的「障礙」——人性。在這種情況下，相信真理是唯一的，便會導致「一元論」的恐怖。^注28

但伯林在批判烏托邦觀念的同時也承認，「烏托邦」起於人類改造不美好現實這樣「一個非常古老的夢想」。那麼，既然現實不如意，理想又不可能，我們該怎麼辦呢？伯林認為：「明確的答案是找不到的。不過，衝突即便不能避免，卻有可能緩和。各種意見可以平衡、折中……讓饑者有其食、寒者有其衣、病者得治、無家可歸者有避難的居所，這些事情……應該優先考慮」，「最起碼的公共義務，就是要避免極端的痛苦。」由此他認為應該「維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以此來防止陷入絕境」。而要維持這種平衡，他認為是可能的，因為「在漫長的時間歷程中，不同社會的人們早已有過大量的廣泛的共識」^注29。

伯林反思烏托邦主義的重要參照便是俄國革命的失敗。^注30但伯林的反思主要是從「觀念史」角度進行的，實際情形卻往往容不得太多選擇，而且人心的力量難以泯滅——從理想主義的後果去否定理想和對理想的追求，這合適嗎？可能嗎？雅各比便痛心地說，在今天的時代「我們日益被要求在現狀或某種更加糟糕的東西之間做出選擇。其他的替代物似乎根本不存在」，「堅信未來將會比現在更加美好的這種信念已經消失了」。^注31理想受挫後，除了否棄理想，是否還有其他路走？今天慣常的歷史判斷總是將烏托邦與集權主義聯繫在一起，這是否公平？雅各比便認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針對的是美國的消費主義而不是史達林的獨裁主義」，而「納粹主義幾乎沒有東西看起來是烏托邦的」，所以他說，對待歷史「我們要更加小心謹慎，我們要使用解剖刀，而不是挖掘機」。^注32

雅各比所主張的對待歷史的態度是發人深省的。在流行的主流歷史判斷面前，我們為什麼不能反躬自省：是否可以一邊審慎地反思歷史，一邊保持理想？當伯林提出「不穩定的平衡論」時，他心目中這個「不穩定的平衡」世界中是否有理想主義者的一席之地？如果我們承認當今世界還存在不完善、不美好，那麼這是因為理想主義者太多，還是太少？更緊要的問題是，伯林認為「不穩定的平衡」的基礎是人們有「大量的廣泛的共識」，可是這樣的「共識」真的達成了嗎？「共識」需要辯論、博弈才能達成，但對這個世界上的一些民族、國家和人群來說，他們獲得這種辯論、博弈的權力了嗎？

在陳映真眼裡，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他的宏觀社會歷史視野中，他看到的是那些「在輝煌中『暗暗地』貧乏」的民族、國家和人群，^注33所以他選擇在理想幻滅處繼續出發，而不是像尉天驄那樣頹然轉向。說尉天驄「頹然」也許並不準確，在和劉大任對談時，他一邊批評陳映真的理想主義，一邊肯定劉大任：「我看見到他人生態度的轉變，後來開始養花、寫家庭生活」，「大任已經從政治的大環境回到細微的生活之中」。頹然者還有痛苦，而怡然於細微生活樂趣者，是沒有痛苦的。其實，尉天驄所肯定的「人生態度轉變」的劉大任，無非只是他的自況罷了。然而，這樣的人生態度轉變，陳映真是絕然無法認同和接受的。早在1984年接受訪談時他便說過：

全世界已建立了制度的社會主義社會，有的失敗了……有的問題重重。全世界的左翼知識份子都經歷著幻滅、低潮、反省和探討的過程。……詳細描寫這幻滅與反省，對於我的政治處境是有利的。但恰好是因為這樣，我卻特別不願去談它。它是苦痛的，是對自己的嚴肅的批評。誇誇然議論著自己的幻滅和對於使自己幻滅的事物痛加責備，且洋洋然以為前進，其實是道德上的弱質吧。^注34

不僅陳映真不認同，劉大任也不認同。在《遠方有風雷》中，「我」探究父親雷霆的一生，就是為了解答他「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活」，而在中國近現代史中走過來的雷霆，他左翼的人生選擇顯然帶有歷史必然性。而當「告別革命」的時代來臨後，他令人淚下的孤獨、淒寂（晚年在家裡雕刻戰友們的雕像），也充分顯現了劉大任對理想的追念。

結語

其實，綜觀三人對待「理想」的態度，「不夠堅強」的劉大任可能更代表了大多數人，而他理想受挫後的失望與不甘，更是人們常有的心態——這心態不正證明了人心不死？這樣看來，伯林的答案確實有些過於「灰暗」了，它否定的是根本改變的可能，是人心底的希望。伯林視人性為「更為實際的障礙」，但人性真的沒有希望嗎？倫理學上的「真理」真的不存在嗎？同樣也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羅素便承認，自由主義者對烏托邦思想的反駁並不是完全能立得住腳的，他說伽利略當年少有人同意的見解後來獲得了差不多舉世的擁護，「在倫理方面，偉大的宗教導師也有某些類似的情形」。他認為，在倫理問題上有人能提出一種大多數人共同的理想，這不是不可能的。^注35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陳映真就一定是這種掌握真理的人。但假如說「真理」是難以掌握的，那麼我們至少可以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不停下腳步。而陳就是這樣一個人：當大多數人在理想受挫後放棄理想，他還在堅持——不僅用思想，更用行動。這樣的陳映真，可以讓我們想到很多……陳映真晚年曾說：

對於一個在一九三七年出生的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和對於在冷戰與內戰構造下被分斷的祖國的嚮往，是相互血肉相連地相結合的，也從而使我度過了飽受各種壓抑和坎坷的半生。^注36

其實，他完全可以像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一樣，選擇一種輕鬆舒適的方式度過一生；也可以像尉天驄和劉大任那樣，選擇一種「靈活變通」抑或富有張力的，並不如此緊張的方式對待理想。但他卻篤定於年輕時便選定的人生方向，堅持走完一生。

尉天驄、劉大任、陳映真在理想幻滅後對待理想的方式，展示了三種不同的人格，也讓我們見識了一代知識份子的精神衝撞。對於中國當代知識份子來說，這是值得銘記和深思的。

【注釋】
注20：劉大任：《五封信》，《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2017年第13卷第6期。
注21：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3、26頁。
注22：陳映真：《我在臺灣所體驗的文革》，《陳映真全集》（15），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頁。
注23：1979年接受訪談時，陳映真曾說：「近一年來，大陸的資訊，空前大量地出現在臺灣的電視上、報紙、雜誌上。……我一貫不相信這些，總是打個五、六折去讀，去看。然而，我終於覺得不對頭……這半年來，我一直處在慢性的思想苦悶裡頭。」參見陳映真《答友人問》，《陳映真全集》（4），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頁。
注24：參見王安憶《烏托邦詩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頁。
注25：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INK印刻文學2011年版，第218、218～219、 252頁。
注26：陳映真1991年、2005年發表的《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誤而裹足不前」》等文章對此有詳細描述，呂正惠對這個問題有專門分析。參見呂正惠《陳映真：一個偉大的知識份子》［原文題為《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上、下篇），最初發表於微信公眾號「亞際書院」］，可參考。
注27：同21。
注28：［英］以賽亞·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嶽秀坤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17～19、21～24頁。
注29：同注28。
注30：《扭曲的人性之材》發表於1990年，伯林開篇便提到，「俄國革命及其後果」是20世紀人類歷史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英］以賽亞·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嶽秀坤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注31：［美］拉塞爾·雅各比：《烏托邦之死——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姚建彬等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頁，前言、中譯本序頁。
注32：同注31。
注33：同注20。
注34：韋名：《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陳映真作品集》（6），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
注35：［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59～160頁。
注36：陳映真：《「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陳映真全集》（22），台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頁。

◎作者：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8期，經作者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1960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
‧ 陳映真的真，是什麼真
‧ 重尋陳映真先生的精神底蘊
‧ 為什麼讀陳映真？
‧ 高盧雞鳴 庚子生辰自壽兼懷大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