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中)
老人的去世代表台灣島內為了新中國的建立而參加革命的人,已經全部被肅清了,而他們卻留下了一個孫子。陳映真的大幸,或者陳映真的不幸,在於:他竟然成了那一場大革命在台灣僅存的「遺腹子」。他不是革命家的嫡系子孫,他的家裡沒有人在白色恐怖中受害。他憑著機緣,憑著早熟的心智,憑著意外的知識來源,竟然瞭解到當時台灣知識青年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的歷史的真相。
三
因此可以說,陳映真早期小說一直沒有人真正讀懂過,一直到最近幾年趙剛的陳映真研究陸續發表,情況才有所改變。趙剛發現這些小說隱藏著「秘密」,他對陳映真幾篇小說的精細解讀,完全改變了我對早期陳映真的印象。在他的啟發下,我仔細重讀了陳映真三篇非常重要的散文〈鞭子與提燈〉、〈後街〉、〈父親〉,就有了更深的體會。基本上我們可以斷定,陳映真一生思想的根底在1960年就已成形了,以後只是不斷發展、不斷深化而已。
陳映真的第七篇小說(1960年發表的六篇小說中的最後一篇)〈祖父和傘〉是最具關鍵性的一篇。這篇小說表面看起來非常簡單,但從來沒有人瞭解其深層的意義,是趙剛首先提出了正確的解釋(5)。那個躲到深山裡默默地做著礦工養活孫子的老祖父,其實就是逃亡到深山中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他因為過度傷心而去世。那個孫子,小說的敘述者,其實影射的就是陳映真本人。老人的去世代表台灣島內為了新中國的建立而參加革命的人,已經全部被肅清了,而他們卻留下了一個孫子。這實際上是暗示,當時才二十三歲的陳映真完全知道這一批人的存在,也完全理解白色恐怖的意義──台灣殘存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保護之下終於存活下來,而台灣民眾從此就和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斷絕了任何聯繫,其中存活下來的、還對新中國充滿了期盼的人可能永遠生活在黑暗與絕望之中,再也見不到光明(6)。
這樣講絕對不是捕風捉影。陳映真曾經提到,小學五年級時有一位吳老師,從南洋和中國戰場復員回到台灣,因肺結核而老是青蒼著臉,有一天為了班上一個佃農的兒子摔過他一記耳光。1950年秋天的某一天半夜,這個吳老師被軍用吉普車帶走了(7),陳映真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在早期的〈鄉村的教師〉和晚期的〈鈴璫花〉裡都有他的影子。陳映真還提到,他們家附近曾經遷來一家姓陸的外省人,陸家小姑「直而短的女學生頭,總是一襲藍色的陰丹士林旗袍。豐腴得很的臉龐上,配著一對清澈的、老是漾著一抹笑意的眼睛。」這個陸家小姑幾乎每天都陪著小學生陳映真作功課,還教他大陸兒歌,陳映真放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書包去找陸家大姐。這一年冬天,這個陸家大姐也被兩個陌生的、高大的男人帶走了(8)。這一年陳映真考上成功中學初中部,每天從鶯歌坐火車到台北上課(成功中學離火車站不遠),「每天早晨走出台北火車站的剪票口,常常會碰到一輛軍用卡車在站前停住。車上跳下來兩個憲兵,在車站的柱子上貼上大張告示。告示上首先是一排人名,人名上一律用猩紅的朱墨打著令人膽顫的大勾,他清晰地記得,正文總有這樣的一段:『……加入朱毛匪幫……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9)』 」我們可以想像,陳映真看到這些告示時,一定會想起他所敬愛的吳老師和他所仰慕的陸大姐,而他們都是他幼稚的心靈中的大好人,這些大好人也加入了「朱毛匪幫」,那麼,把他們「明典正法」的那個政府又會是怎麼樣的政府呢?
1957年5月,還在成功中學高中部讀書的陳映真,自己打造了一個抗議牌,參加「五二四」反美事件。「不數日,他被叫去刑警總隊,問了口供,無事釋回。」 據陳映真自己說,他這一舉動「純粹出於頑皮」 (10),但一個毫無政治覺悟的高中生再怎麼頑皮,也不會做出這種事。進入大學不久,創辦《筆匯》的尉天驄向他邀稿,因此在1959─60年之間他寫了七篇小說。對於這個創作機緣,陳映真這樣回顧:
感謝這偶然的機緣,讓他因創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偵探和恐怖的天羅地網中,思想、知識和情感上日增的激進化,使他年輕的心中充滿著激忿、焦慮和孤獨。但創作卻給他打開了一道充滿創造和審美的抒泄視窗。(11)
這實際上是說,在反共的恐怖氣氛中,他的思想早已激進化,他年輕的心中充滿了激忿、焦慮和孤獨,因為寫小說,才有了宣洩的視窗。所以這段話說明瞭陳映真的政治覺悟是非常早的。
從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一直循著激進的、社會革命的道路往前推進,其頂點就是新中國的建立。台灣,作為被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它的最進步的知識份子不但瞭解這一進程,而且還有不少人從各種途徑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之中。
這樣的歷史發展,在一九五O年以後的台灣,完全被切斷了。首先是美國第七艦隊強力介入台灣海峽,斷絕了台灣和革命後的中國的聯繫,其次是國民黨政權在島內大舉肅清左翼分子,完全清除了革命的種子。這樣,台灣的歷史從空白開始,隨美國和國民黨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台灣的社會,尤其台灣的青年知識份子,在那兩隻彼此有矛盾、又有共同點的手的聯合塑造下,完全和過去中國現代革命史的主流切斷了關係。慢慢的,他們把那一段革命史,在別人的指導下,看成是一場敗壞人性的群魔亂舞。
陳映真的大幸,或者陳映真的不幸,在於:他竟然成了那一場大革命在台灣僅存的「遺腹子」。他不是革命家的嫡系子孫,他的家裡沒有人在白色恐怖中受害。他憑著機緣,憑著早熟的心智,憑著意外的知識來源,竟然瞭解到當時台灣知識青年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的歷史的真相。從白色恐怖到高中階段(1950─57),他模模糊糊意識到這一切;他開始寫小說時,對這一切已完全明白,這時他也不過是個大學二、三年級的學生,只有二十一、二歲(1958─9)。作為對比,我可以這樣說,這個時候我十歲左右,還是一個一無所知的鄉下小孩,而我終於完全理解陳映真所認識的歷史真相時,差不多是四十二歲,也就是1990年左右,那時候我已被朋友視為「不可理解」,而陳映真的無法被人理解,到那時已超過了三十年。他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具有極佳的才華的年輕人,你能想像他是怎麼「熬」過這極端孤獨的三十年的。我覺得,陳映真的藝術和思想──包括他的優點和缺陷──都應該追溯到這個基本點。
瞭解了這個關鍵,我們就可以讀懂陳映真早期另外三篇小說。在第一篇小說〈麵攤〉(1959年9月發表)中,首善之區的西門町,在亮著長長的兩排興奮的燈光中的夜市裡,卻徘徊著一小群隨時在防備裡警察的小攤車。這是遊走在都市中心、每天為生活所苦的邊緣人物,在這一群人物中,陳映真設計了一個患著肺癆病、經常抱在媽媽懷中的小孩。這小孩在一串長長的嗆咳、吐出一口溫溫的血塊之後,
黃昏正在下降。他的眼光,吃力而愉快地爬過巷子兩邊高高的牆。左邊的屋頂上,有人養著一大籠的鴿子。媽媽再次把他的嘴揩乾淨,就要走出去了。他只能看見鴿子籠的黑暗的骨架,襯在靛藍色的天空裡。雖然今天沒有逢著人家放鴿子,但卻意外地發現了鵒籠上面的天空,鑲著一顆橙紅橙紅的早星。
「……星星。」他說。盯著星星的眼睛,似乎要比天上的星星還要晶亮,還要尖銳。(一,2) (12)
這裡的「橙紅橙紅的早星」其後又出現了三次,我以前完全沒有留意到,而趙剛卻敏銳地發現了。前後出現四次的 「橙紅橙紅的早星」絕對不是毫無意義的意象,趙剛說它暗示了不久前在海峽對岸升起了五星旗(13),我是完全贊成的。
在隔了幾段之後,陳映真描寫小孩坐在攤車後面,懷著亢奮的心情,傾聽著喧嘩的市聲,觀察著在攤車前吃著點心的人們,
他默默地傾聽著各樣不同的喇叭聲,三輪車的銅鈴聲和各種不同的足音。他也從熱湯的輕煙裡看著檯子上不同的臉,看見他們都一樣用心地吃著他們的點心。孩子凝神地望著,大約他已然遺忘了他說不上離此有多遠的故鄉,以及故鄉的棕櫚樹;故鄉的田陌;故鄉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橋了。
(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些,他應該記得故鄉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顆橙紅橙紅的早星的。)(一,4)
把前後兩段文字加以對比是很值得玩味的。小孩因為年紀還小,不曾看過鄉下的晚夏「也有一顆橙紅橙紅的早星」,而他只注意到城市天邊的那一顆,這是什麼意思呢?也許陳映真要說的是,五星旗所代表的希望曾經在台灣鄉下閃爍過,後來(在恐怖的肅清後)熄滅了,現在只有這個患著重病的小孩,還能在鬧市中注意到滿懷人類希望的這一顆星。這個患著肺病的小孩,很明顯暗中呼應著魯迅著名小說〈藥〉裡的華小栓(14)。這樣,他就成為病弱的中國的象徵。現在革命成功,但台灣只能隔著海峽遙望天邊的這一顆橙紅的早星;但它既存在於對岸,就永遠寄託一種希望。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就以如此隱晦的方式懷想著革命成功後的新中國,以前有誰能夠以這種方式閱讀這篇小說?趙剛的發現和解讀真是令人讚歎。
接著我們再來分析陳映真的第四篇小說〈鄉村的教師〉(1960年8月發表)。青年吳錦翔,出生於日據時代貧苦的佃農之家,由於讀書,思想受到啟蒙,他秘密參加抗日活動,因此日本官憲特意把他徵召到婆羅洲去。萬幸的是,他沒有戰死、餓死,終於在光復近一年時回到台灣,並被指派為家鄉一個極小的山村小學的教師。
由於台灣回到祖國懷抱、由於戰爭的結束和自己能夠活著回來,吳錦翔以最大的熱情投身於教育之中。陳映真這樣描寫吳錦翔的思緒:
四月的風,糅和著初夏的熱,忽忽地從窗子吹進來,又從背後的窗子吹了出去。一切都會好轉的(15),他無聲地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憲的壓迫將永遠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一,36)
這個吳錦翔是日據時代左翼知識份子的嫡傳,既關懷貧困的農民,又熱愛祖國,陳映真寫出了這一類人在光復初期熱血的獻身精神。
然而,國民黨政權令人徹底失望,激發了二二八事變,不久,中國內戰又全面爆發,戰後重建中國的理想化為泡影。吳錦翔終於墮落了,絕望了,最後割破兩手的靜脈而自殺。
當然陳映真只能寫到內戰爆發,他不能提及國民黨在內戰中全面潰退、新中國建立、國民黨在美國保護下肅清島內異己分子等等。現在的讀者可以推測,吳錦翔的自殺決不是由於內戰爆發,因為吳錦翔的形象來自於陳映真的小學老師吳老師,而吳老師是在1950年秋天被捕的。小說中的吳錦翔如果要自殺,決不是因為內戰爆發,而是由於美國保護國民黨,國民黨在台灣進行徹底的反共肅清,他已被活生生地切斷了與中國革命的聯繫。由於冷戰體制的形成,台灣的命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能會有改變。這樣,生活在新的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台灣,跟祖國的發展切斷了所有的關係,這樣的生命又有何意義呢?但是陳映真不可能這樣寫,只好說吳錦翔因為中國內戰而絕望自殺。從這篇小說的情節設計方式可以看出,陳映真如何以曲折、隱晦的方式來表達他思想上的苦悶。
比〈鄉村的教師〉只晚一個月發表的第五篇小說〈故鄉〉,把類似的主題重寫了一遍,但採取了另一種情節設計。小說敘述者的哥哥,是一個充滿了基督教博愛精神的人,從日本學醫回來以後,完全沒想到要賺錢,「白天在焦炭工廠工作得像煉焦的工人,晚上洗掉煤煙又在教堂裡做事,他的祈禱像一首大衛王的詩歌」(一,50),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他的家庭原本尚屬小康,但由於父親突然過世,一下子淪為赤貧,哥哥由於受到這樣的打擊,墮落成一個賭徒。作為小說敘述者的弟弟,曾經非常崇拜他的哥哥,由於哥哥的墮落,他在遠地讀完大學以後,一想到又要回到這個家,非常痛苦。他心裡一再吶喊著:
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一,57)
這一篇小說無疑部分表現了陳映真養父突然去世時,家中慘澹的景象。但對照著〈鄉村的教師〉來看,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造成哥哥墮落的真正原因不是家庭的破產,而是白色恐怖之後理想主義者的被消滅。哥哥和吳錦翔其實是同一類人,國民黨的肅清把他們拋擲在歷史的荒謬處境中,讓他們的精神陷於絕望,最後終於墮落了。哥哥和弟弟其實是同一個人的兩個分身,他們在五O年代那種恐怖的氣氛中,思想上毫無出路,所以最後弟弟才會痛心的吶喊,「我沒有家啊」!這是一個青年知識份子無助的吶喊。
分析了〈故鄉〉和〈鄉村的教師〉,我們再來回顧陳映真的第二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1960年1月發表),就會有另外一種體會。康雄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因為失身於一位婦人,感到自己喪失道德的純潔性而自殺。康雄和吳錦翔以及〈故鄉〉中的哥哥一樣,其實都因為新中國革命理想在台灣的斷絕而感到灰心喪志。這樣,陳映真早期七篇小說中的五篇,其人物和主題始終環繞著這種特殊歷史時代的幻滅感而展開。
陳映真思想上的絕望,只能藉助於他構設的情節,以幻想式的抒情筆法加以表現。只有這樣,他知識上的早熟和青春期的熱情與孤獨才能找到宣洩之道。我想,跟他同一世代的小說家,沒有人經歷過這種「表達」的痛苦──他不能忍住不「表達」,但又不能讓人看出他真正的想法,不然,他至少得去坐政治牢。
【注釋】
[5] 見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頁76─82,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9月。
[6] 2009年11月21─22日交通大學舉辦「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當時我提交的論文是〈歷史的廢墟、烏托邦與虛無感──早期陳映真的世界〉。那個時候我還不能精確的掌握到真正的關鍵:早年陳映真的絕望感主要是來自於他和新中國完全斷絕了聯繫,他幾乎只能在黑暗中想望著正在走向光明的那個新中國。那時候我唯讀了趙剛前最早的兩篇文章,問題看得不夠清楚。又,我的文章後來收入陳光興等主編《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雜誌社,2011年11月。
[7] 見陳映真〈後街〉一文,《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頁52,洪範書店,2004年9月。
[8] 見陳映真〈鞭子與提燈〉一文,《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頁10─11,洪範書店,2004年9月。根據〈後街〉所述,陸大姐的哥哥也在台南糖廠同時被捕。
[9] 見陳映真〈後街〉一文,《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頁52,洪範書店,2004年9月。
[10] 同上,頁54。
[11] 同上,頁56。
[12] 本文引用的陳映真小說,均為《陳映真小說集》六卷本(洪範書店,臺北:2001),並隨文注出處,中文數字表示冊數,阿拉伯數字表示頁數。
[13] 趙剛對〈麵攤〉的詮釋,見趙剛《橙紅的早星》頁33─52,人間出版社,2013年4月。
[14] 陳映真熟讀魯迅的《吶喊》,他曾對友人簡永松說,〈阿Q正傳〉他讀了四十九遍,見簡永松〈緬懷和陳映真搞革命的那段歲月〉,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等《左翼的追思──悼念陳映真文集》,2017年1月7日。關於陳映真在意象的使用上如何受到魯迅影響,請參看呂正惠〈陳映真與魯迅〉,見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頁222─30,北京三聯書店,2010。
[15] 「一切都會好轉的」一句,洪範版漏了「會」字,此處據《筆匯》初刊本補入。
◎本文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6期
◎文中圖片與注釋出處為微信公眾號「保馬」
1960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上)
1960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中)
1960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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